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最独特也最倍受争议的一次群众运动。其中争议最多的一部分，也就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淬然而止的情形、原因和后果。众所周知，一九六八年夏天，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们为解决广西省严重的武斗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其严厉的措施也应用到其它省份，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手段，制止了各地的混乱现象，也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运动告一段落。这一段历史，被后来的一些人解释为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的群众运动，又出尔反尔亲手结束文革的群众运动。进而推断，毛泽东只是利用了在文革中前后兴起的各种派别，而达到自己打倒政敌的目的。于是得出造反派受骗上当，被蒙蔽被利用等等说法。最后，干脆将文革贬低成为从上到下一场无原则的争权夺利的内斗。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毛泽东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发起者、支持者和同盟者，他发动运动时冲破层层障碍，一次不行，再试一次，直到基层群众的大民主运动全面铺开；毛泽东对参加造反运动的群众的支持是在顶着反对派的强烈抵制，越过党政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直接通向基层群众；同样，从群众中爆发出来的参与大民主的巨大积极性，也反过来印证了毛泽东文革部署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历史上的所有群众运动中，很少有象文革这样与领袖的紧密关系；历史上的所有政治事件，也很少有象文革这样具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在文革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发生了秩序混乱、宗派主义、极端行为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和造反派本身的纪律、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等问题有关，也和那些反对与不理解文革运动的社会势力的抵抗等因素有重大关系，特别是后者，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毛泽东和其它文革运动领导者在文革运动各阶段中的进退部署和反对各种极端倾向的前后变化，只能说明运动本身发展规律和各种客观条件对领导者的主观意图的制约，而不能推断出什么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的”、“背后的”动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整个思想动机，应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前后的言论中，以及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献中探讨，这应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已经指出的造反派自身问题、保守派抵抗和运动本身发展规律等因素之外，再指出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中国文革运动发展的变数，即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六十年代中国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要想说明文革的最重大的意义，要想理解文革作为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又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这一貌似矛盾的论断的深刻性，要想理解为什么文革群众运动曾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最高理想冲击而又从激进的高潮回落，就必须理解：新中国在战后东西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抗争中的特殊地位，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全球反体制运动的高涨，以及全球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交错不平衡发展。

反帝反殖，反修防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文革与世界革命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特别是对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作了有深刻预见性的展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在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当时西班牙人民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干涉内战的斗争，和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斗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以及当时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共时性，也就是同属于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革命时代。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划分了前后两大世界革命时代,即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性质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世界革命，也即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①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并“在革命的战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同时“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②。在这个整体性的世界革命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特别是由“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到“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阶段如何继续革命，成为关键问题。

二战结束迎来了这个世界革命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发生的几次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都是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性质的革命战争，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当然战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场革命战争，是中国的解放战争，因为它不仅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防线，更因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用：中国革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上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以农民问题为主要社会问题的不发达国家，探索出一条反帝反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这些亚非拉地区，就能形成一个以广大的“世界的农村”包围“欧美帝国主义城市”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互相支持，将许多条绞索套在帝国主义的脖子上，将它分割开来打败。③

中国革命这样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经验，也成为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上的分歧的根源之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集团愈来愈向美国妥协投降，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和合作者，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坚持不应放弃武装斗争。新中国的地位和使命规定它要想成功地向社会主义阶段迈进，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迅猛发展中得到支持，也就必须积极支持世界上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从而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紧密不可分。这里面，反帝反殖与反修防修的关系，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国际上，苏联领导集团追求美苏缓和体制，企图和美国共同控制和扑灭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帮助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以世界市场和自由主义为内容的新殖民主义得以“和平发展”，或是对民族解放斗争采取利己主义的操纵利用。在国内层面，苏联体制日益脱离群众，依赖专家和精英治国的路线，在追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方面，迅速地象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靠拢。如此发展下去的道路，将不再成为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争取独立后建设国家的有吸引力的榜样，而和美国所推销的新殖民主义相差无几，并日益趋同。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又是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中共“九评”中所着重分析的在修正主义路上走得最远的南斯拉夫，其对外关系上对帝国主义的和解，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接轨”，和国内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内容的南斯拉夫特色“改革开放”并行推进。④同样，中国六十年代初在外交路线上被一些人提出的“三和一少”（对国际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援助要少）的右倾主张，与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等市场化、单干风的倾向相辅相成。总之，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和自发势力的影响，形成一种合力，压迫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革命的初衷，放弃斗争性，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者转变成体系内遵守规则的合作者。

