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

————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05 次 更新时间:2004-08-27 2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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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  

  

  本文的主旨,在於反省民国时代自由主义在宪政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继而建立中华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撤出中国大陆,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政治风云激荡变幻,内外战争连绵不断,民国本身的法统甚至因为袁世凯称帝而一度中断;但是,另一方面,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努力却也不绝如缕,持续浮现。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虽然没有成功的宪政,但是却有著涵盖从社会民主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广阔思想光谱的丰富多样的宪政观念。特别是一般认为与宪政思想和宪政政治密切相关的自由主义,在这期间不仅展现了对於思想界推动宪政之努力的引领脚色,而且确实提出了明确的宪政主张并多方试图将之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这就是说,无论中国具有怎样特殊的国情,在这里与在其他国度一样,从概念到实践,自由主义都是宪政的主要推动者。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不仅因为宪政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不可分割的理论关联,也因为自由主义者在民国宪政建设的努力之中自始至终做出了不懈的、重大的努力。

  

  那麽,究竟中国自由主义在这一时代提出了什麽样的宪政主张?这些宪政主张的思想特点是什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宪政主张,为什麽没有能够成功地主导政治实践,从而在中国达成哪怕比较初级的宪政主义政治?处於今天的历史方位,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角度反省,著眼於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我们可能从中得到什麽样的教训和??发?

  

  就概念层面而言,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就方法的和历史的层面而言,本文并不准备这样概括地研究上述问题,不打算涵盖这三十多年当中多种多样的自由主义有关宪政的论??和努力,而是仅仅选取胡适这样一个对於中国自由主义有象徵意义并在民国宪政建设过程中做出了持续努力的代表人物,试图就其对待宪政问题的态度和主张在这一期间的发展和变化,进行历史的和政治的反省。我们知道,在中国民国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潮与运动之中,胡适无疑是领袖群伦的代表人物。就理论层面而言,今人多同意: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 ‘胡适对宪政问题的体悟和探寻比其他人都深刻,提供的宪政价值和容量比其他人更多更完整。’ 而就实践层面来看,虽然胡适一再强调知识的作用,也不时慨叹书生的无用,但他却并非单纯坐而论道的纯粹书斋型学者,同时也是当年宪政运动的风云人物,致力於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落实自己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换句话说,本文将胡适的主张作为当时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的代表,进行分析和批评。

  

  在这种分析和批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反政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不仅表明了中国自由主义对於真正自由主义原则的理解具有极大的误区,从而无法在思想上贯彻自由原则;也显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致命弱点,从而帮助解释为什麽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够成功地推动宪政政治的建立。以下,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上述分析和论述。首先,我们将分析胡适所主张的‘造因’工程中的政治观念,发掘他对於人性和政治的看法,看看中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是怎样仅仅停留在‘非政治’的空想层面;然後,则进而探讨胡适‘好人政府’的主张是如何在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观念有密切的联系,甚至违背了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基本原则,走入政治‘道德化’的歧途。在第三部分,我们将重点研究,与经典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相比较,胡适的宪政观念中缺少了什麽。简单地说,这里缺少对於普遍化的个体利益的重视,从而使得胡适所强调的‘理性’成为苍白的概念,也使得胡适的宪政主张基本忽略现实政治力量的互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总结全文,从胡适宪政主张的特点反省中国自由主义宪政观的缺陷及民国年代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

  

  一.人性与政治:乌托邦自由主义与宪政空想

  

  我们知道,胡适返国之初,曾有所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名言。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排斥政治,因为我们也知道,胡适自认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在留美求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观念。 所谓‘不谈政治’,事实上,正是那时的胡适所具有的政治观的一种表现。

  

  这种政治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需得到‘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这用胡适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所以,我们看到,胡适投入了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并且,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强调所谓‘改造国民性’, 强调‘树人’,强调‘教育’。 胡适写道,要救国,‘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而‘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胡适看到:‘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与保证的。’ 因为,在(直到晚年的)胡适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现在,他所要努力的,用胡适本人的用语来说,就是要在中国实行所谓‘造因’工程,以此为未来民主宪政的实现而打下国民的基础。

    

  当然,除了这种积极的态度,‘不干政治’也有他对於当时政治状态的消极反抗。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讲,对当时的胡适来说,‘参与政治意味著要从事武夫们正在干的那些肮脏的勾当,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意味著要通过与流氓恶棍打交道而寻求妥协。’ 我们看到,胡适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的‘一番愚忱’,想把新文化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几十年後犹自叹息来自政治的‘不幸干扰’。 无疑,对胡适来说,政治确实是不洁的,常常是有碍於他那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伟大工程的——至少,在现实的情况下是如此。

  

