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自由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6 次 更新时间:2011-03-01 13: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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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虽然褪下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和头衔,可是在各种论战场合,依旧可以看到张维迎活跃的身影和大胆尖锐的言论。也许从来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引起媒体如此大范围的争论和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喜欢低调的张维迎却常常成为媒体青睐的焦点。

  2010年12月22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一届的换届仪式,但是在新院长的名单上,已经找不到张维迎的名字。如同4年前接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样,四年后的今天,张维迎的卸任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

  12年前的1999年,张维迎以副院长的身份,主持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院长,使光华成为改革的试验田。然而任期仅仅只有一届,刚过50岁的张维迎,就被选下了院长的职位,一时间“张维迎犯了错误”、“人事斗争”、“言辞过激”等描述都成为他卸任之后的注解。面对外界的纷纷质疑,张维迎首次面对媒体,回应卸任院长职位的之后的心路历程。

  

  回应卸任: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

  

  主持人:如果说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您的卸任了。这件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吗?

  

  张维迎:好多事情还要经过历史的考验,我现在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觉得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说,自己自我安慰的一点,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是无愧我心。在这12年,从当副院长主持工作,到当院长4年多,总共12年,将近12年的时间,那我想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未来我相信仍然会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我认识到,就是说,教育体制的改革它是最难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的好多产品短期内没法评价它,所以做教育,一定要有很强的理念。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可惜了,就是说,应该说,我们国家,我常说过,我们的教育体制比49年之前还要落后。

  

  主持人:比49年前还要?

  

  张维迎:还要落后。所以有钱学森之问。我觉得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我们这种垄断式的教育体制,由政府垄断的教育体制,政府主导的教育体制,没有真正的教授市场,没有真正的校长市场,没有真正的院长市场来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的话,这种教育体制我觉得没有出路。

  “建设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张维迎从来不忘反复强调他的这一理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12年以来,张维迎在这所国内顶尖的商学院中不遗余力的推行自己的改革设想:他招来多项投资、在北大启动了第一个EMBA和EDP项目、第一个高薪引入教授、致力于打破高校的铁饭碗、加入教授竞争机制……然而改革却触动了众多人的利益,遭到了高校教师们的强烈反弹,张维迎甚至被公开抨击。2010年,当张维迎卸下院长的职位时,他关于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主持人:这也是您03年开始在北大推动改革遇到最大的阻力吗?

  

  张维迎:当然了,有些做了,有些可能没有希望,没有机会去做。当你的精力多了以后,我想好多在别人看来不能理解的事情,你就可能觉得很愿意去做。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很多人评价说是因为张维迎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

  

  张维迎:那些东西现在我也不太想讲,我现在想,忙碌得做我自己做的事。现在讲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教育体制眼下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对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看我的大致的逻辑,我写过这样两句话,有些人干事为当官,有些人当官为干事。那这两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标准,因为我们中国官本位,我们衡量一个人做得成功不成功,就是看当的什么官,所以你看我们的干部履历,某年某月在什么地方什么官什么官,但是从来不见他做了什么事。一个真正好的履历应该讲他做过什么事,所以你可以说,我刚才意思说,你从什么角度看完全不一样,如果你问我这个12年做了什么事,那么我可以谈好多好多,我不赞成用那种你是当了什么官来去评价一个人。

  

  主持人:院长卸任与否,真的没有什么,您更在意的是这事。

  

  张维迎:我跟你讲,重要的是你真的究竟做了什么事,哪怕你做了3年5年,你真正做了什么事,这个很重要。但是你也知道,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当官和做事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好比说,我再举个例子,人家告诉我说,某某某就是一个干事的料,这真是个干事的人,言下之意是什么,他是当不了官的。

  

  主持人:你是属于这种人吗。

  

  张维迎:某某某就是当官的料,言下之意他就是不干事的,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体制价值趋向是什么,我们在倡导什么样的行为,反动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

  

  主持人:大家也特别关心您就是,接下来还想做什么。

  

  张维迎: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学者,做研究,探索一些问题,教育人仍然是我最大的乐趣。

  

  现在的调控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政策问题

  

  2011年新年伊始,国务院颁布的“新国八条”使楼市的第三次调控最终浮出水面,而之后更为严厉的京版十五条细则出台,更是让业界一片哗然。

  争对最新出台的各种政策,2012年的亚布力论坛上,张维迎关于《好政策、坏政策》的演讲引起轩然大波。张维迎认为买房限购、买车摇号等政策,都是坏政策,目前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各个部门为了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

  

  主持人: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前,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现在这样的趋势的时候,您的建设性的意见是什么?

