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说“食人”——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60 次 更新时间:2004-08-28 0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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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据许寿裳回忆,在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这是本世纪初,鲁迅(我想也可以包括周作人)他们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一直到鲁迅去世之前,1936年,他在一篇《立此存照之三》的文章里面,再一次提出希望有人翻译一本美国人的著作。美国人叫史密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气质》,是他作为美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一种看法。这本书是世纪初在日本出版的,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鲁迅一直念念不忘,临死之前还提出,希望更多人看到这本书,看了之后再来自省,自己分析,弄明白哪些地方说得对,然后来进行变革与挣扎。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要自己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鲁迅仍然期待着中国国民的改造与自新,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一个命题。过去有人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仅是他前期的一种思想,这并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在他前后期,一以贯之都在思考这样一个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周作人和鲁迅各有不同人性理想:鲁迅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而周作人的理想人性是自然人性,顺着人的本性自然发展。但他们对理想人性问题谈的并不多,而且主要是在早期著作里面提出来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国民性中缺少的东西,这可以说是理想人性思考的一个反题。鲁迅这一辈子主要做的是反题,主要是在讨论缺少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但他的批判性、反省性的思考又是以理想人性的追求为基础,为前提的,这一点不可忽视。鲁迅、周作人他们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时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而比较少的讨论到制度的、政治经济的原因。过去有人因为这一点,认为鲁迅、周作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是唯心主义的,有局限性。我觉得说有局限性也可以,但不如说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因为任何人都只能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去讨论问题。尤其是对思想家的判断,对思想成果的判断,不应该从他"没有谈什么"去考察,而只能在他所谈的问题的范围内来看他谈的有没有问题,深刻不深刻。我想这是我们在讨论鲁迅、周作人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前首先要说明与弄清楚的。

  

  鲁迅、周作人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是非常全面的,很难理出个头绪。现在只想选几个题目谈一 谈,譬如说"食人",说"做梦",讲"演戏",论"主与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很大的现实性的。

  

  今天先讲"说食人"。?

  

  鲁迅在写完了《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我偶然读了《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自己很重视这个发现,说其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必须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发现,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民族恐怕还没有完全走出"食人"的时代!?

  

  "吃人(食人)"这个概念在鲁迅、周作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体系里面具有双重意义。通常大家比较注意的是把"吃人"看成一种象征。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说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写满了仁义道德,但半夜里看来看去,看见写满了"吃人"两个字。这里的"吃人"显然是一种象征。鲁迅还说过"中国的文明不过是阔人安排享用的人肉的筵席",这也讲的是比喻意义上的"吃人"。怎样理解"吃人"的比喻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这里,不妨介绍武汉社科院王乾坤先生《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他是从鲁迅的"立人思想"出发的。他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否定,对人的生存发展的贬抑,在中国,是自己被人吃,同时也吃人,不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贬抑,同时也贬抑别人的精神自由。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讲里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再重复,同学们有兴趣还可以去读王乾坤的文章,那里有更为详尽、充分的讨论。

  

  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其实这一点在《狂人日记》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过去的研究者似乎不太注意其中实指的内容。当然这些"吃人"事实都是出现在狂人的狂想呓语中,跟原意多少有点不大一样,但意思是有的。比如小说中提到了中国古代易牙蒸子,在古书《管子》中就有过记载:有一天齐桓公说自己什么肉都吃了,惟独婴儿的肉没尝过;时为大臣的易牙就把自己大儿子的肉蒸了给齐桓公吃了。在《左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宋国的都城被楚军围困的时候,宋国人都"易子而食",因为饥饿,互相交换儿子来吃。在《狂人日记》里还提到,近代的徐锡麒,秋瑾的战友,被抓以后,他的心也被炒着吃了。在鲁迅的著作里也有吃人的场面,大家应该记得《药》吃人血馒头的描写。在周作人的著作里也经常提到中国传统中吃人的记录,譬如周作人在一首诗里曾经提到,南宋时因元兵打来,齐鲁一带的汉族人为了逃避元兵的统治,从山东逃到杭州,即所谓"义军"。当时半路上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吃什么呢?就是吃人肉干:"人腊"。一路吃过来,吃到杭州为止。这就是说在中国,"吃人"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而且实际上也真的在"吃人"( 食人)。

  

  这里,我想向同学们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的食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人吃人行为的专著。但是我觉得非常痛心,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祖籍韩国的美国人,叫郑麒来。这样的著作本是该中国人自己写的,但我们对惨痛的历史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而终于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感到惭愧。看这本书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本来"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在灾荒中、在战争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地吃人),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据作者的研究,"食人"的行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求生性食人,即前面所说原始时期灾荒中、战争中的食人;另一种是习得性食人,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理论指导地食人。他说中国第一种吃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就是特别多,他根据古书记载,在书中列举的因为战争吃人,就有39例(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地互相吃)。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朝代都有好几次。因天灾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譬如说清代,据《清史稿》记载,352次灾荒,发生19例食人事件。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间,大约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况发生。

