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1 次 更新时间:2011-02-21 13: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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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进入专栏)  

  

  江平 口述 陈夏红 整理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前使馆教育处征求本人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人地狱!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既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是,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

  斯大林杀害和镇压大批反对派人士的事实揭露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发生后曾说过,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就在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个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当然,我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我在苏联学习时,从自己的五年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经历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

  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上述想法。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当然令我甚感冤枉。——帮助党整风也就是要解决制度中的缺陷,为什么一提制度缺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时候一讲社会主义,其前提必定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痛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当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多年了,就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20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这张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他后来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担任香港《镜报》主编,反右中受到了党内处分;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对着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现在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所以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

  证明了这一点还不算,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都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最后再从这张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没有领导批准,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要再批判的了。

  终究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在右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有过政治纠葛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说,在知识分子中,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高等学校里,文科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尤为重要者。而在文科里面,放眼全国,政法界的知识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灾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该说政法战线上的“右派”还是比较多,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甚或一些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户”。

  在苏联的时候,我看过小托尔斯泰写的小说《苦难的历程》。这部小说主要就是讲苏联知识分子的经历。那么,从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苏联人特别注意阶级基础,因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到后来,一直都强调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样的话,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里面,就不得不经历一个“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像高尔基这样没有经历大的冲击的作家或者学者,那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改造的“苦难的历程”。

  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最后都是有问题的。好像真正革命坚定的,还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原来的家庭也都比较富裕,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国的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描述,并不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面临着它依附在什么阶级身上的问题。讲到知识分子.首先就讲他们到底依附在谁身上。最开始,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都还是资产阶级化的,或者说是1日的,就需要对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几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础”。

  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讲革命不分先后,随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确实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意识形态,都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要使贴有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改造究竟怎么进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不由知识分子说了算。

  从大的方面说,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或者再换个角度,当时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右派的划分、打击的对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主要打击对象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核心人物呢?从我们1949年前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来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应该说双方主要都是争取民盟加入本方阵营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看的话,民盟在1949年前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党派人也不多,影响力也不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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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二期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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