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4 次 更新时间:2011-03-17 14: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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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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