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岚:国民党与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在关联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1 次 更新时间:2011-04-01 10:39:49

进入专题: 国民党   台湾政治转型   《中华民国宪法》   调适弹性  

刘景岚  

  

  内容提要:以往人们在谈及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时,最多提及的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党外势力的冲击、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等岛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作为转型主导方的国民党在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却很少被提及。文章通过考察国民党宪政制度所蕴涵的调适弹性和国民党组织的调适弹性,指出国民党与台湾地区政治转型存在较高的内在关联性。《中华民国宪法》具有较高的调试弹性,使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存在“回归宪政”的制度选项,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长达40余年的威权体制肇源于“临时条款”而非《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自身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完成政党转型,在失去执政权后能通过改造实现“体面再生”,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调适弹性。这些调适弹性使得国民党面对改革呼声采取主动推进而不是推延或镇压,加之两蒋时期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经济贡献,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政党轮替后仍然保持政治集团动能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国民党/台湾政治转型/《中华民国宪法》/调适弹性

  

  以往人们在谈及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时,最多提及的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党外势力的冲击、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等岛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作为转型主导方的国民党在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却很少被提及。诚然,内外压力的涌现是促使蒋经国所领导的国民党开始认真面对民主改革议题的首要因素,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背景因素最多只是促使国民党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威权体制的领导者在内外形势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常常选择拖延手段,或甚至采取高压手段来回应改革舆论与反对运动的挑战,而不一定选择主动进行体制改革”①。国民党能选择主动推进渐进式民主改革,同时实现政权体制与政党体制的双重转型,创造了“低社会成本”的转型模式,既未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也未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产生大的冲击,这与国民党自身的内在政治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本文试从国民党宪政制度内所蕴涵的调适弹性、国民党高度的组织调适弹性两方面入手,考察国民党与台湾地区民主转型的内在关系,以期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国民党的政治品质,从而为观察岛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探寻新的视角。

  

  一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依然宣称以《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政设计为政权统治的法理基础。《中华民国宪法》是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颁布的,考诸其起草和通过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这部宪法是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五五宪草”十二条修改原则已经通过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经中共、民盟以及无党派人士同国民党激烈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各种政治势力压力下妥协的产物;从内容考察,与国民党1936年的“五五宪草”比较,《中华民国宪法》并不完全如国共处于尖锐政治和军事斗争时期所宣称的那样“人民无权,独夫集权”②,也不能简单地指斥为“性质与《训政时期约法》的法西斯法统一脉相承,其内容是早已被人们唾弃的‘五五宪草’的翻版”,“是集旧中国反动宪法之大成的一部彻头彻尾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宪法”。③《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蕴涵着民主宪政的基本内涵,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伊始,蒋介石就匆忙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非常时期”法令体系,以此冻结或扭曲《中华民国宪法》的重要条款,并长期不结束“动员戡乱时期”的政治逆动行为,也无从解释19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地区反对势力“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废止临时条款、回归宪政”要求的法理基础,更无从理解当今台湾政坛“修宪”与“制宪”之争的区隔了。

  从文本本身的内容规范考察,《中华民国宪法》并不直接否定多党竞争,不挑战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使台湾地区的政体转型在制度变革上存在着一个“回归宪法”的选项。

  首先,从总纲第一条有关国体的规定来看,《中华民国宪法》与“五五宪草”的规定比较有明显进步。1936年“五五宪草”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这就从宪法层面规定了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的合法性,除此即为非法。对此,“五五宪草”一公布,其总纲第一条立即遭到人们的激烈批评。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萨孟武曾尖锐指出:“五五宪草”的特质之一,是“一党专政”,因为宪草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凡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政党都不能允许其存在,这样,不仅在宪政开始之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就是在宪政开始之后,“中国仍只有一个政党,即是中国国民党”。④1946年政协会议宪法小组在讨论宪草修改原则时,国体问题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坚持“五五宪草”总纲第一条不能改,要求以“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国体,而中共、民盟和一些社会贤达则坚决反对,故此,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原则相折中”的指导思想,将“五五宪草”总纲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并获通过。⑤条文中虽然仍保留了“三民主义”四个字,但其含义已与“五五宪草”完全不同,“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⑥经此一改,就从宪法层面否定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为多党竞争存留了法理空间。

  第二,从政权与治权的划分来看,《中华民国宪法》依据孙中山的“权能分治”和“五权分立”理论,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种,政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由有权的人即人民掌握,人民通过这四项权利,实现对政权的掌控和对政府的控制;治权是政府自身的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由有能的人即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掌握,政府在人民的控制之下,通过五个各自独立的机构分别行使各项权利,相互配合和制约。这种政权与治权划分的理论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政理念,是符合民主宪政特质的,这一点,在以往的分析中常常被忽略或者否定。诚然,在《中华民国宪法》有关落实政权和治权的规范中,确实存在违背1946年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之处,诸如国民大会沦为代议机构因而直接民权成为间接民权、中央政体不是责任内阁而是“修正的总统制”因而总统权力有所扩张等等,但由此便认定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与《训政时期钦定宪法大纲》或“五五宪草”一样的观点是应该加以分析的,更何况,退台后“国大代表”和“总统”任期无限延长,人民掌控政权和行使自由权有名无实等事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戡乱戒严”体制下冻结或扭曲《中华民国宪法》相关条款的结果,而不是《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本身使然。

