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39 次 更新时间:2004-08-30 01:42:00

陈志武 (进入专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主持人周年洋说:大家好!

  

  主持人周年洋说: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搜狐“经济学人论坛”请到的嘉宾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陈志武教授,访谈马上就要开始的,欢迎网友踊跃提问。

  

  主持人周年洋说:陈教授,您读了7年的计算机,却放弃了计算机去做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您当初怎么会从一名计算系的学生变成金融系的学生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计算机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改变了你的学术取向?

  

  陈志武说:我在国防科大从1983到1986年读的是计算机网络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我自己觉得如果大家都去学工程、学理工科,没有人去研究经济学、政治学这样的课题,中国这么大,可能以后机器和工程项目做得再多,但如果是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上没办法配套跟上去,到最后那么多的机器和工程项目,也不一定真正给中国带来长久的繁荣。所以我放弃计算机工程,改去做金融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我跟崔之元一起翻译过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收录在《走向未来》的丛书里,当时只是想引进一些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后来联系到耶鲁大学去读书,1986年他们录取了我,我就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读金融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主持人周年洋说:1986年的时候你去了美国,一个方面是学金融学专业,同时对美国的社会要做一个重新的进入和认识,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展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求学过程是不是非常辛苦?从当时的中国社会进入美国的花花世界,有什么样的文化冲突,怎么处理?

  

  陈志武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差别很大。当时我去美国的时候没什么钱,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兑换了几十美元就去了美国。去了以后,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在耶鲁读书的中国同学的帮助。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英文,在国内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听别人讲,慢慢熟悉听力了,但是真正自己说话,那时障碍还是很大。对于刚开始去美国的人来说,想了解英文,最主要的方式还是看电视,多参加一些晚会,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多看一些报纸。

  

  当时的《纽约时报》对我启发很大,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也非常多,那些电视节目对我的英文帮助非常大。可以让我对美国社会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因为美国的电视节目里面经常会采访一些不同的人,有一个是ABC NEWS 的叫作NightLine的访谈节目,对最热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不同的讨论,这些节目让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主持人周年洋说: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很多年以后,你觉得从那边学到什么东西?

  

  陈志武说:感受最深的还是美国人的为人处事的方式。1986年去美国之前,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还是非常少,去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不了解。比如,我们可能觉得美国人的性生活方面很乱,随便得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笑)。我们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不太重视家庭生活,只顾自己。其实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对家庭重视的程度至少不低于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非常在乎周末或过节的时候全家一起去度假、一起吃饭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家庭活动内容。让大家感觉到是一个团体,这一点给我当初的印象是反差很大,去美国之前的想法和实际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慈善奉献也是我所看到的不同的地方。与中国、香港、台湾、日本甚至欧洲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人为福利和慈善机构的捐献精神非常主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私立大学、私立医院、救济组织的原因。这些机构是靠人们自发的捐赠运作下去的。随着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在中国更多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如果社会上的弱者——不那么幸运的、不成功的人们——得不到别人救济的话,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后会反馈回来,变成大家的一个包袱。因为,自己有钱的人,日子过得非常丰盛,但是同时,你走出门一到街上看到那么多很穷的人无家可归。这种反差会很大,哪怕是有钱的人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网友:您如何看待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关系?如何发展中国的民营银行?

  

  陈志武说:中国现在非正式的信贷机构不允许发展,这种局面要改变,要让民间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增加。大家谈得较多的温州模式,那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宋朝、明朝的时候,山西的民间借贷历来比较发达,温州模式可以继续发扬。民间自愿的融资交易是人生来就应该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于如何发展的问题,前一段我跟一些朋友说到过,即使在温州本身,有一些基础设施是很容易做到的,一做就可以马上帮助民间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活动。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贷利息和融资供求数据的信息网,可以把各个不同的地方愿意贷出的利息、愿意贷出的金额,以及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创业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报率、所需资金的数量等,把这些利息、金额、价格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都通过网站、报纸和杂志公布出来,这样在各个地方需要资金的和愿意提供资金的两方信息收集起来,把两方撮合到一起,让他们更方便地做自愿的信贷和投资交易。实际上,金融证券交易所的功能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帮助交易双方撮合成交,另一个主要是把供需两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集中报价、集中进行价格发现。传统上,民间融资活动是在本地局部进行的,虽然如果有中介金融机构去撮合成交当然更能发展民间融资,但既使能做到把供需两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并把其公开,那已经是实现了交易所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网友:陈教授,请您就全球经济情况下谈谈中国的经济功能区如何定位?在亚洲和世界各处于什么位置?中国的风险投资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陈志武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定位得很好,尤其是制造业。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制度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资本(包括矿业、农业与林业)。中国有很多的劳动力,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资本,但缺乏有利于市场自由交易、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资本,这包括对产权的保护不够、合同无法执行、司法不独立与低效、新闻媒体不独立也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自然资源资本不值钱,矿业、农业与林业的东西都不值钱。可惜,在只有很多劳动力的情况下,在没有很好的制度资本支持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定位必然只能是在实物的生产和制造业上。农业和矿业等等这些还应该继续,但不应该是致富的立足点。从明、清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总是停留在以农业为本的思路上,结果是使中国不断地落后于世界。

  

