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11-03-28 11:31:24

进入专题: 取消农业税   乡村治理   农村阶层   土地流转   中农  

贺雪峰 (进入专栏)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农村并非只留下老弱病残,而是农民流出的同时,他们的耕地却留下来,并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这些流入耕地的农户因为有20亩左右的耕地,而可以有甚至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部分耕种20亩土地的农户就成为一个新兴的“中农”阶层,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

  关键词:乡村治理 农村阶层 土地流转 中农

  

  一、问题意识

  

  2010年国庆到安徽繁昌县调研,正好调研村庄在2008年借国土整治的机会推进了农地流转。调研村共有约3500亩耕地,其中约3100亩耕地流转到了七个外来经营大户。如此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应属罕见。借此土地流转,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在其他农村调研时不曾重视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农村阶层问题。

  具体地说,调研期间,我们发现,对土地流转最为不满的,是之前通过非正规流转而获得外出亲友土地耕种权的农户,这些农户的大致特征是,年龄在50—60岁,夫妻均在家种田;2008年耕地大规模流转前,从外出务工经商邻里亲友手中低价接包耕地从而有约20亩的经营规模;每年有两到三万元收入;一般都盖有楼房,住房宽敞;自种菜园,喂鸡养猪,池塘里养鱼,因此生活中的自给自足成份很高;因为农业收入不低而家庭生活支出较少,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相当高;因为耕种20亩土地,他们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强烈,是村庄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最热心的参与者;村民组长因此大都由他们担任;村庄纠纷大都由他们调解;村庄中的红白事,他们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村庄舆论大都由他们主导和维护;他们是村庄传统与文化的守护人;是村庄中最为保守及稳定的力量;又是中央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是最讲道理,最少搭便车,最不愿做“钉子户”的人;是乡村干部最可以信赖的村民,也最可以依靠的村民;是党在农村最基本的群众;也是当前农村社会最为基本的骨干力量。在农村人财物大规模流出背景下,这样一些基本的骨干力量是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稳定与秩序的关键。

  2008年国土整治以后,调研村推动土地流转,全村90%的耕地以每亩400元流转到外来经营大户,之前通过转包亲友邻里土地的农户不再可以低价接包土地,因此只能耕种自家的承包地,之前20亩的经营规模下降到10亩以内。10亩的经营规模太小,无法获得基本的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外出务工又或缺乏条件,或离不开土地,无法成行。他们又无法出得起每亩400元的租金。他们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都愿将承包地租给大户。10亩以内的经营规模,使他们也不得不第一次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将土地转包给大户,自己也全家外出务工。

  这样一来,经过土地流转,调研村中,之前作为农村社会秩序基本骨干力量的经营20亩左右耕地的农户就消失了,农村社会中多了一些外来的经营大户,村庄的社会分层及其秩序生产方式,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构成了对农村基层秩序的巨大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农村并非只留下老弱病残,而是农民流出的同时,他们的耕地却留下来,并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这些流入耕地的农户因为有20亩左右的耕地,而可以有甚至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部分耕种20亩土地的农户就成为一个新兴的“中农”阶层,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调研村不期而遇的国土整治和土地流转,在无意中消灭了村庄中的中农阶层。“中农”阶层的消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缘于此,本文拟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社会阶层情况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依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出现了八个阶层,分别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1]应该说,陆学艺的分层标准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但农村社会变化极快,到19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陆学艺所划分的八个阶层中,乡镇企业管理层随着乡镇企业改制而消失,雇工阶层的分析也不再有实质意义。[2]

  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阶层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是农户而非农民个体的状况决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农民个体状况受制于其家庭状况。以家庭为单位来讨论农民的分层,可以更容易看清问题。从农户与土地关系方面看,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资料统计显示,1999年,纯农户的比例为40%,I兼农户的比例为37%,II兼农户的比例为16%,纯非农户的比例为5%,其他为2%。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转包出去,而不再兼业,从与土地的关系来讲,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

  黄宗智依据在苏南调查的经验,提出当前农民“半工半耕”的就业与收入模式[3]。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家庭中普遍出现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通过代际分工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庭经济模式[4]。

  侯麟科曾尝试以家庭为单位,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农业税改革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状况,提出当前农村社会存在七类家庭,分别是:农村企业家家庭,外出打工(收入较高)家庭,个体工商户家庭,种养大户家庭,外出打工(收入较低)家庭,传统农业家庭,年老贫困家庭。[5]侯麟科的划分方法颇有创意,也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难从以上划分中找到农村阶层分化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从而无法增进对农村社会及其变迁的理解。

  陈柏峰曾从土地流转角度讨论其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他以户籍在农村的家庭为基础,通过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将农民划分为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6]

