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从“自然伦理”的解体到伦理共同体的重建

——对黑格尔《伦理体系》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2 次 更新时间:2011-03-14 1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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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伦理体系》手稿的发现,不仅驳斥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他的思想缺乏道德的指责,而且为从道德问题优先诉诸政治哲学这一古典实践哲学路径去解读他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可能。本文回应了西方学术主流从“承认理论”来解读这一著作的理解框架,指出从“自然伦理”解体到伦理共同体的重建才是《伦理体系》所要展开的根本问题。其中从自由伦理与犯罪关系揭示出伦理文明进程必然出现的野蛮化荒废,显示出黑格尔独特的思想冒险,而让“政府”担负起重建和守护民族伦理共同体免遭瓦解的伦理政治使命,更凸显出黑格尔实践哲学“非现代的”从而具有拯救现代危机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伦理,自由伦理,绝对伦理,伦理共同体

  

  【Abstract】The untitled manuscript among Hegel’s Jena papers, to which editors have given the name System der Sittlichkeit(System of Ethical Life), not only refutes the long-held criticism that Hegel’s thought lacks of morality, but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reading Hegel’s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the light of approaches of the ancient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ch make the problems of morality first appeal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responds the interpreting frame based on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shows that it is from the breakdown of natural ethic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community that is th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developed by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e ethics and criminal connections, it reveals that there must be a desolate land of barbarism in the process of ethical civilization, which shows Hegel's unique mental adventure. Besides, to make “government” take up this ethical and political mission to reconstruct and guard national ethical community, highlights the non-modernity of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ch has a significance to save modern times from a crisis.

  

  【Key words】natural ethics, free ethics, absolute ethics, ethical community

  

  克尔凯郭尔曾经发现,黑格尔的思想缺乏道德。他的这一发现被当作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著名的指责,为许多哲学家所认同。意大利著名黑格尔专家对这一貌似有理实为肤浅的看法做出了有力的驳斥[1]。准确地说,黑格尔的思想并非缺乏道德,而是在他看来启蒙之后所出现的现代问题,并不能诉诸道德,而只能优先诉诸政治来解决。因此,在追随谢林哲学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从道德立论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康德、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同样陷入了启蒙哲学“教化”的“伪善”之中,因为“绝对应该”的道德义务仅仅是一种单纯主观的善良意志,而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伦理”所产生的“恐怖”的政治现实无能为力。

  黑格尔的哲学表面看来是纯粹思辨的“逻辑学”,但其实质是借助于逻各斯(绝对理念)内在的生命力量之外化(体现为“历史的表演”)来诠释或理解人类生活样态的结构演变,其目的是考察逻各斯内见于心(意识、精神),外示于行(政治、伦理)的伦理秩序的生成演变。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种哲学理解为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伦理实存论(Sittenexistentialismus)。

  这样的实践哲学决定了黑格尔不可能是一个康德式的标准的道德哲学家,但他必然会有系统的伦理思想,尽管这种伦理思想是古典意义上以“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课题,在于诠释和理解逻各斯作为自然秩序如何通过人类的智慧生成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城邦秩序。只是黑格尔认为,这种“生成”一定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漫长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相互消长、否定和异化,而克服其异化的力量,不在外部,而在绝对理念自身的伦理性。

  因此,与康德为“绝对应该”的纯粹义务奠基不同,黑格尔的伦理学要解决的是绝对伦理理念在不同生活样态中的“现实性”。不从伦理理念的现实化这一实践哲学的立场去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我们就既不能理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也不能理解其《哲学百科全书》和《历史哲学》。而奠定这些成熟时期著作基本思路和论证框架的,是黑格尔的一本早期著作《伦理体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

  《伦理体系》这部不到100页的手稿被发现得相当晚,首次整理出来收集在拉松(Georg Lasson)版的《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415-499页)中,时间是在1913年。尽管学界对于它的写作时间,曾有很大争议,但现在基本认同是在1802/03年。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其他体系构想[2]相比,这部手稿更显示出黑格尔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构想”。

  我国学界最早对这一著作有所研究的学者是张颐先生。在他192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发展、意义和局限》中,张颐对《伦理体系》做了评述,这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属于最早的。他的论文得到国际黑格尔专家的承认和高度评价。[3]由于我国现在的学者很少有人读过张颐先生的这本书,也由于我国学界缺乏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系统研究,所以,现在虽然有些大型哲学史书中提到了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但对它的评价几乎不得要领;或者有些人从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这本书知道了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于是也就仅仅是从“承认理论”来论说《伦理体系》。

