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论演戏——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4 次 更新时间:2004-08-28 02: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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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今天我想说的是鲁迅、周作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另一个判断: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

  

  首先,鲁迅说中国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没有"坚信",没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比如中国人是崇仰皇帝的,因为怕而把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想玩弄皇帝,想利用他。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则有愚君政策。鲁迅经常讲些民间的小故事来证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家中过去有老仆人经常对幼年鲁迅讲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眼中的皇帝。她说皇帝是可怕的,因为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而且是不容易对付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如果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给他吃了,他还要吃,那就会很麻烦,如果冬天他要吃西瓜,秋天他要吃桃子,这是办不到的,那么他就会生气,就要杀人,所以皇帝很可怕。对付皇帝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年到头请他吃菠菜,但是说吃菠菜他要生气,因为菠菜太便宜了,所以对他要说"红嘴绿鹦哥",他就很高兴地吃了,这就叫骗皇帝。所以中国人对皇帝是又怕又骗,把皇帝也戏剧化、游戏化了。另外,对于鬼神,中国好像是敬鬼神和怕鬼神的,但鬼神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每年要烧纸钱,这就是也贿赂鬼神。中国人对鬼神有两个办法,对丑恶的鬼神就奉承,所以中国人祭祀、奉承火神,而对老实一点的神,中国人就骗和欺负,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灶君(灶神爷) 。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中国人都要祭灶神,让他吃麦芽糖,因为灶神爷是每天在人家里的,对家中大小事都一清二楚,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要上天去汇报,如果说人坏话就麻烦了,所以请他吃粘的麦芽糖,把他的牙齿粘住。可见灶神爷也是可以骗和贿赂的。另外,按中国道教观点,人身上有一种"三尸神",存在于人的头、腹部和脚中,他也是每年有一天要向玉皇大帝报告人的罪恶的。对付他的办法就是这一天大家都不睡觉,因为三尸神要在人熟睡时偷偷上天,如果人不睡觉,他就不能上天告状了。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绝对信从的东西,皇帝可骗,鬼神亦可骗。中国人对儒家、道家的圣贤和思想家也捧得很高,但也并非真正信从他们,而是怕和利用。所以孔夫子在中国成为了"敲门砖","摩登圣人"。所谓"摩登圣人",就是把他捧高了再利用他。所以儒家在中国成不了"儒教",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孔夫子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信徒或党徒,中国人不过是随风转舵而已,是什么也不信的"虚无党"。但是,在鲁迅看来,中国的虚无党与外国的虚无党有一个区别,后者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对皇帝、对神灵、对圣贤不相信就公开宣布;但前者心里不信,嘴上却反过来说相信,中国人明明是没有信仰,却处处表示对信仰的忠诚,甚至对天发誓。这种发誓也是很可怕的。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赌咒》,中国人喜欢赌咒,喜欢说"天诛地灭"。鲁迅说天诛地灭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再信誓旦旦地赌咒,天不会来诛你,地也不会来灭你。赌咒也是做戏,所以鲁迅说现在赌咒也摩登,变成一种宣誓了。中国人心想的与实际做的是分裂,什么保存国粹,什么振兴道德,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曾这么想?做戏时前面的架子与后面的面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戏场。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现代史》,他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是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经常看见有变戏法的。所谓变戏法,或者变猴戏,就是一个猴子带上假面具,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或者是小孩来演戏,一个小孩装在坛子里去,外面留着一根小辫子,要他出来就得给钱,钱收足了小孩就出来了,或是大人不知怎么就把小孩杀死了,盖着被单,直挺挺地躺地那儿,要他活过来,又得要钱。变戏法时,主持的大人经常说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有双重意思,一个意思要大家捐款,另一个意思是招呼那些看破他变戏法是假的朋友不要戳穿他的戏法,不要开口,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鲁迅写到此,最后一句话说,我的题目写错了,应该是"现代史"。他的意思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就是一部现代史,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就是变戏法,一部分人在变,即"各有巧妙不同",同时招呼周围人不要戳穿他的戏法,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鲁迅强调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

  