  陈柏峰的研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引入时间变量,指出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比如他指出,“半工半农阶层的经济形态需要‘不完全家庭模式’的支持,如果缺乏这种支持(例如家里的老人实在无法再从事耕作),他们既可能变成小农兼业阶层,更可能变成举家务工阶层”。二是提出小农兼业阶层属于“村庄中的‘中农’阶层”,“这个阶层以从事农业为主,以在县城和镇上务工为兼业,对农村土地有着高度依赖”,“是村民进行‘面子’竞争和攀比的基本标准,是贫弱农户追求的目标”。“从三个村的统计数据来看,有46.4%的农户属于这个阶层”。他还发现,“小农兼业阶层在心态上非常保守”。

  陈柏峰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他忽视了农民流动所造成的农户之间土地流转,及由此对农户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即外出务工农户的离土,使得务农农民可能扩大耕作规模,从而成为农业经营收入增加的“中农”这一重大问题。这恰恰是本文所拟讨论的关键问题,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更多农民离土,部分仍在村务农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农业收入进一步提高,这部分农民就成为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阶层,他们的状况和态度将影响农村基本秩序状况。

  

  三、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阶层分化

  

  取消农业税后,因为国家不再向农民征税,农民土地权利意识强化,凡户籍在农村的农民都力图获得土地承包权。但因为相当部分户籍在村农户已长期离农,他们不再从事农业经营,他们便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仍在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一般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是在亲友邻里范围内进行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不规范,往往没有正式的流转协议,二是亲友之间流转,三是低租金甚至无租金,四是无明确期限,可随时收回。以上四个特点,尤其是低租金特点,使得彻底离土农户越多,在乡务农农户就越有可能扩大耕作规模,提高农业收入份额。

  基于此,我们主要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来对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阶层作如下划分:

  1、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

  脱离土地农民的核心特征是不再耕作土地。不再耕作土地的原因颇为不同,一是举家进城务工经商,二是自办企业,三是在乡从事其他非农工作,比如医生、教师、运销等。就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情况来看,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占脱离土地农民的绝大多数,且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本文中所讨论的离土农民阶层主要是指离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阶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举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再经营土地,而将土地转包出去。一般情况下,土地转包都是在亲友之间,以不规范(口头协议)、低价和无明确期限的形式进行。

  举家进城的农民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条件,从而可以在城市体面生存下来的农户,其中部分人已经在城市购房。这部分农民是已经稳定离土的农民,他们对土地已不再关心,有土地更好,没有土地也无所谓。

  另外一种举家进城农户在城市并未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条件,更没有能力在城市购房,他们进城是要碰运气,甚至只是为了趁年轻进城积攒今后回村生活的资本。他们对农村土地就会十分地看重,土地是他们未来的希望,也是他们可靠的退路。

  2、半工半农阶层。

  半工半农阶层是指家庭收入中,既有务农收入,又有务工收入,家庭成员中,有人务农,有人务工,或以务工为主,兼业务农。

  半工半农阶层中,最为普遍的模式是“男工女耕”和“子工父耕”两种模式。“男工女耕”,即男子外出务工,女子在家务农,兼带照顾子女和父母。这样的家庭分工模式既可以获得务农收入,又可以有务工收入,农村家庭的消费又相对较小。这种家庭分工模式比较适宜当前中国农民相当多数家庭的状况,具有相当普遍性。

  更为普遍且会越来越普遍的家庭分工则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子工父耕”模式,即年龄较大的父母外出务工已不再可能,在家务农则是正好。年轻子女不愿在家务农而愿意进城务工见见世面。这样,一个家庭中,年老父母在乡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通过代际分工,一个家庭就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不同年龄家庭成员的优势,因而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在机械化快速推进,轻简便农技迅速推广的背景下,6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完全可以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他们甚至是农村中最精耕细作也最为勤劳的农业生产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劳动是他们的需要。年轻人则因为可以适应城市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体能,他们就可以从城市二、三产业的就业中获取收入。

  半工半农的核心是以工为主,务农为辅,在这种分工模式下面,农业收入虽然并不构成农民家庭收入的主体部分,却仍然不可或缺,因为正是有了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可以解决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而使务工收入可以积攒下来举办大事。也因此,这样的家庭不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又因为只有部分家庭成员务农,这样的家庭一般也不会流入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半工半农家庭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不再年轻,在外务工越来越难,而在家务农的老年父母已过于年老,在家务农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代际分工的转换,即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外出务工,已经年老的进城人员返乡务农。这样一种代际之间的分工转换,对于当前一个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显然是十分地重要。这个过程中,进城农民可以顺利返乡,返乡后务农经验可以顺利承接,及务农所需基本场所、工具均在,都是极为重要的。

  3、在乡兼业农民阶层

  在乡兼业阶层,主要指未离开农村,但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土地和农业的农民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农业和土地上的收入只是构成了他们的兼业收入。这个阶层相当于农经界所定义的II兼户。

  这个阶层的构成比较繁杂,诸如乡村企业家、乡村干部、乡村医生、商贩、店主、工匠、手工业者等,这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土地,但可能兼营土地,同时,这些人又并不象那些离土进城农民几与土地无关,而往往是依附在土地利益之上。

  这个阶层对土地的态度比较暧昧,有地也可以,无地也可以,自己种地也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也可以。因为有较大比重的非农收入,这个阶层对待土地的态度比较宽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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