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关于唱红歌的一点感想

——接受《都市时报》采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75 次 更新时间:2011-03-27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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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 (进入专栏)  

关于重庆的唱“红歌”,我注意重庆民众中流行唱的有很多是与中国的现代史重大国事有密切联系的老歌曲,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新中国的内容,也有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新歌曲,也有如《我们在太行山上》这样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有很多是大家喜爱且流传很广的好歌。

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出生的中国人,对这些歌耳熟能详。有很多都会唱,我自己就会唱几十首,奇怪的是如今都还记得其中的很多歌词。因为这些歌所反映的内容,是和中国的历史、和很多国民的生命历程有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不少红歌很容易使人回忆起中国抗战史、革命史上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全民意气风发众志成城抗击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社会风气、民族风气、人的精神面貌都蓬勃向上的种种难忘时光,所以唱起来会有感同身受的情感和浓郁的怀旧意绪。上世纪50-70年代,有很多苏联早期歌曲在我国年轻人中也很受欢迎,流传甚广,也是与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与个人生命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的。重庆广泛地被民众拥戴的“打黑”和唱红歌的相互呼应和互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中的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不少“红歌”的创作(特别是曲)都很有水平,旋律优美,所以能长期在民众中口耳相传,有生命力。为什么有些如崔健这样的当代摇滚乐歌手当年唱红歌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欢迎,其中就有上述这些原因。所以,重新在社会上提倡多唱这些老歌,有利于回顾先烈浴血抗战的民族历史、记住新中国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几代人和祖国一起风雨同舟、团结奋进的心路历程,记住国民曾意气风发建设祖国的往事,所以我觉得重庆的唱红歌有气势且为很多民众欢迎,是很好的事。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如果有过多地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频繁地来组织“万人唱红歌”等类的活动,那是值得思考和商榷的。本是很有意义的“唱红歌”,如果日渐成为一种过多注重形式主义的行为,也会产生消极影响。我觉得应该多思考用多样化的方式,把“唱红歌”做得理性而使之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当代年轻人的心,促进大家自愿地喜欢唱的社会风气。所以需要多思考“唱红歌”的组织形式,思考以什么样的合适方式,促使“红歌”深入人心和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

此外,也应鼓励当代音乐家们汲取红歌成功的音乐元素,不断创作出当代的人民喜闻乐唱的“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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