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11-02-21 22: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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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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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指“通史”,包括学术性专著和大学文科教材,但也会谈到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专题史、文类史等。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私下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这话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听起来,很受刺激,也颇为伤心(有的则很愤怒)。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激。不过,认真想想,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从不少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文学史观念、评述体系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不努力的缘故。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门类的研究者更偷懒。

  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平心而论,我见到的重要几部,各有特色,可以见到编著者在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所作的努力。举例来说,刘锡庆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1],除对文学思潮做简要评述外,主要文学侧重各体裁的创作,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某一体裁的时期特征和演化状况,交互渗透,突出对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的总结。于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2],似乎是最早见到的当代文学史的个人撰写著作。过去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编写。集体编写解决了个人在资料处理上的难度,但也带来常见的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于可训的“史论”评述扼要简洁,对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和文学思潮、作家创作个性的分析,常有颇富启发性的见解发表。赵俊贤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综史》[3],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作为角度来描述当代文学现象。也许会觉得那些形态的划分有些琐碎、僵硬,框架的设定也有些“先验”,但确实表现了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贵努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试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4],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编著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经验充足。这次对80年代的三卷本做了全面修订,学术水准有长足提高。修订本的篇幅做了压缩,分上下两卷。在材料的丰富、翔实,体例和评述的稳妥上,这部史著表现相当突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张炯主编)[5],在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中华文学通史》共十卷,当代部分占了三卷,这种分配方式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部文学史内容全面,除中国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同时,也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的文类外,还设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各编,这些都是创新贡献之处。这部当代文学史,写入的作家、批评家、作品最多,资料也很丰富。但参与写作的人员实在太多(约30人),各部分水平有极大出入,材料也有不很准确的地方。由于追求全面,有时成为作家、作品的罗列,但“座位”再多,也还是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因而也引发一些矛盾。而且,这部文学史好像很看重作家的官职,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员的,不厌其烦。不过,从这部书的规模和涵盖的面看,它仍是值得重视的著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社科院文学所组织集体力量,还编写了两部当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著作。一部是杨匡汉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6],另一部是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7]。两书均以专题方式,来总括地评述当代文学进程,将史论加以融合,对许多问题有深刻的阐释。丁帆、王世城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8],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断代”史论。作者设想对这一文学时期的评述,能摆脱“政治性”的是非判断,“真正”从“文学本身的价值确证上”来解释文学现象。另外,在90年代末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还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9]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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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那种指责,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要承认问题不少。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尽人意的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在被称为“当代文学”的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有“才气”的人不大愿意从事当代文学史工作。在我看来,换一种方式说可能要稳当一些。这就是,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只要回顾8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况且,在80年代,所谓“当代文学史”,要处理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当时正受到普遍质疑。在未能有新的视角来证明其对象具有关注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略可以说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张颐武在一篇文章[11]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之上,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他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而80年代“个人主体”的这一主导性话语,在“现代文学”中能找到最有力的例证。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高峰),其后是不断退行、下降的过程。张颐武描述的,确是那个时间的主导思路。尽管对下降的起始点看法略有不同:有的定在1928年“革命文学”提倡时期,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文学,而对“文革”时期是“谷底”的看法却很一致。那时普遍认为,“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文学的“复兴”,这一“退行”才宣告终结。这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探索自然没有必要,“当代文学史”被看做是“次等学科”,当代文学研究也就被理解为“共时”的现状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这种理解相当普遍,如《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影响很大的论文。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孔繁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1949年“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文学时,采取了极大的压缩、忽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评价。它取消了“当代”为标志的时期划分,从1917年到1996年,是一个大的时期,并画出了这一时期的“下降”、“退行”的轨迹。应该说,这一理解,这一轨迹的描绘,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从学科关系来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被忽略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做出补充和修正。第一点,“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而是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开始建构的,虽然当时“当代文学”的时间还很短。它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学科话语”,它的体系、概念、描述方式,当时就已基本确立。只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一整套的学科话语,受到广泛怀疑和弃置。第二点,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80年代确实表现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强大优势和压力。但是,在50-70年代,则正好相反。当时反倒是“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优势和压力。那时,“当代文学”是“高一等”的。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书的文学史观念和评述框架,确立于60年代)中的文学史图景,与“新时期”一些现代文学史,或一些论著所描绘的图景很不同。王瑶等的文学史,自然没有直接评述“当代”的文学现象,但是暗含了“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上升的历史判断:“当代文学”是克服了“现代文学”存在问题和弱点的产物。现代作家、文学运动存在的缺陷,只是在解放区文学,只是到了“当代文学”,才得到“真正”解决。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中,是放在虽取得重要成绩、但又存在历史性弱点的叙述框架中处理的。“文革”结束后,以左翼文学作为主流的“当代文学”出现了危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这种学科等级关系发生了“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它的阐释价值也连带出现了“危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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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不愿就这样心灰意冷,他们还是要寻找出路。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便努力于建立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从学科关系的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学科的规范性;或者试图寻找有效的方法,来为50-70年代文学拓展阐释的空间。下面择要对其中一些成果,做简略介绍。

