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卡赫立尔:埃及:对社会正义和民主的要求日益高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1-02-19 2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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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卡赫立尔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拆散了公有部门,并且为跟随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支持者脚步起舞的私有部门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实现了自己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目标。然而,政治领域却没有实施类似的自由化,对公共自由的束缚也没有任何的松动,尽管埃及不断声称要给予全体公民以真正的自由。

  这可以如下事实来解释:新的经济精英(新兴的商人阶层)把本国市场简单地视为他们能够实现原始积累的地方——依靠他们同政府部长和国有银行行长之间的密切或家族关系,同时他们又作为某些跨国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小伙伴获取相当可观的利润。既然他们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因此他们不再向本国的阶级盟友寻求合法性,而是向他们的跨国公司老板寻求政治支持。

  不用说,如果没有被压迫大众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任何统治政权都不会给予自由。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大众的压力,某种形式的自由可能给予某些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从大众那里博取了一些合理的信任,从而遏制了大众对统治政权实施的贫困化政策的自发性抵抗。在埃及,经过数十年的权威主义统治之后,情况已经变成这样:现在统治精英可以自由地选择政治候选人,然而任何一个政治候选人都没有群众基础。因此,要想应对日益增加的大众抵抗,埃及似乎并不需要任何的民主退让,而是需要更残酷的镇压措施。

  通过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开始了所谓的反对伊斯兰“恐怖”的任务,同时又无限制地支持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就像美国通过这些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那样,外部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面对美国以促进民主的幌子对自己盟友内政的干涉,地方的统治精英正在失去它们的控制力,而促进民主则被美国视为防止伊斯兰“恐怖”蔓延的惟一壁垒。这样一些形式的虚假民主旨在限制对国家恐怖的公开运用,同时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以便把那些支持美国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力量推上权力的舞台。然而,这些有限的民主形式导致了伊斯兰“恐怖”的崛起,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因此,美国再次回到老路上,鼓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赤裸裸的镇压政策,同时支持非法地和毫无根据地进攻黎巴嫩。在埃及,为了支持对任何代表自由的大众行动进行暴力镇压,所谓民主的话语缄默不语。

  在地方上,还有一些人拒绝旧的游戏规则,不管这些游戏规则来自生活陷入空前贫困化的大众,还是来自那些早在40年前就已享有某些特权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旧游戏规则之所以遭到拒绝,原因之一就是反抗以色列侵略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和美国对伊拉克人民的类似侵略。网络和一些阿拉伯媒体破坏了所有压制信息(在巴勒斯坦或伊拉克所犯下的罪行或者开罗街头上的镇压行为)的企图,从而也推动了大众的这种拒绝。在维持各种大众抵抗力量以及他们与某个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时,网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日益高涨的社会正义和民主要求

  

  到2003年,许多呼吁变革的潮流开始合流。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侵略对此产生了推动作用。随着威胁扩散到叙利亚和伊朗,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预示了进一步的危险。显然具体的行动是必要的,因而大量的行动委员会开始成立,加入到来自一些合法和非法政党的积极分子,独立的政治积极分子,人权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艺术家和文学家以及在那些活跃于各自协会的专业人员——例如记者、律师、工程师和大学人员——的努力之中。一些行动委员会集中全力要求民主变革,而其他的行动委员会则强调在各自协会中积极行动的必要性。社会和阶级主张也开始出席复苏的迹象,要么以有组织的精英主义形式出现,要么以大众自发地零星爆发的形式出现。

  这些要求来自各种各样的运动,例如“20世纪进军行动”(20th March Movement)、“大众变革运动”(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Change)以及“埃及变革运动”即凯法雅运动(th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Kefaya)。凯法雅运动是最活跃的运动,它催生了各种裂生性的运动,例如“艺术家和作家运动”(Artists and Writers for Change)、青年变革运动和学生变革运动。一些女权主义运动也采用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妇女变革运动、Shaefinkom等等。

  最突出的民主要求集中在修改宪法上,以便保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真正独立、总统的自由选举和对其特权的限制。在这个方向上,反对把总统的儿子作为总统职位当然继承人也被列为突出的议程之一。这样一种宪法修正议程非常及时,因为总统的任期应于2005年结束,并且重新当选规则的变化已经显示出来。

  2005年初,埃及宪法第76款修正案已成为法律,允许举行总统大选,但对总统候选人却施加了许多限制条件。政治积极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反对这个宪法修正案,但却遭到了最残暴的镇压。许多积极分子联手抵制总统选举,认为它是一场闹剧,而且选举结果确实表明了政府公开干预的影响。在一年后,埃及举行议会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政治积极分子要么参加竞选本身,要么充当选举过程的监督人。选举的结果再次表明政府通常的严重干预,因此许多反对党候选人——尽管他们深受自己选民的欢迎——由于公开的欺诈而落选。此类干预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许多法官的反抗——他们负责选举过程,但却受警察行动的围攻。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并且把自己的合法要求与法官的真正独立性联系起来。所有积极寻求变革的群体都表明了它们与法官的团结。这大约持续了一段时间,一直到2006年。对法官的镇压非常有限,警察行动的全部冲击都落在了支持性积极分子的身上。最终,某种妥协得以达成,因为埃及当局非常清楚这种冲突可能蔓延到其他的职业人员领域——它们比法官有更严重的不满。同时,由于巧妙避开了政府所设置的全部阻碍,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赢得了20%的议席。这证实了埃及政权的如下主张:惟有穆斯林的恐怖才会取代它的统治。

