其实如果跟上篇文章（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中提到的柬埔寨万谷湖、台北康乐里相比，深圳与三亚的这些被驱逐者倒是有一个区别：境外的那些贫民区都位于主城区。像万谷湖几乎就在金边市中心，金边火车站和新总理府都在附近这一带。而康乐里则在台北繁华的南京路与林森路口附近。而在我国，主城区是绝不会容忍贫民的“违章建筑”有存在空间的。所以三亚“贫民窟”所在的凤凰镇、深圳这次驱逐的“紫金农场”所在的西丽街道，都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几年前为媒体报导的深圳“大梳理”，甚至发生在所谓的“关外”，即远郊区的原宝安县境内。
这使我们的主城区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除巴黎等少数例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都有更为华丽的外观——华丽得使许多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都瞠目结舌。这也使得我们可以自傲于那些主城区仍有贫民区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而且宣称出现“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但今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个说法在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即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中曾引起一场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之一恩格斯对宣传这个说法的蒲鲁东专门写了一本批判的书，即《论住宅问题》（1872年德文初版）。据我所知，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谈论住房与贫民窟问题的最详尽、最富理论性的专著。奇怪的是，它在我们这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里却鲜为人知。不过，过去这本书倒也读不出多少名堂，今天就不同了，读起来尤其耐人寻味。
关于贫民窟问题的论战
恩格斯对蒲鲁东在住房问题上进行了怎样的批判呢？
首先，蒲鲁东正是当时抨击资本主义（那时一般称为“现代”社会）的罪恶就在于造成城市出现贫民窟的典型人物。而恩格斯在书中第一页就明确反驳说：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恩格斯的看法——也不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得最严重（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237页）。
第二，蒲鲁东主义者认为，穷人租户处境的糟糕原因在于房主的苛刻，因此极力强调租户对房主的斗争，他们说“租户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而恩格斯则反驳说：“这完全不对。”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劳动力，这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资本家就是掠夺了这个剩余价值。而租户向房主支付的只是货币，属于“单纯的商品买卖”，与通常的“等价交换”并无两样。“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在恩格斯看来，穷人租户或富人租户，对于房主来说并无区别，租户即便是无产者，在租房时也“总是作为一个有钱人来活动的”。对于蒲鲁东们指责的房租暴涨，恩格斯也认为这是由于市场规律，有其不得不然之故。恩格斯认为，穷人租户的苦难是作为当时城市化基础的整个体制背景造成的。蒲鲁东大谈租户与房主的矛盾则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同上，第240-242页）。
第三，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大城市中的这种罪恶，使得新移民的处境不如农民，甚至不如“野蛮人”：“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因此，穷人进城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国家应当设法把他们固定在农村，以阻止他们大量进入城市。恩格斯对此尤为反感，他认为现代化“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蒲鲁东歌颂那种“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但恩格斯认为那不过是专制时代“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的奴隶而已。恩格斯回顾自己27年前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当时英国工人（就是进城不久的新移民，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农民工”）悲惨状况，包括恶劣的居住状况的揭露后说：对这一切当然应该抨击，尤其在他们不是因自由交易，而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强制“驱逐”出来时，更是应当斥责驱逐者干出的“无耻勾当”。但是恩格斯强调：“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特征是强拆贫民窟吗
既然贫民窟并非“现代”所特有，那么在穷人居住问题上，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特有的弊病何在呢？恩格斯说得很明确：那就是国家与开发商的合谋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同上，第244－245页）
欧斯曼（现在一般通译奥斯曼），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伯爵、巴黎市长。正是他以铁腕手段在巴黎进行了连续17年的“大拆迁”，拆掉了旧巴黎45%的房子，相当彻底地“清理”掉了巴黎市区的所有“贫民窟”，把大批穷人赶到远郊，使巴黎成为一个“世界最伟大的美丽都市”，其豪华奢丽的程度令世人惊为“奇迹”。笔者以后还要提到这位“铁腕伯爵”的故事，这里我们还是讲恩格斯。他似乎认为欧斯曼的做法当时是普遍性的：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在柏林或维也纳，到处都有欧斯曼。恩格斯说：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即清除穷人街区，以“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同上，第291-293页）。