  当然,霍耐特从“承认理论”来解读《伦理体系》,反映了德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解读框架[4],这一解读原则可以上推到科耶夫等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本文所要证明的是,仅仅从“承认理论”既不能把握黑格尔《伦理体系》在解决现代社会危机上的独特视野,也不能从整体上理解黑格尔实践哲学化解现代问题的方法。因此,本文将从回应西方主流的“承认理论”解读框架入手,阐明黑格尔《伦理体系》所要展开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康德后期伦理学留下的课题:如何从伦理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伦理的共同体状态。

  

  一、《伦理体系》为何不能单从“承认理论”来解读

  

  “承认理论”是一种主体性理论,即把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视为所有社会形式的有机凝聚力量和伦理形式。霍耐特说:“对黑格尔而言,一种社会的伦理关系是某种实践的主体间性之形式的表达,通过承认运动才能保障这些形式中的一致互补并因此保障了相互对立的主体之间必然的相契与共性”[5]。单纯从黑格尔的社会伦理关系这一“存在者”层面上说,这种阐释当然是不错的,无疑是对黑格尔伦理概念的一种得体的阐释。但是,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两点:一是他的伦理关系从来不只有单纯的主体间关系这一个层面,因为黑格尔所讲的“伦理”,实际上从来不像公共立法体系那样,被认为是“现有习俗”(Sitte)的表达[6],而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之现实化的伦理性(Sittlichkeit)。因此,“伦理”在黑格尔那里,起码有三个实存层面:a)精神,伦理是“精神”的表现形式,如同在古希腊那里,德性是灵魂的秩序一样;b)制度,伦理是精神的制度化,即实体化或客观化之表现;c)民族,民族是绝对理念之伦理性的“直观”。而承认理论只是从“社会层面”来解读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二是要看到,黑格尔的哲学不仅不是一种主体性哲学,相反,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了其哲学就是要同主体哲学进行斗争。

  所谓的“从一开始”,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在瑞士伯尔尼做家庭教师而写作了《耶稣传》的1795年。在这本书中,耶稣被黑格尔描述为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布道者。但他认为,耶稣的道德律令只对个体适用,却在社会民众面前则无法消除道德与幸福、个体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这时,黑格尔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了,德行不应该局限在私人的修养和教化上,它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性的,应该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黑格尔虽然后来把康德的伦理学视为主观道德的首要代表而加以批判,但康德于1797年出版的《伦理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7]),他于1798年就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伦理形而上学》分为“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和《德性论的形而上学》两大部分。“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在遵循一个普遍有效的外在立法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立法的自然状态向立法的共同体(公民)状态的过渡,以此来保障每个人的任性的自由与他者的任性的自由保持一致;而“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是探讨,把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已经证成的内在立法原理—普遍有效的自律的道德法则—应用于人性的可能条件,以完成道德人类学:可经验的人的德性的形成。[8]但这样一来,康德在1793年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已经提出,在《伦理的形而上学》中也做过阐明的如何从伦理的自然状态向伦理的共同体状态转变这样一个关于伦理的“社会”制度化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康德在后期伦理学思想中确实已经提出了一个“社会”概念。他比照立法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提出了伦理的现实化也有一个从伦理的自然状态向伦理的社会共同体状态转变的任务。因为“伦理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善的原则不断地受到恶的侵袭的状态,如果没有一个以道德法则为目的的“社会”,善的原则是不可能战胜恶的原则的。他甚至说“即使每一个个别人的意志都是善的,但由于缺乏一种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原则,他们就好像是恶的工具似的”[9]。

  康德明确指出,单靠人的理性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这是一件只能指望由上帝本身来完成的工作。我们知道,一旦一件任务指派给了上帝,在这个并不存在上帝的世界上,就根本失去了指望。后来舍勒也发现,在康德那里,平等的道德人格主体由于只对自身负责,像尼采的生命意志人格一样,否认了“团结原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伦理共同体。[10]

  而这个不能指望的事情却正是正在思考实践哲学课题时的青年黑格尔之哲学的出发点和以及其整个哲学的归宿。说是其整个哲学的归宿,可能需要另一篇论文来论证,我们在这里仅仅满足于指出一点,黑格尔整个哲学就是阐释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对绝对精神的纯概念运动的规定,即是其“逻辑学”,或者说“思辨哲学”,而这种“思辨”的目的,是“实践的”,因此作为其“应用逻辑学”的所有领域都是“实践哲学”。而近代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绝对伦理(自由和正义)如何通过制度化建制变成现实,这是黑格尔所有哲学的根本目标,即归宿。这一哲学形态在现代正是斯宾诺莎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合一所带来的后果。

  说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原因在于,黑格尔的《伦理体系》和《论对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这同在1802年写作的两部著作,从形式上正是对应于康德《伦理形而上学》的“法权论”和“德性论”两个部分,而他的实践哲学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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