  一是陈思和关于抗战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组文章中,如《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等。在这里,“战争文化心理”和“民间”这些提法和概念,既富启发性,也存在许多争议。他提出将抗战到“文革”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独立阶段来处理,并描绘这一文学时期的基本特征。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定位在大学文科低年级用书,但探索新的评述体系的努力显而易见。提出“潜在写作”的命题,发掘曾被压抑、掩埋的文本,并在另一些文本中发现裂缝,以显现“一体化”时期仍存在的多种文化构成。这是这一工作的价值所在。

  二是黄子平的研究。80年代他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一文,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文章之一。近年又出版了《革命·历史·小说》一书[12]。该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其中最主要部分,是研究现代中国小说的一种类型,书中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他力图离开简单、粗陋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对象放到“历史深处”,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这种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小说如何讲述革命,参与这种叙述的“正典化”;另一方面是革命如何规约、改变我们想像、虚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由此,把分析引向对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

  “再解读”,指的是90年代的一种批评活动,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3],唐小兵主编,收入刘禾、黄子平、孟悦、戴锦华、唐小兵、刘再复、林岗、马军骧等人的一组文本解读的论文。涉及的有小说《生死场》、《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歌剧《白毛女》,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电影《青春之歌》、《红旗谱》等。论文撰写者多为学院出身,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现代理论背景。论文的撰写与编辑,不仅为了对涉及的文本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相关。其解读基本路径,在谈到黄子平的研究时已做了提示。《再解读》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被称为“大众文艺”的实践。还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不仅注意文学,而且注意戏剧、电影等艺术“文本”。在编者看来,这不只是解读范围的一般扩大,而是关系到左翼文化界“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还有一点是,重视文本的改易、变迁这个在“当代”的重要文学(文艺)现象。对文本变迁与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历史想像的关系,在孟悦对《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到芭蕾舞剧),戴锦华对《青春之歌》、《红旗谱》(从小说到电影)的论文中,有很好的分析。

  “再解读”其实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常、普遍的活动。如果它是一种有系统的工作,则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是更新文学史图景和描述方法的一种试验。谢冕主持的“批评家周末”,有一个时期也以“再解读”为中心。涉及的文本有《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青春之歌》、《望星空》、《赶车传》等。李扬近年来致力于以新的视角来阐释当代文本,部分成果在专著《抗争宿命之路》中已得到体现,另外的论文,也陆续在刊物(如《黄河》)上发表。

  1998年,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14]。主编者说明,这套丛书的体例和部分方法,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借鉴。从1898年到本世纪末的百年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11个年份,以此来涵盖、辐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现象。在大的写作原则上有所协调,但基本上是个人著作。由于并不相同的文学史观和不同的评述尺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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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左岸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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