与反帝反殖、反修防修共同构成战后世界矛盾斗争整体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所酝酿的反体制运动。这样的反体制运动，是在战后二十多年国际冷战体制内，西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进入六十年代开始衰退的背景下高涨起来的。而西方反体制运动，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和以中国人民为主的反修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首先，从二战结束到六十年代，是西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全盛、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以劳动工序无限细分、机器技术专用化、劳动过程无限单调化、工人技能不断降低、大众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西方福特主义社会生产调控方式即将显露危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和大胆实验引起了西方进步人士的注意。为闯出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缩小城乡、体脑和工农三大差别，毛泽东大力支持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并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等设想。中国人民的实践力图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官僚化、精英化社会形态是最合理、最有效、并是一切非西方国家所必须仿效的制度的神话，为西方知识界反思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西方校园和西方青年学生中，也开始积极反对为统治阶级和精英所服务的教育制度，提出为社区服务、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等呼声。

第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进步运动开始冲破统治阶级所强加的冷战话语，也开始批判苏联和追随苏联的西方共产党放弃革命斗争和革命理想、脱离群众、日益官僚化和精英化的倾向。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仗义执言并无私帮助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试图走出一条群众性、参与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赢得了西方进步力量的极大关注和期望。一个有别于“旧左派”的、不听命于苏联指挥棒的西方“新左派”进步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战略。西马主义者提出除了经济、政治革命，还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意识和文化思想，夺取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在文革的纲领中提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⑤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造人的灵魂、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宣言，在西方的校园和街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包含有以上几个内容的西方内部的反体制运动，进入六十年代开始高涨，在中国文革爆发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具体引发这一系列运动的触发事件，主要是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战争。美国人民和其它西方国家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行动，很快就自觉地发展成为反帝反资的革命运动，并和本国内的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民权运动结合，和国际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形成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世界革命的大排演。⑥由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美国战争干涉所引起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整个六十年代世界反体制运动的关注重心，而由于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重要的地缘战略关系，中国成为世界上民族解放革命的坚强后盾和大后方，也成为西方内部反体制进步力量的同盟军和最雄厚的精神资源。

由上所述，进入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于一个罕见的历史机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古国脱胎出来的一个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发达核心国家内反体制革命运动的一面战斗旗帜。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反修斗争、西方的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体制运动、以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重焦点。正是在当时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世界进步人民中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世界革命的中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移向东方，移到了亚洲、移到了中国。

战争与革命：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

如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它自身革命的命运也就和世界革命的其它组成部分的命运休戚与共，成败相系。亦如上所述，在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内，世界革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各具不同的社会性质，在它们相互支援、响应的同时，也存在着紧张和矛盾。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性质的革命，以及同一革命中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不同阶段，既互为依托，又互相制约。总之，作为整个时代特征的世界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前后衔接、交错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比如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主要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及其奴仆的革命战争形式，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则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触及灵魂的文斗，和在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但由于国际上战争危险的存在，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杂交错，也会偶尔表现为暴力冲突。毛泽东经过对社会主义的独立思考，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反复斗争、不平衡的、曲折发展的漫长过程。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反体制运动，包括东方的反帝斗争、西方的文化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具有并行性和不平衡性发展的特点。⑦这种特点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革命与战争的两种前途交替出现，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排斥。毛泽东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个简要精辟的论断，不仅揭示了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的两种因果关系，也指出了革命与战争的两种可能的先后顺序，而这两种相反的顺序，则对具体某一国、某一革命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具体说，中国文革的进程和成败是与世界范围内革命和战争的总的形势（包括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继续革命）相联系在一起的。在世界范围内、在一定时刻，是革命，还是战争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命运。当然，战争能够引起革命，革命能够阻止战争，但革命和战争的先后对中国文革运动的日程表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革命与战争的情势。和战后任何其它时期相比较，六十年代是最为革命动荡的年代。从亚非拉的广阔大陆，到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和校园，是一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先来看，在帝国主义远东前线地区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五十年代的战争风云在退却，而充当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远东堡垒的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除了台湾社会在蒋家王朝的专制下相对平静外，在当地社会内部都掀起了空前的革命浪潮。日本人民斗争的焦点是声援亚洲其它地区（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反帝斗争，以及反对美国的军事占领，比如著名的三里冢反对建机场斗争等。在一个时期内，由工人、农民、学生和左翼革命者的斗争发展到了大规模群众性街头抗争的对抗性方式，严重地冲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对战后美日战争机器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⑧