  

  但是最可怕的还不在求生性吃人,而是习得性吃人。书中分析从汉代到明代,习得性食人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了惩罚不忠,一切不忠于皇帝,推而广之,一切不忠于上者,都可以吃掉;第二类,惩罚敌方;第三,为亲人报仇;第四,泄愤。他举例子说,中国人常常在表达对敌人愤怒的时候,用这样的语言:"我恨不得把你吃了。"在《狂人日记》一开头也有类似的说法:"老子呀,我恨不得咬你几口才解恨。"中国的语言里面就有为泄愤而食人的意思,而且语言是会转化为行动的。作者认为,像这样一种"泄愤 ",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当局者利用这样一种积习性吃人压制反对派,加强和稳定他的权力基础的一种有效的武器。这样也吃人,那样也吃人,最后就"吃人成性",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举了一个例子,根据《旧唐书》卷二百下记载,黄巢农民起义军中的一个宠将被当时的官吏抓住了,黄 巢非常气愤,就率领全军猛攻陈州,抓到俘虏就吃。最后甚至专门准备了磨子、巨碓数百, 又准备了几百个石臼,把活人放在臼里面,磨粉,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掉……,从嗜杀获取精神上的满足,这就非常可怕。还有一类食人是为了"尽孝",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做药,献给自己的父母、长辈,为他们治病,滋养他们的身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记载。我们上堂课提到的《二十四孝图》津津乐道、尽量赞美的就是这一类的"食人" 。中国有一种迷信,认为吃人肉或者吃人的某些器官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而且特别认为吃人肉或人的某个器官可以增强性功能,中国民间对这个更有大量的记载。这样,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拿全世界都有的食人现象与中国的食人相比较,他就发现,中国更多的是习得性食人,"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这样的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食人,是被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至少是被儒家学说所默认、鼓励的,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吃人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文学,被审美化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都有吃人的描写。而且都是绘声绘色,涂以"道德美"的神圣光彩。《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备被吕布打败而想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猎户刘安家中,刘安非常崇拜刘备,想随他去打仗,但家中有老母,为尽孝而不能去。但他又想对刘备尽忠,刘备很饿,家中又没吃的,他就"杀其妻以食之"。这样他就以"食人"的行为实现了"忠孝两全"的儒家最高理想。作者显然是赞美这样的"德行"的,而我们读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看书的时候却不感觉到这有多可怕,可见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问题在于,这本书只是写到民国成立。民国之后,这种"食人"的现象还存不存在呢?

  

  鲁迅写《狂人日记》,不仅给"吃人"以象征意义,更给它以实在意义,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中国食人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到了民国,也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中国的食人现象不仅没有结束,甚至还在继续着。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制造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证明食人的必要性、可行性。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20世纪的中国又出现了很多很多令人发指的"食人 "、"杀人"现象。鲁迅与周作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揭示了中国人的嗜杀性,食人行为,更揭示了许多导致轻易杀人的理论和根据,作了有力的反驳和批判。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将"忠"、"孝"等道德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 "忠"、"孝"的至高性面前,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人的生命应该为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而牺牲。这个传统观念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了,不过它不再是"忠"和"孝",而是"革命"。为革命而死,而牺牲,这恐怕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一个"新伦理"。我们青年时候读老三篇,其中有一篇就讲"人固有一死",并且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的死可以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还有一句教导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们年轻时候都记得很熟的。而我们今天正应该对这样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伦理原则提出反省。猛一看它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要追求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牺牲(包括死亡在内)是免不了的,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曾经传诵一时的。但是问题在于把这种死亡、牺牲加以绝对化以后,"死"成了目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后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就变成了荒谬。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而且被宣布为至高的伦理),它在理论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把"忠"、"孝"、"革命"这些东西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还要求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即为整体性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包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没有价值--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上次课我曾经谈过,一直有人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因此要放弃个人的自由,那么这里说为了革命尽忠尽孝,个人生命可以不要,这似乎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把个体的生命看成微不足道的东西。鲁迅是最反对学生去进行请愿游行示威的。他说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不否认这一点,但他更强调爱惜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所以鲁迅就一再地对幼稚的革命者进行启蒙教育,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革不革命就看你敢不敢死。鲁迅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他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是很陈腐的话了。很多年轻人常说的豪言壮语,鲁迅认为已经不能再说了。他说真正的改革者不肯虚掷生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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