总之，恩格斯的观点很鲜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独有特征并不是造成了贫民窟，而是出现富人驱逐穷人的现象，国家强拆贫民窟，为权贵与资本的利益摧毁穷人的家园，建设豪华城市，把穷人赶到郊外，乃至赶回（在蒲鲁东看来充满诗意的）乡间。而由这种“豪华城市”驱逐穷人造成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却比“贫民窟”更为严重。
恩格斯错了
但是这里我要说：恩格斯错了。事实上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铁腕伯爵”的故事是很难复制的。19世纪乃至以后的西方城市尽管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成就也斐然可观，但是像“欧斯曼的巴黎”那样在市区基本上消除了穷人栖身之地的，确实还是罕有其例。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左派朋友就可以举诸如伦敦的哈克尼、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柏林的纽克伦等例子谴责贫民窟的黑暗。而没有经历过专制时代、甚至连欧洲式贵族传统也阙如的美国，那就更与恩格斯说的恰恰相反：那里不但没有出现富人驱赶穷人的潮流，反倒是随着进城的穷人越来越多，全国最穷的群体不但都进了城，而且往往进踞市中心。尤其南北战争前几乎全是乡间苦力的贫穷黑人，获得自由后在一个世纪间几乎全部进了城，使黑人成为今天美国的一个近于“纯城居”的族群，而穷人也成为市区居民的主体，以至于反倒逐渐把富人挤了出去。当代的芝加哥、费城乃至首都华盛顿，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黑人城市。而美国的富裕中产社区和富人豪宅则迁往远郊、乡间。美国城市这种贫民居内、富人居外的特征，与巴黎自“欧斯曼改造”后遗传至今的奢华城市围绕贫民郊区的状况大异其趣。而今天初到美国大城市的我国同胞往往会感到这里的“落后”，并为我们城市的“超现代化”而自得，这时久居美国者则会告之以“中国之富在城、在首都；美国之富在郊、在乡下”……
于是，像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那样的国家就会以美国作为“无序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为其驱赶黑人的“白人城市化”政策辩护（确实，南非民主化以后他们的城市出现了“从北京变成底特律”的问题）。而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今天来写一本《再论住宅问题》，他想必不会再提什么欧斯曼：这小子与那些张口“不能轻易放过”、闭口“不补偿不安置”、把穷人从市区赶到郊区、近郊赶到远郊、乃至赶出辖县的主儿相比，真是太小儿科了。
一向如此，便对么？
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铁腕伯爵”难得一见，20世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地区，除了前述的当年南非外，多半也如此。康乐里与万谷湖的故事就不奇怪了。而中国则与众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主城区就没有贫民—新移民在栖身。但他们一般都在“城中村”、一些高楼的地下室和破旧的老胡同中，作为租户而存在。尤其是所谓的“城中村”通常“外来”租户集中，人数常十倍乃至更多倍于户籍房主，而且户籍房主往往另有居所，并不住在此地。因此在“城中村”改造或拆迁时，这些贫困租户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利益相关群体。
但是，在有关的利益博弈中我们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影。政府和开发商从来只是和户籍“村民”打交道。应该说这些年来这种交道的进步是很大的。与过去的一味强拆相比，如今的城中村拆迁虽然仍有强拆问题，但总的来说强制性确实在下降，补偿（或安置）标准虽然还不是自愿交易下的“市场价”，但补偿数额比过去确实大为提高，以至于“城中村改造要让村民满意”在一些案例中已经不是空话，而且“盼望拆迁”的情形也出现了。这都是可喜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不能惠及于那个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无当地户籍的贫困租户。“城中村改造要让村民满意”并不是让他们满意，补偿、安置标准再提高也与他们毫无关系。
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先行对他们实行“不补偿不安置”的强制驱逐甚至成为新形势下拆迁当局与户籍房主进行博弈的第一道程序。因为这些房子对房主的价值就是出租收益，先赶走了租户，房子租不成了，房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降低了。正好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些租户真要按“门槛”一量大都是不达标的“违章”租户，驱逐他们于是就更加“理直气壮”。一些地方在户籍村民接受拆迁协议前就以“查三证”、“查违章”名义大举“清理”租户，把他们“清理”了，户籍村民也就好对付了。
因此，最近三亚等地郊区“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贫民，强拆“贫民窟”，说是新闻，其实也算不上是新闻。因为市区里“改造城中村”一向就是这么干的，深圳也是如此。世纪之交改造了主城区的城中村，世纪初又拆光了原来近郊的“安置区”，到2004年前后开始驱赶“关外”原宝安县境内的贫民租户，一向都是实行“不补偿不安置”。只不过在市区“改造城中村”时对户籍村民补偿、安置政策的改善受到肯定，掩盖了无条件驱逐贫民租户造成的问题。只是如今驱逐的范围越来越大，连过去的远郊，贫民租户也没法待了。而且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僻，过去地价也低，当地人没怎么投资盖“亲嘴楼”，贫民租户常常是租地皮自建棚户，如今拆迁时户籍居民补偿、安置待遇的改善就不如城中村那样明显，而“不补偿不安置”对贫民租户“犁庭扫穴”就变得十分抢眼了。所以当地官员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一向确实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遇到过“前患”。
然而，这里用得上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个质问：“一向如此，便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