假如说六十年代在日本列岛出现了革命制止战争的情态，在中国边境以南，战争的风暴则愈演愈烈。美国六十年代在东南亚的军事冒险，和它五十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战争行动一样，是为了围堵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用。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条件，传统上受中国影响，中国革命波及到这些国家几乎是注定的。而一旦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模式就会更进一步地传播到亚非拉广大地区，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战后世界体系。而一旦扑灭中国周边国家的革命，也就能有效地封锁中国，加大中国革命政权的困难、加强和平演变的内外条件。这就是六十年代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与革命的情势。美国于一九六四年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次年三月在南方投入地面部队，此后不断增加参战部队，在一九六九年最高峰时达五十四万。美国在印度支那镇压当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侵略战争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引起了更彻底的革命，导致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

亚洲其它地区，在那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相似的农业社会中，革命的力量迅速地发展起来，很多国家的革命者都自觉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原因，印尼共产党一九六五年蒙受了类似中共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浩劫的重大损失。在九卅运动失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有三十多万人遭到杀害。一个正在走向中国革命之路的亚洲大国的革命前途受到空前的挫折。在中国周边的缅甸、泰国和印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人民游击战争，其中在缅甸直接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和影响。在帝国主义所企图控制的咽喉地区的中东，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战争冒险，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六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军出兵干涉黎巴嫩等，则起到了唤醒当地人民的革命意识的作用，兴起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并激发了七○年代的黎巴嫩内战等。

在西半球独树一帜的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英雄主义，六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发生影响。从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到欧洲国家的半边陲地区，如伊拉克、香港、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希腊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街头抗争、游击斗争、或反帝、民族主义性质的夺取政权斗争。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六十年代也不平静。在波兰、南斯拉夫，出现了学生对抗学校和政府当局的运动。当然，东欧国家中最为举世瞩目的一个事件就是“布拉格之春”运动以及随后苏联的入侵。六十年代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东欧国家内的社会运动，与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反体制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力军，然而在苏联东欧领导集团长期统治下的东欧社会，社会官僚化、政治空洞化，其社会运动也因此缺乏六十年代世界上其它地区青年运动所具有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倾向。另一方面，“布拉格之春”运动中，上层知识分子精英（包括很多是所谓“自由主义的”共产党人“改革派”）主导了整个运动的走向和话语结构。尽管如此，带有极大群众性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一旦脱离上层精英的操纵，一旦由广泛的工农群众接管领导权，在六十年代的气氛下，它具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反修革命的前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苏军出兵的借口，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反社会主义倾向”，一部分是事实，但这恰恰也是苏联路线长期忽视无产阶级政治、忽视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导致的。一旦出现了问题，又惊慌失措，不敢发动群众，害怕大民主，不敢依靠工农阶级，而采取简单粗暴的镇压和践踏别国主权的手法。苏军侵略暂时扑灭了动乱，也断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布拉格之春”推向社会主义反修革命的可能，更建立了社会帝国主义干涉他国的恶劣先例：“勃列日涅夫主义”以所谓“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来酝酿针对中国的战争侵略的预谋。

在整个六十年代的世界动荡中，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最直接威胁的，还是来自体系中心国家内的反体制运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具有明确革命倾向的社会运动在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都市和校园里此起彼伏。特别是在一九六八年，欧洲出现了自十月革命以後的半个世纪以来最壮阔的革命浪潮和最激动人心的革命前景。在北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等“新左派”反体制运动对战后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九六七年十月，大约二十万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同时，有三万五千多名青年冲击美国国防部，与警察发生冲突。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美国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害身亡，由此将反战、民权和学生运动与体制之间的冲突骤然提高。四月三十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大学教室楼。一周后，纽约警察攻入五栋建筑，造成一百四十八人受伤，七百多名学生被捕。五月二十一日，再次爆发了占领教学楼事件。八月二十八日，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反战运动和其它运动的示威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镇压示威者，警察殴打学生的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给美国公众。然而，激烈的反体制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统治阶级，尼克松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选总统后，扩大了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规模。