  一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积极地保护那些曾经遭到警察袭击的积极分子,发表声明谴责他们的镇压行为,并且向海外和在国际媒体中发表这样的声明。一些人权组织还走上法庭,控告内政部的残暴行为。网站被用来进行这样一种公开的宣传。同时,许多博客对此也积极参与,在网站上散播他们的抗议以及对民主和社会要求的呼吁。与网络空间中的这种活动遥相呼应的是类似的街头行动(包括公开的和无声的示威)、身着黑服的守夜活动以及在媒体和大众集会上用旗帜和表演来宣传这些行动,等等。有时,政府当局为了表明被容许的“民主”程度,允许这样一些示威活动;但是只要示威活动的规模足够大或赢得更多的大众支持,政府当局就立即采取镇压措施。

  

  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工人和农民

  

  工人和农民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不利影响的阶级。私有化意味着公有部门将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下岗。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工厂被私有化,并且私有化的过程正在加速。恶性通货膨胀很快吞噬了下岗工人所获得的可怜补偿,同时影响到其余所有公共部门工人以及私有部门工人的工资。由于缺乏合法的工会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标准,工人常常诉诸各种形式的罢工和产业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按照目前的法律仍然是犯罪行为。罢工发生在许多私有化的公司之中,例如卡里布纺纱厂、米斯里电视厂和德尔塔纺织厂。在苏伊士运河,机械装卸公司和艾迪尔家电公司还采取了产业行动。与此同时,Oramisr和Capri等私人公司中出现了大量的罢工和抗议。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工人行动的起因是工资的减少或者未能按期支付工资。劳资双方常常达成一些妥协,但这些妥协从未完全满足工人的合法要求。

  为了解决正在恶化的局势,许多非政府组织一直努力帮助工人捍卫自己的生活标准和工会权利,例如,捍卫工人权利协调委员会(th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 Rights)、全国保卫工人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Workers)、工人争取变革组织(Workers for Change)和马哈拉工人意识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Mehalla)。这些非政府组织都宣传工人的行动,利用合法的手段来捍卫工人的权利,努力捍卫工人阶级的事业。它们还捍卫工人在工会内部不受政府干涉的选举权利。然而,这些组织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并且未能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稳定的有机联系。

  农民的状况可能更加糟糕。按照修订后的土地使用期限法律,地主有权驱逐租户,并且有权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来提高租金。由于抗议这种驱逐,萨兰多、布胡特、卡马谢兹和其他的村庄都发生了许多冲突。在每一种情况下,警察都对抗议者和所有表示支持的积极分子使用暴力,以“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把他们送上法庭。

  最近,埃及政府采取的政策,不仅把公共健康保障体系私有化,而且把诸如高等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也私有化了。工人和农民并不是这些政策的惟一受害者。政府还接管了巨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这些社会保障基金是工人和雇主为了在未来支付自己的养老金而在50年里积累的资金。因此,政府是在没收私人的资本,因而违背了它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为了反抗政府的这些企图,积极分子们成立了许多组织,例如捍卫社会保障委员会、捍卫公民权利委员会、捍卫消费者大众委员会和失业者联合会。这些委员会诉诸了合法的行动,并且使用报纸和网站进行宣传。然而,除了捍卫社会保障委员会之外,它们都没有成功地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

  

  三、职业协会内外的积极分子

  

  各个积极分子团体在主要的职业联合会中成立,目标是激活这些组织,并且帮助它们在捍卫本会会员利益和支持全国性目标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这影响了法官俱乐部以及工程师联合会、医师联合会、律师联合会和记者联合会——后两个联合会尤其活跃。其他团体的成立宗旨是激活各个联合会的行动,例如“民主律师”、“民主工程师”、“争取变革工程师”、“反对没收的工程师”、“3·9大学独立运动”、“争取变革学生”和“革命学生”。这些团体吸收了政治观点各异的成员,但它们的基本目标是使它们的联合会摆脱政府及其执政党的监护。

  在任何组织之外的其他团体都自发地诉诸行动来捍卫它们的权利。这些组织的例子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变相罢工、扎加齐格医院医生的罢工、塞得港和开罗律师抗议警察袭击他们的一位同事、梅耶省校长罢工和西奈校工罢工。这样一种行动是2005年8月开罗公共紧急服务4位工人的行动。他们登上了无线电天线塔,然后威胁说,除非他们的独裁经理去职并同意他们的要求,否则他们就要自杀。所有这些行动都来源于经济不满,并且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但它们在埃及全国到处发生,有时表现出高度的战斗性。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对民主的要求,但任何一项重要的自由——例如政治和工会行动自由、表达自由和权力的自由更替——都得不到保障。对于那些呼吁变革的力量来说,留给他们的惟一自由就是(在某些条件下)大声抱怨的自由。这种自由有助于减少公共紧张,并且充当了防止革命的安全阀。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原因在于大多数争取变革运动的精英主义性质,并且缺乏与大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大众才是实现变革的真正力量。

  不过,最近,埃及政府倾向于只使用暴力镇压来对付大众的变革要求,并且强制实施带有虚假装饰的法律和命令。这表明安全阀正在失效。相比之下,更多大众团体正在逐步获得勇气,并且试图遵循“争取变革运动”的先例,诉诸积极的行动来实现它们的主张。确实,这两种孤立的潮流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更多的融合,因为它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融合的必要性,因而最终会实现这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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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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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抵抗的全球化》(阿明、刘健芝、浩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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