  金融证券行业的发展当然能改进整个国家的资金与资源配置效率,能发动更高层面的经济价值增长机器,能够使中国的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升华到一个以金融经济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可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缺乏制度资本的情况下发展出一个象样的金融经济。因此,除非能进行有效的、能促进市场交易的制度机制变革,能够进一步开放新闻媒体,否则那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

  

  大家都希望朝着高科技、知识经济方面发展,但是我个人觉得,相当一段时期之内,我们的知识产权、智力经济发展的潜力会比较少,这还是因为制度资本的问题。还是侧重于制造业比较实际。我不是说要停止发展高科技、知识经济,而是说如果短期内要把中国经济的立足点放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上,那是很不现实的。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呢?那不是偶然的。

  

  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是目前中国最有潜力发挥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股市融资目前局限性非常大,银行的贷款也不太愿意做。民间信贷机构也发展得不太多,政府不太允许发展,给的空间比较小。总体来看,还是风险投资及股权基金能把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为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融资的机会,这个方面的潜力应该说是最大的。

  

  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跟股市融资相比有很多的优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投资方和需要资金的企业之间可以同属一个很小的社会或社交范围之内,比如朋友和熟人之间。融资范围小,投资对象的数量也有限,投融资双方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相互了解,投资方可跟踪他们投资对象公司的运作,等等。在经济学里,我们讲这时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要低多了,因此交易较容易发生。相比之下,通过股市的融资,信息不对称、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非常严重,对制度机制环境的要求就高。所以在制度资本环境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股市的融资不太容易发展。但是,一对一的,或者是小范围之内的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环境。

  

  主持人周年洋说:陈教授在国内发表了很多的文章,主要谈新闻监督、法制与新闻发展的问题。世纪星源诉《财经》,《财经》败诉,应该是考验新闻监督的很有趣的一个案例。从这个案例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志武说:最后还是《财经》杂志败诉,赔偿30万元的所谓名誉损害费。这个案例发出的信息非常不好,以后中国财经类的媒体,报纸也好杂志也好,可能会不太敢真正对上市公司还有非上市公司的财务和其他经济问题做追踪报道。如果说财经类的媒体都不敢对中国的企业或者市场参与者的违规行为做追踪报道的话,中国的证券市场甚至于很多的商品市场最后就不太容易发展,那里的信息会更不可信、更混沌。

  

  道理很简单,我们在经济学上经常说,一个市场交易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必须尽量低,否则交易会进行得极困难。如果不允许媒体,或者媒体在败诉的威胁之下不敢去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做追踪报道,中国以后的金融市场的交易环境和商品市场的交易环境所面对的信息环境会非常浑浊,对于金融和证券市场来讲,交易的双方尤其是买方越来越不敢相信市场中所有的信息。长此以往,最后,不仅仅中国的证券市场,其他的市场也不太容易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在世纪星源诉《财经》的案子当中,最后《财经》败诉和罚款赔偿,对于新闻媒体来讲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主持人周年洋说:新闻监督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新闻监督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多大的效益?

  

  陈志武说:效益会很快的。举一个大家最近讨论得比较多的案例,一个是美国的安然案例,另一个是关于美国开放式基金管理公司一些违规操作的案例。如果没有媒体的追踪报道,这些都不太容易被曝光。对于中国来说,新闻媒体可以发挥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大家都还记得湖北的蓝田股份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银广夏的黑幕被报道出来,基金黑幕也是《财经》杂志报道出来。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不太容易让人们发觉。

  

  我们可能说“没发觉有什么不好”。当然,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假使这些黑幕做假不被发现的话,短期之内不是可让股民赚一些钱吗?但是,长期来讲,这种做假的行为被包涵的时间越长,对整个股市未来的害处就会越大。就好像一个人生病,简单的肝炎可能没什么问题,长久地不治疗,肝炎可变成肝癌,就变成不治之症了。 新闻媒体的作用也恰恰在这里,通过不受约束的追踪报道可以尽量早地把一些做假和违法的行为暴露出来。不管是受害方还是行使做假欺诈行为的一方,可以尽早地纠正他们的行为。可以避免长远的不可挽回的致命性损害。

  

  主持人周年洋说:新闻媒体在监督上市公司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陈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五层监管的模式。法律对监督宣传公司起的作用,会表现在那些地方?

  

  陈志武说:一个证券市场的运作需要很多的机构和机制的配合、监督和支持。比如拿“深发展”来说,是在深圳的一个公司,股民有100万左右,遍布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为了保证100万股民的钱没有被深发展滥用,我们就需要很多的机制来配合。我们刚才讲到的新闻媒体是非常重要的机制,没有新闻媒体的报道,大家不太敢相信上市公司的信息是真的。

  

  又比如说,当初发现银广夏有问题的时候,媒体不是政府的权力机构,他们无法也无权去追究银广夏的任何责任。仅仅靠媒体还不行,必须要有法院来配合。受害的股民可以去起诉银广夏的管理层还有相应的审计公司和律师等等。没有法院的配合是不行的。

  

  同时,我们又意识到,法院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法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监督机构,换句话说,一般的原则是,法院要介入之前首先要有人去起诉。如果没有受害的股东去起诉银广夏管理层,或者没有检察院、公安机构去调查、到法院去起诉银广夏的话,法院是没有权力去监管和处罚银广夏的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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