大约同时，在大西洋对岸的法国，发生了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内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尝试，并向着胜利作了最为有力的一次冲击，然而力量斗争的平衡在最关键的一刻滑向保守的一方，世界革命在资本主义核心环节打开缺口的努力功亏一篑。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起，由农泰尔文学院、索邦学院和巴黎大学发源的左翼学生运动，发展到五月中旬，已经成为包含法国社会各界群众的全民性反抗运动，巴黎及整个法国的百万工人大罢工，一些工厂的工人还关押经理，占领和接管工厂，使法国处于经济崩溃和政治失控的边缘。戴高乐于五月三十日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以混淆视听、号召保守派反扑等等手段，并调动军队，挽回了危局，“巴黎五月”运动被瓦解，法国人民痛失了一次历史性的宝贵机会，世界革命的一个契机也稍纵即逝。

从全球的角度看，六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发生在世界各地区的事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地区，都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激变中；各种革命运动所共同具有的青年性，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共时感和团结感、认同感。另一方面分别发生在西方的“以革命反对战争”为主导的“新左”运动，和东方的“以战争争取革命”为主导的传统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同时并行发展，表现出世界整体革命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二）中国文化大革命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作是“革命中的革命”⑨，也处于西方意义下的“反精英新革命”、“文化革命”与东方意义下的“反帝传统革命”的交汇点和重叠部分。因此发生在不发达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新左运动的最先进的革命旗帜，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实践的先锋。

（三）中国除了有先进革命的使命（即“革命中的革命”）之外，还要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和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因此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给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内容，即自身社会的继续革命、不断改造，和支持和巩固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关系，两个目标之间在长远来讲互相支持，在短期之内，则可能是互相排斥。

文革群众运动进入六十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修、反体制运动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寻找。一九六八年以後，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渐渐压过了革命制止战争的前景，特别是由于中国周边的战争可能性骤然加大，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中心先发生革命、从内部自行瓦解的的可能性渐渐消失，中国的文革运动也因此被迫做出调整。

战争与革命的抉择：文革群众运动的命运

我们现在再在世界局势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文革。文革所处的六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最重大区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局势趋于稳定，战争的威胁向南转移到印度支那半岛，而且这一次帝国主义采用了谨慎得多的策略。六十年代这一变化，为中国专心解决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空间。可以肯定，假如六十年代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出现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话，文革运动本身的限制就会大很多。即便如此，文革中在东南沿海的军队内部，也一直禁止开展“四大”。⑩

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文革的关系是复杂曲折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深化，以及对边缘地区的融合纳入、深化、结构化的过程达到自身的生存和扩张。任何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对这个过程的反制和威胁。特别是在那些社会经济条件和中国相似的国家里，遵循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围堵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的革命不遗余力的原因。受中国影响，越、老、柬、印尼、缅甸、泰国乃至印度和日本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前景，构成对中国本身的继续革命的巨大支持和推动。另一方面，中国周边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多表现为革命战争形式，既给中国本身造成战争压力，也要求中国在必要时给予人力和物力支持。更由于中国革命本身的不平衡性，在境外和社会内部还存在着反动势力，存在着战争和复辟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长远意义上支持和推动中国的继续革命，在短期意义上，燃在中国近旁的印度支那战火制约着中国内部大民主的实行，要求国家机器的稳定和强化（１１）（境外的那些更多地表现为社会革命而不是革命战争的群众运动，如在香港和印尼六七年发生的斗争，才反而会对中国文革产生激进化的作用）。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对印支战争的卷入呈愈来愈深入之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极点。美军于一九七○年春天开始轰炸柬埔寨，一九七一年指使西贡军侵入老挝，从而把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地处前线的中国广西省，由于有国防和援越等的多种限制，文革形势落后于其它省份，直到一九六八年夺权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发生了群众组织拦截援越抗美物资的严重问题。是在严峻的外部情势下，《七·三公告》制止了国内运动妨碍国际反帝任务的不正常现象，并为全国的群众运动鸣锣收兵。在国内运动进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到达战事吃紧的河内声援越南和老挝人民，表示“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在短期和局部意义上，战争抑制了革命，革命让位给了战争。