  而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来表现出来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国"。中国的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富有弹性的语言,它把人所想与所说、所做分裂。鲁迅有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是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时是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其实是假的,也有的这么说就这么做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想、说与做三者是完全分裂的,所以中国的语言都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它是自行扩张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一般的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说语言要变成实际,而中国语言也不受实际制约,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自由行动,所以中国成为"游戏的文字国"。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你就是一条笨牛,在中国你永远不合时宜,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说的,又按他所说的去做的话,在中国你就会处处碰壁。更可怕的是,大家都不相信,说的人固然不信,听的人也不信,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语言的虚伪性,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明知是假的,也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才能维持游戏的原则,如果其中有一人说出真话,指出它是假的,这人就是蠢物,就破坏了游戏规则,使游戏做不下去。比如在会议上,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发言,每个人都明白大家在说假话,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说的都是假话,大家就会至少觉得这个人蠢,不知趣,扫兴,反过来要把他扑灭。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讲的就是一个语言的游戏。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但大家都说有了,于是就有了。皇帝、大臣、旁观者知道没有却说有,在一片"有"声中大家都玩得很高兴。这时一个小孩说他是光屁股,什么也没有,戏就做不下去了。但在中国却没有一个能说出真相的小孩,因为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的率真的小孩早就被大人们被公众扑杀了,天下于是太平,游戏也就永远玩了下去。但鲁迅说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无声无息地在大家高高兴兴的玩笑中完结。在现代中国,这种游戏也摩登了,变成了"宣传" 。有一个外国人在书中写道,中国民族是最会做宣传的。鲁迅举例说:教育经费用完了,却要开几个学堂来装装门面;全国十分之九不识字,然而请几位博士要他对外国讲讲中国的文明;中国人至今还在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要支撑、维持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这都叫宣传。而且中国宣传的特点是,缺什么就讲什么。他举例说,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关心自己的肚子,但有一天突然大肆宣传吃东西要小心,要讲卫生,就说明这个人在拉肚子。鲁迅考证说,孔夫子曾有胃病的,因为他有一句话:"食不厌精。"所以看报纸看宣传有一个方法:"推背图",正面文章反面看。如果报上登一个消息说某地打假取得伟大胜利,就知道这个地方打假已严重到不管不行的地步了。鲁迅说,自称盗贼的无需防,但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中日战争时,当报上登:一、XX军在XX地方血战,杀敌XX人,二、XX人谈话决不和日本交涉,要抵抗到底,这两条消息从反面看就太可怕,它正是表明中国军在某地被日军打得大败了,中国政府准备向日本投降了。这就是逼出来的对付中国的宣传的方法:正面文章反面看。问题是,宣传中也有真,但所有人看报纸都正面文章反面看,以后真话也变成假话,最后就分不清真话与假话了。

  

  "看客"是做戏虚无党的另一面。中国人总是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看客在看戏时是有能动性的,悲惨的事被看客一看就成为滑稽的了,《祝福》中祥林嫂到处向别人讲阿毛被狼吃掉的事,村子里的人纷纷来听她讲故事,有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从几十里以外赶来听她讲,这不是对她同情,而是赶来寻求看戏(听戏)的刺激。在看(听)戏的过程中,人们落下眼泪,眼泪流完了,大家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一边议论着,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就成为人们娱乐的一个材料,人们从中获得一种快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这正显示出中国人的残酷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夏瑜这样的人物,他们想用自己正义、崇高的行为唤醒民众,但民众也把启蒙者看成演员,所以在茶馆中,那些白胡子老头、二十多岁的男人、康大叔都在议论夏瑜的死,把庄严、神圣的死戏剧化、游戏化了。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悲惨的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严肃、认真的事情,所有的事都被游戏化了。

  

  中国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任意化为游戏。鲁迅举例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中国,中国人却把他的真话当笑话看,这时萧伯纳的主体已消失掉了,落入游戏场,落入看客的眼睛中,他的言语被看客改造和歪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笑话。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就像萧伯纳一样,他们启蒙主义的话语落在游戏场中变成了演戏,而启蒙主义者本人就变成了小丑,所以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就在这里: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与正剧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有一位年轻学者薛毅在研究鲁迅所说的游戏国现象时,引用艾略特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世界在剧场的嘘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给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这个学者引用艾略特的话是能表现鲁迅的心态的,因为鲁迅也说整个中国将要消亡,完结在这样的 笑声中,这就是中国的文字游戏国、看客观象的可怕。

  

  下面我们要讨论这样的做戏的虚无党,看客现象,文字的游戏国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根源何 在,这也是鲁迅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根据鲁迅的大量言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把这种游戏现象归结为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无是非观。鲁迅一再说中国人虽然挂着孔子门徒的招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庄子的私塾弟子,庄子对我们影响更深。鲁迅说一部《庄子》用"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可以概括,哈哈主义能解决一切,这种相对主义,无是非观,只"说着玩玩,有趣有趣",就是游戏主义,是老庄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坏的一个方面。老庄的哲学本意是追求精神自由状态,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就成为"寻开心",鲁迅说这三个字道破了庄子哲学在中国现实中的意义。他说中国人的致命弱就是开玩笑,不认真,这是打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一把钥匙。在这一点上,鲁迅一再拿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相比较,他反复讲中日民族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华民族最该向日本民族学习的一点是,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这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态度是老庄影响的。鲁迅临死前,连写五六篇文章批评老庄的无是非观,糊涂主义,其实鲁迅本人他一再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不是孔孟而是老庄,但他同时又时刻警惕老庄哲学的消极影响,认为这是导致游戏国的文化根源。

  

  鲁迅更以很大的力量去探讨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与语言、说话的关系。当年,鲁迅在与创造社论战时就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文人,说和写常常有一种"朦胧"色彩,含糊不 清,其原因在于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体制与军阀统治。他具体分析道,知识分子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无非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与官僚、军阀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准备有瓜葛,在这样的文人笔下当然不会揭露现实的黑暗,但也不会用鲜明的色彩为统治者说话,否则老百姓不听他的,他也就无读者了。所以他既不能鲜明地站在统治者一边,又不能鲜明反对统治者,就只能说话含糊不清。另外一类文人是反对统治者,反对官僚、军阀的,但再笨的文人也不会忘记军阀和官僚手中是有枪的,再大胆的人想到枪也会害怕,于是说话也有一些朦胧。可见鲁迅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朦胧色彩时,是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因此,鲁迅始终注意权力意志与语言的交流方式的关系。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正名"现象。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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