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踩着两个鸡蛋跳舞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1 次 更新时间:2004-08-22 00: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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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在海外华人历史学者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誉则扬之上天,毁则按之入地,毁誉概以“六四”风波为转折。比如唐德刚,先是说邓小平的历史评价将超过近代的任何一个人,后来则说邓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跟蒋介石差不多。比较客气的是黄仁宇,按着他那著名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历史逻辑,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人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三个阶梯,存在递进关系,而邓小平利用经济改革造成了中国新的上下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中建立了法制秩序。而对于大家共同诟病的问题,黄认为需要从中共党的结构以及国民结构中去考察,言外之意是不要强调邓个人的责任。台湾学者兼社会闻人李敖跟黄仁宇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中国改革的盲目乐观和六四后的极度悲观,都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共不了解的幼稚史观。邓小平的做法,跟中共自己的隐忧和包袱不无关系。最为清醒的观察者要算邹谠,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后代,显然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在他的分析框架里,邓小平既是一个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者,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强硬的纪律执行者”,在改革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平衡两套潜在矛盾的原则,无论时局如何,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保持平衡。

  

  其实,邓小平是个不太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按曾经跟邓小平一道留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的说法,当年那个喜欢打牌和油印的小平,就对别人的评价不怎么敏感,后来经过太多的大起大落,神经未免练得像铁一样坚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外加耳朵有点背。对于历史学家的毁誉,甚至历史的毁誉,邓小平并不像其他政治人物那样的在意。无论是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荣耀,还是一时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一致的攻击,说实在的,对他行为的影响力都相当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是世界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属于二战领袖行列,但却在同列人相继辞世之后,仍然可以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黄仁宇的观点无疑有道理,邓小平所做的选择,与蒋介石和毛泽东其实不无关系,甚至他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也有着那前时代的印迹。毫无疑问,他有着同列人所有的“铁腕”性格,也就是邹谠所谓的“强硬的纪律执行者”,但是同时,他也有着同列人所没有的卓识和远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特征既构成了招誉的原由,也是致毁之道。在告别了乌托邦之后,虽然他未必明白中国究竟该怎么走,但不应该像以前那么走却是清楚的,而且他更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有一个具有革命和倍受挫折传统的庞大的党,走路的时候,必须保持平衡。

  

  显然,中国的改革,并不像某些赞美者歌颂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规划,具体怎么走,其实邓小平也未必清楚,否则就不会公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了。显然,在充斥着“既要,又要”矛盾逻辑的改革实践中,维持政治格局的平衡绝非易事,既要摸着石头,又要不被水淹着,其实也相当难,所以,呛几口水也势所难免。但是,富有吊诡意义的是,对于邓小平来说,无论外界对他怎么看,他自己却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继续前进,并在前进中掌握平衡而已,换句话说,河是必须要过的,但决不能有倾倒在河里的迹象。他的动作,无论外界的评价是所谓的左还是右,是叫好还是诋毁,对他而言也只是纠正偏颇,使航线回到平衡的正轨而已,从这一点上说,六四之后的和南巡之后的他,在心境上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做了自己从开始就坚持要做的事情。所以,所谓的君子的始,小人的终,只是那些过于执迷于道德评价人们的一厢情愿。

  

  不像老布什,二战的时候仅仅是个小兵,更不像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战后的技术官僚,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人物了。他曾经度过的岁月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人们所不易真正理解的时代,二次大战不仅战争的残酷史无前例,而且盟军一方的统帅们关于人类命运的压力也是空前的,经历了那个严酷的时代才能知道,其实在战争正在进行的当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明确的自信,相信能够战胜法西斯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务实的,是坚强的,同时也是专断的,而这一切又因为我们特殊的的制度和文化得到了强化。历史总是迫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对已经走过的路径有所依赖,既品尝前代的好处,也要吞下前代遗留的苦果。理解邓小平,理解其作为,也许必须得从二次大战,甚至二次大战之前的历史着手。如果我们还能承认,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真正摆脱战后世界格局留下的阴影,那么,我们也必须对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领袖,有清醒的历史认识。至少,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如果历史不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二战时代坚如钢铁般的领袖,那么改革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能不能发生?即使今天有着后现代智慧的人们,也是难以预料的。

  

  跟太多乐观的历史进化论者不同,我不认为历史永远是在进步,今天总是会比昨天强,明天会比今天好。历史的列车,不仅会驶入岔道,而且还会倒退,甚至翻车。对于身在车头上的人来说,只要能保持车的平衡,少走点岔路,别开倒车,也许就应该得到基本正面的评价。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其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将列车引到了一个陌生但充满挑战的轨道,而且初步释放了这趟车的能量,使之充斥者野性的活力。不管列车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人不会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一两个在车头工作的人身上了。也许,跟毛泽东在今后中国的命运不同,毛在历史上的作为,使得无论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总会有一些毛的崇拜者一直崇拜着自己的偶像,而邓小平在历史上的作为,尤其是改革以后的作为,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却是让人们忘掉、甚至埋怨和诅咒他。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接上世界的轨,一并向前,崇拜邓的人将越来越少,而崇拜的程度也递次降低,然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邓小平作为的价值所在。

  

  在“既要,又要”逻辑下的政治操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邹谠所谓在两条潜在矛盾原则之间找平衡。这令我想一个人,此公名叫阎锡山,统治了山西38年,他说,他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都不能踩破。阎的为人与性格跟邓小平迥异,但邓的政治操作仿佛也是在鸡蛋上跳舞——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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