西方反体制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制造震荡，并有可能从堡垒内部瓦解资本主义核心部分的前景，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进入六十年代末，西方反体制运动开始落潮，中国文革的这个空间也渐渐闭合。毛泽东在准备和部署文革的同时，多次发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见附录），包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和革命暴动，其中在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暴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崭新社会的思潮和群众运动的高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的动荡的高潮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同时达到波峰。巴黎“五月风暴”未能对体制产生转变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众性的抗争渐渐低落，转变成少数孤立的红军分子的城市游击战争；美国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大规模扩大印支战争；在这样的情势下，西方内部的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内的仅有的几起群众运动，遭到苏联统治集团的消防式的镇压，没有发生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反而是出现了苏联战争机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现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文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联领导集团所推销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帝国主义式的战争侵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挑衅。苏联统治集团还发出讹诈，声称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时间，社会帝国主义在北面的战争威胁甚至超过了帝国主义在南面的威胁，中国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战”的准备。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迅速复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中国文革上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这场世界革命的斗争场所遍布于广阔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场，和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与校园。因此，中国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长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资反修的革命斗争命运与共，而不会有单独的和局部的胜利。文革群众运动失利的悖论，群众运动内部派别激烈冲突的悖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悖论。

文革的群众运动在六十年代末迅速复员，而且在一些省份只取得了妥协性的结果，这个原因不仅要从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无政府思想、宗派主义和右倾回潮反扑等现象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也应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内，从巴黎的拉丁区到北美的伯克利校园，在第三世界地区，从玻利维亚的山岭到苏门答腊岛的热带丛林，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带，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国的南边和北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战争成了首要的威胁。全球性的革命性转变的机会，在一九六八年转瞬即逝。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１２）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取得巩固性成果的机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失去的。由于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都共存于这场世界革命中，也都反映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来，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终无法以一刀切的手法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宗派主义和政治立场的区别，分清意识形态和形式主义的区别。也最终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完善地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从而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

我们或许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革斗争中的不同派别之间，中央文革和群众派之间，毛泽东和群众之间的在夺权问题、建立公社制的新政权机构等问题上的认识差距，以及他们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断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国际形势中革命与战争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前景的不断波动，及其所产生的对革命策略的影响。象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被取代，和一九六七年夏天外交部夺权等事件的变化与转折，应该说都有这个重要因素。可以想象，假如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同时，从苏联内部爆发大规模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从而使苏联东欧国家走上反对修正主义的道路，假如在西欧和北美的反体制运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根本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心，中国文革在群众大民主和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路上也会走得更远、成果更巩固。

以上的分析能够让我们从一种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革中的种种现象。比如说，文革中出现了好人斗好人的问题，甚至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暴力的冲突。怎样来解释那些互相斗来斗去的派别，在基本出发点上却是一致的呢？文革中同样出现了由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所主导的新的阶级划分。这两个现象无非都是从不同角度宣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平衡的斗争过程。不同群众派别之间的分歧，常常是反映了他们对局势（包括中国的与世界的）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局势的发展前景的不同估计。然而，在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革命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特别是世界革命斗争处于扑朔迷离、复杂多样化的互动性阶段，想要得到一个长久眼光的、全面准确的革命策略，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对局势的不同估计以及所作的策略上的细微差别，其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正如战场上的指挥员，在判断上的小小差别，可以造成指挥正确与指挥错误的重大差别，形成严重的后果差别。正因为有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及其后果的严重性，才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同志之间和人民内部上纲上线、甚至严重对抗的倾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占人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如同中国无法从世界的影响中抽身退出，中国也能够对世界的走向发生很大的影响。文革退潮，乃至在八十年代初遭到彻底否定，与世界上人民革命斗争低落固然有关，但反过来说，否定文革对八十年代国际上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交上，中国从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仗义执言并无私援助的立场，改为所谓“理性”、“现实”的路线，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义斗争低落，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一部分原因。今天，这个世界大气候的后果又反过来施加在中国身上，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势。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世界上的革命互相支持的论断，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经验教训，在今天显得更加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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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华勒斯坦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对阶级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见

I.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Polity Press, 1991.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628－632页。

③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红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

④《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九评之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⑥I. Wallerstein, "1968: The Great Rehearsal," in T. Boswell, ed., R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89.

⑦G. Arrighi, T. Hopkins and I.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Verso,1989.

⑧张承志《日本留言》，《花城》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⑨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⑩程超等《浙江文革记事》，浙江方志编辑部，一九八九年。

（１１）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有关第五十六节“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的笔记中写到：“国家的消亡还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版）224页。

（１２）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见于《红旗》一九六九年第五期。

附录：毛泽东在文革前后发表的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和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支持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电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以革命战争消灭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九六九年十月）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