  很清楚,这种心态明显具有某种‘精英心态’或‘救世主心态’,自由主义、宪政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为什麽说它是‘精英心态’呢?因为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说来,一般民众是愚昧落後的,需要他们来对之实行‘改造’和‘教育’;而政治人物更是肮脏不堪的,根本不可与他们为伍。唯有他们这样的‘知识精英’,才能全盘改造中国——事实上,这与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什麽主义的中国改造论,并没有什麽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仅仅在於:共产主义是要改造中国人民成为‘无产阶级新人’;而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後面会看到,实行国民改造的目标有所不同,是要让民众‘理性化’。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是:为什麽应该是胡适(或者共产党)来规定这种改造的目标、标准和过程呢?为什麽中国人不可以按照他们每个人的心愿来成为他们每个人自己呢?很明显,这後一种概念,才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概念,即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与偏好,而这种利益与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基本规定,容不得其他任何人——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其他什麽力量——来‘改造’他(或她),除非他(或她)自己要‘改造’自己。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恰恰是胡适不断强调的一个思想,对胡适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们後面会加以讨论——本来就是这样的含义。但是,胡适本人,却由於他的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根本就忘记了一般平民大众的个人主义。

  

  当然,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主义也好,并不否认人性具有黑暗的一面。这里的重要问题在於,它们并不试图通过什麽‘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这种黑暗的人性,而是强调:第一,政治本身必须建立在对於这种人性的现实理解之上;第二,通过政治制度本身,可以制约人性的黑暗一面。事实上,这里的第二点,可以看作是宪政主义的哲学本质。 与这种现实主义的人性观念和政治观念相比,我们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像其他大多数当时中国的各种不同的主义的鼓吹者一样,本质上还是乌托邦主义者,或者至少沾染了某种乌托邦主义的色彩。他们固然看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的态度却只有两种:一是试图改造之,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权力上的弱者的时候,是他们自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另一种态度则是逃避,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上的权势者的时候,使他们感觉自己无力的时候。在实行前一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进行更加伟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所谓‘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在实行後一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不干政治’,因为他们觉得政治黑暗肮脏,而自己冰清玉洁,岂能去和那些‘流氓恶棍’打交道?

  

  其实,即使单单在人性黑暗和政治‘肮脏’这个层面上,如果认为胡适的相关论述表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於政治家的品质有著现实而深刻的认识,那似乎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天真和幼稚。在後来介入政治问题、直接讨论宪政的时候,我们看到,胡适始终乐观地认为,宪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宪政所要做的不过是落实两个基本的原则,即‘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负责’。 既然中国民众那麽愚昧、中国政治那麽肮脏,为什麽这两个原则落实起来并不困难?胡适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解释。他的一个明白表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原则太‘基本’,几乎不能算是什麽崇高的政治理想。在很多地方,胡适都明确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 ‘民主宪政不是什麽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 这当然也是‘精英心态’和‘乌托邦主义’的一种表现,总把平实的东西看作没有难度的东西,觉得那没有什麽大了不起。而政治恰恰是平实的东西。即使已在碰壁之後,胡适似乎也从来没有问一句:这麽‘幼稚’、‘基本’、‘不太难’的事情,为什麽在中国就是搞不成呢?

  

  当然,他的答案可能很现成:因为民众太愚昧,因为政治人物太肮脏。於是,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既然如此,有什麽根据说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呢?如果一般民众尚且那样需要教育,为什麽搞政治的人就那麽容易接受法律的制约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作为原则,它很简单,而这是胡适所著眼的层面;而要成为现实,对不起,我们自由主义者没有兴趣讨论这个肮脏的现实。这样,胡适居然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上,陷入了他那著名的‘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的主张的对立面:他所讨论的宪政,仅仅是一种概念(主义),而不是著眼於如何解决中国实行宪政这一基本问题。因此,积多年之努力,宪政在中国依然是空想,也就并不奇怪了。在看到中国的研究者们赞许地称道胡适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时, 我要说,有‘理想’而却不知道如何实现,也不去探索如何实现,那倒不如说是‘空想’。因此,胡适其实是一个空想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的这种‘非政治’的思考方向,还为中国後来无数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巨大怪圈,那就是国民素质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胡适之所以强调宪政政治很容易,是要苦口婆心地让人们明白:即使中国人素质低,也不是不可以搞宪政。对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则反过来批评胡适,强调国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已经看到,这起实施再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思路之中,并没有跳出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上述基本怪圈。其实,胡适有时要比这些批评者高明,而能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他懂得:‘人心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而‘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 好了,这就为怪圈找到了一线走出去的希望。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进一步探讨:这样的制度怎样才能形成?我们已经看到并将会继续看到,无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恰恰是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缺陷所在。

    

  二.‘好人政府’和‘专家政治’:宪政政治与开明专制之间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至少是胡适,完全没有提出宪政实施的思路,也许不尽公平。我们看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张之後不久,很快就放弃了他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以1920年8月1日与蒋梦麟等七人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为标志,并在次年成立一个研究政治、讨论社会问题的团体‘努力会’,接著创办《努力周报》,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作为宗旨,‘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议政、干预政治的前台’。 在这前後,胡适为中国政治开出了他的一个药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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