  

  张维迎:第一政府应该着眼于长远。第二你要着眼长远,所以你制定的政策有时候要忍受一些短期的痛苦,市场会有波动,这时候政府不要以为,自己能够纠正它的错误,然后冒然出台一些政策。为什么2年前,99年,2010年,好多西方人士都在表扬中国的这些。

  

  主持人:中国政府的政策有效。

  

  张维迎:其实你要知道,当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提到9%的时候,我们是为全世界人的痛苦而承担了我们自己承担了成本。当然了,这个对其他国家来讲,至少短期内认为肯定是好事,他会表扬你,他忽悠你多花钱,然后市场需求提起来,然后韩国的出口,日本的出口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我们现在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暴露出也好,他又担心这个问题暴露之后,你采取的政策,好比说通货膨胀了,你就采取紧缩的政策,你这个紧缩政策,就会对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好比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出来房地产新的政策,

  

  主持人:限购令。

  

  张维迎:八条,其中一条,二套房支付的这一部分要提到60%以上。我们再回过头来,2009年春天的时候,由于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房价下跌,好多人不愿意买房,这时候应该顺其自然下跌,不要救市,但是我们政府很担心房价下跌,所以我们就出台了很多措施,鼓励买二手房,鼓励银行发贷款,想把这个市托起来,结果刚过了半年多,发现价格又冒了,又出来了九条十条,这么短的时间内,政府起起落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政府的任何频繁的变动,就会影响企业家的预期,影响消费者的预期。所以就会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

  

  我在2009年的雅布里会议上,我当时其中有一句话,我坚决反对政府托市,特别是针对房地产,该掉就应该让它掉。但是我们感到在那个情况下,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一个压力是舆论的压力。包括消费者,包括这些学者,对吧,他认为这个时候了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嘛,政府就做了。

  

  主持人:可以假设一下,比如说当年政府没有采取行为的话,那个后果是不是不可承受的?

  

  张维迎: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因为经济有个自然规律,那么它该掉,好比8000掉到6000,掉到5000都没有关系的,到底之后,它自然随着经济的恢复又会恢复的。

  

  主持人:您的观点,比如说在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该衰退的地方让它衰退。

  

  张维迎:危机本身是我们解决过去犯的错误的方式,不能自己过去犯的错误,现在危机帮你解决的时候,你又不想承受这个痛苦。这个像我们人一样,你吃东西,吃坏了该拉肚子就拉肚子,你不能阻止它,对吧,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主持人:改变该怎么办呢?

  

  张维迎:现在我想,道理仍然是一样的,最好的政策我认为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

  

  主持人:制定好规则。

  

  张维迎:对。

  

  主持人:今年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物价的上涨,按照您刚才的说法,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张维迎: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政策,前两年政策的后果。现在通货膨胀也好,或者其他的问题也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货币政策出问题。当然包括你的汇率政策包括房价。如果你发出去那么多的货币,过去的3年,中国的货币增长78%将近80%,3年时间,货币增长70—80%,它一定有这个后果。然后你必须承认,现在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承认这个根源,你始终想用表面的办法好比我们现在用价格控制,价格要申报,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主持人:按下葫芦起了瓢。

  

  张维迎:对,我就是说,你宏观政策出了问题,一定有宏观的办法去解决它。如果你这个时候用微观控制的办法。

  

  主持人:没用的。

  

  张维迎:没有用,好多情况是有害的。为什么有害。好比说,你这个产品,因为市场的需求膨胀,导致它的成本就会上升。成本上升,如果说卖的这一块,出卖价格你不让它涨,成本就收不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质量。这样的话你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是反对对价格进行微观控制,微观干预。

  

  主持人: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种种措施。

  

  张维迎:对,也一样,房地产的问题肯定是出在货币政策,或者是土地政策。我们现在由于大家乱找原因。房地产的原因,有些人归结为地方政府的问题,有人归结为是房地产商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我们把08、09年金融危机,归结为市场,归结为华尔街一样,那么就是说找出了问题的根源。但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讲,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老百姓经常感觉到,谁来,好像在替他说话,感情上认同你,政策上就是最安全的。这个产品涨价多,政府不让它涨,老百姓好像得到一点安慰。但我们做研究的人应该告诉他们的是,这个是虚假的,就是一种麻醉剂。

  

  主持人:您觉得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哪里?

  

  张维迎:我们可以几个层次谈这些问题,更短的层次来讲,我们刚才谈到像通货膨胀,过度投资可能导致的结构性失调,而引起经济的箫条。长期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制度上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过分的强大,好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收购进去了,这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引起资源的巨大的浪费。那么再长远来看,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可能在十年之后,就变成好比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市场的萎缩。那么这个对经济未来得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更致命了。

  

  主持人:长期的风险。

  

  张维迎:这是非常长期长期的。

  

  中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就听您讲过要彻底遵循维也纳学派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理论。其实在08、09年,包括10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应对这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很多大手笔的动作,比如说4万亿,比如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是到今年,大家都在探讨说,这些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在10年开始会集中显现。比如说通货膨胀,比如说资产价值的飙升,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具体的现象,您怎么看?

  

  张维迎:其实这也是一个全球的现象,现在的这种我认为错误的经验总结它是有一些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市场的运作它是会出毛病的,一定要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去纠正他。另一方面,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干预市场的借口,当然也可能他们真的就这么认为。因为有时候你喜欢接受什么样的理论,与你自己内在的需求有关系。好比说,政府一般来讲是喜欢控制资源,如果这个市场有问题,政府就用更多的资源来去解救它,这实际上给政府当政者更大的权力,尤其我们看到,政府看问题经常比较短视化,因为在西方民主政治下,任期是有限的,在我们东方的体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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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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