  第三,《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人民的自由权利”诸条款也合于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各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力的规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采取宪法保障主义,即在宪法中对人民权力详加规定,宪法一旦公布,人民即享有宪法中规定的种种权利;二是采取法律限制主义,即在宪法中只规定人民享有权利的范围或原则,只有待政府根据宪法制定出有关法律后,人民才能享有有关法律所规定的一些权力。⑦比较而言,宪法保障主义显然更有利于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保障。《中华民国宪法》即采用了宪法直接保障主义的原则,在第二章“人民权利义务”中,对人民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和人身自由的程序保障详加列举。但其第23条关于人民宪法权力的限定条款长期成为批评者的主要诟病对象,一般认为这一条款不过是形式上对直接保障主义的一种宣告,以示尊重人权而已,实际上法律可以轻易地根据妨碍他人自由等四种例外情况的规定对宪法赋予的权力加以限制。这条限制性规定虽不完全符合宪法保障主义的精神,因此在1946年政协会议宪法小组的宪法讨论会上,中共代表不赞成将这一点写入宪法,但它和“五五宪草”所采用的法律限制主义还是有区别的——“五五宪草”有关条文后都写有“非以法律不得限制”或“停止”的附加条件,换言之,那就是依照法律就可以限制或加以禁止;与《动员戡乱时期选举罢免法》中只限定六项候选人可以做的竞选活动、其他不问任何理由一律禁止的规定也是有所不同的,确立了在原则上法律不得对自由权加以限制的理念。

  通过对国体、政权和治权、人权几个层面加以检视发现,《中华民国宪法》结构的主要理念,是依据孙中山先生遗教,经西方宪政原理的调和,基本上合于民主政治精神的(尽管在中央行使政权及五种治权的制衡上仍有矛盾和缺陷),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调适弹性,这就为宪法的回归与修正奠定了基础。

  既然《中华民国宪法》符合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而退台后的国民党又奉此宪法为统治法统,那威权统治又何以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区实行长达40余年?应该说,这是国民党违宪造成的,而不是遵从《中华民国宪法》规范所致。

  退台后的国民党为了主张对整体中国的主权,维护其政权统治的正当性,标榜实行民主宪政,《中华民国宪法》便成为其法统基础。但另一方面,蒋介石要继续推行党国合一、以党领政的威权体制,必然与《中华民国宪法》所规范的宪政体制发生抵牾,对此,蒋介石采取“原有的中华民国宪法可以被冻结,但却不可以废止”的做法: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就一直以两岸处于内战状态所以不能实施正常的宪政体制为由,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颁布“非常时期”法令体系,并使之成为“戡乱时期”凌驾于《中华民国宪法》之上的最高法律,而“戡乱戒严时期”实施长达40余年也不宣布结束,《中华民国宪法》就被无限期地冻结而束之高阁,人民的种种宪法权力就被无限期地剥夺。“临时条款”作为战后威权体制的法理依据而长期发挥宪法作用,国民党所一再宣称的宪法之治徒具虚名。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临内外压力需要认真考虑政治开放时,宪政制度的内在调适弹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临时条款及其附属的非常时期法令,顾名思义终究是“临时的”,一旦外在的紧急情况逐渐消失,国民党很难拒绝回归常态宪政体制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台湾的政体转型在制度变革上存在着一个“回归宪法”的选项。蒋经国主导的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选择了主动推进而不是拖延或采取高压做法,把政治转型放在一个既定的制度轨道上朝向可预测的方向推进,避免政体转型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对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产生较小的冲击,走出一条“低社会成本”的转型之路,应该说,这是国民党宪政体制内所蕴涵的调适弹性发挥了正面作用。

  

  二

  

  从1970年代开始,在外在支持弱化,而“内部合法性”逐步衰退时,国民党采取了通过“本土化”政策、开放“中央”层级选举等举措,在进一步满足台湾地区人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强化对内“合法性”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调适弹性。

  国民党的本土化政策启动较早。威权统治时期,党“国”体制内的主要职位与政治资源都由外省籍精英长期垄断,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问题时,国民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潜在的省籍矛盾,也就是居于少数的外省人与处于多数的本省人之间权力分配的矛盾,以及隐含在省籍矛盾背后的国家认同分歧,因为民主化过程必然会引发将政治权利由外省集团手中重新分配给本省人的政治诉求,也可能引发国家认同危机,反对势力便会运用这两个矛盾来凝聚本省籍选民的支持,并威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所幸的是,“国民党的领导者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些矛盾,并采取细腻的政治设计来冲淡省籍对立的潜在威胁……蒋经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加速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本土化,大量延揽本省籍青年才俊进入党与政府体系工作”⑧。蒋经国主政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开启国民党“本土化”的进程,对此后台湾地区政治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大力吸收台籍党员,使国民党成为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党。国民党在迁台之初仍具有精英型政党的特质,党员人数占人口比例很低,党员的背景主要是政府、军队、国营事业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教师)。随着岛内政经环境的快速变迁,国民党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调整党员招募政策,放宽入党资格以扩大群众基础,强调只要接受中国民族主义号召的社会力量都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70年代初蒋经国主政后,为了使国民党适应一个已经多元化的社会,更加强调“党必须以群众为基础,为根本,为重心”,要“向下扎根”,“开拓党的群众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民党   台湾政治转型   《中华民国宪法》   调适弹性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720.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