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0 次 更新时间:2011-02-25 10: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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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  

  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园村,北岛(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头,张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狱中……第一次听人朗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北岛后来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高峰期过后,文革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种迷茫、幻灭和没有出路的感觉,正是年轻一代的时代感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已经塌陷,当下没有出路,能够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来”。

  

  从思想逻辑上看,“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论,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阶段。二是启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经过怀疑和动摇,年轻一代纷纷另辟途径。而不论张木生的包产到户,还是郭路生的个人化写作,在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体制与自由……的价值天平上,他们的取向已明显地偏于后者,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

  

  1990年代结果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结语

  

  “红卫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磨炼,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较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从整体看,尽管他们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正当盛年,但是,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架构上,他们至今仍未超越“红卫兵—知青一代”。这表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领域。这似乎表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从自然年龄看,他们也还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还有时间,希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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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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