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作为“另一副笔墨 ”的 《学术随感录 》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0 次 更新时间:2011-02-18 18: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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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陈著”)的《自序》中写道:“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七八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字,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5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幅笔墨’。”(P1)陈著使用的“笔墨”虽是“另一幅”,但围绕的话题还是学术,其最大的特点还是其学术性。全书包括“学界观察”、“出版遐想”、“书林漫话 ”3辑,每辑又由3个略有区隔的专题构成。笔者在此也参照“随感”的体式,不对陈著作全面评论,只选择阅读时印象深的几点试作评析。

  

  一、“关于学术史研究”

  

  “关于学术史研究”是陈著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其副标题为“答《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问”,原刊《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10日),也是陈著第1辑“学界观察”的第一个专题。陈平原是新时期最早提出学术史研究并对现当代学术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陈著对学术史研究自身作出了深入探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看法。

  关于学术史研究自身的内涵和意义,陈著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陈著写道:“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P17)陈著还进而论述了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紧密联系,陈著指出:“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介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P18)

  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途径(具体构成),陈著论及到了下述一些主要方面。陈著说:“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层建瓴,但不无可取之处。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另外,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这一研究,配合各专门领域或课题,很容易展开,也较容易深入。”(p39)陈著同时写道:“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自从有了“课题组”,有了“科研经费”,有了‘造大船’等提法,‘通史’这一著述体例特别吃香。从综合性的中国通史,到分科性质的教育通史、文学通史、学术通史等,全都是大部头的著作。表面上看,学界一片繁荣,拿出来的书,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可实际效果呢,不客气地说,‘著述’变成了‘编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或者毫无见地,只是那点独特的发现,在汇入‘通史’这部大书时,被彻底‘稀释’,以致被‘淹没’了。”(P38)陈平原自己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就是学术史研究领域“以问题为中心”的典范性著作。陈著还指出:学术史,“广义的,包括当代学术批评”(P41)。综合以上引述可以见出,陈著论及的学术史研究的具体途径和体例,主要包括通史、学科史、“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学者研究(“学案”体)等,广义的则还包括“当代学术批评”。陈平原对“通史”性的学术史研究体例并不很褒扬。

  除了讨论一般的学术史研究外,陈著中还有专文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一命题,这就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原刊《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陈文首先提出“当代学术”能否成“史”的问题。陈文说:“这个问题,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那时有一场争论:‘当代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写‘史’。……那次讨论的结果,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了‘当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成‘史’;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重视。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这样的区分,同样适应于‘学术批评’和‘学术史’——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这里所说的区别,在体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陈文还说:“我之所以赞同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当下的学术思潮。”在肯定“当代学术”能够成“史”的基础上,陈文接下去论述了“以问题为中心”、从学者入手和学科史梳理、学术史研究的课程建设等论题,并且特别谈到了当代“学术史的周边”问题。陈文写道:“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下连教育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学术’并不‘纯粹’,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起码在人文学或社会科学这里,是行不通的。”“至于为何需要‘下连教育史’,理由很简单,对于知识生产来说,体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从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包括教学、撰述、评价、奖励等,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学校教书,深知若离开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教师选拔,还有学生的对话等,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潮流或著作体例。”陈文既论析了当代学术史与一般学术史的共同规律,更深入研究了当代学术史的特有规律和内在本质。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史研究会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陈著对此也作出了回答。陈著说:“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P17)陈平原在《关于学术史研究》(原刊《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10日)中回答了自己作学术史研究的动机与追求,他说:“对我来说,‘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在触摸近百年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调整研究思路,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举既牵涉才智,更关联心态与性情。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热情,更需要恒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假定研究的世界,也不预言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这种相对个人化的、与学界主潮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我的自觉选择,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可以说,陈平原选择学术史研究,既是在选择科研方向和选题,也是在寄托和表达他的“人间情怀”。

  

  二、“反思‘文学史’”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陈平原是将学科史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自然地,陈平原作为主要研究文学的学者必然会特别关注文学的学科史。这便是陈著第1辑“学界观察”第二个专题的内容。“反思‘文学史’”是该专题里的一篇文章标题(该文是著者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上的开场白,原刊《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2日),其具体含意就是对“文学史”这一学科进行反思和研究,借用来作为本小节的标题是很恰当的。

  《反思“文学史”》一文开头对“反思‘文学史’”这一命题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置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于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该文接下来就其“好处”(意义)作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述:第一,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这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第二,研究文学史,应当对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第三,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研究学问要追求“接着讲”,而不自限于“照着讲”(冯友兰在《新理学》所说的“接着讲”,是指由研究哲学史转为哲学创作);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第五,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原刊《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也是这一专题中的重要文章。陈文开头写道:“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陈文认为,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有必要重新探讨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冲击、“学部章程”等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纂方式的流弊、西方(含日本)汉学家正面及负面影响。因此,陈文肯定:“‘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文学史’之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教育改制。”上述可以说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在研究“文学史”这一学科时,陈平原谈到了个案研究(学案体)。陈著这样评价个案研究:“不讲理论体系,而从个案研究入手,缺点是抽象程度不高,好处则是‘有血有肉’。通过对前辈学者的体贴与追摹,通过对具体著作的学习与理解,比较容易‘进入角色’。”(P54)如何作好个案研究,陈著比较强调下述两点:一是,“学”与“人”不可分割。陈著认为,个案研究中,“学”与“人”往往不可分割,易于体会前辈学者的思路与情怀。理论框架与具体结论都可能过时,但第一流学者的研究和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怀与境界历久弥新。所谓研究的“入流”,不只体现为以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更落实为学者的精神境界。陈平原特别指出:“我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P54)陈著在另一处地方还写道:“讲‘学科’而注重‘学人’,目的是强调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P89)二是,立足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变迁。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和《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都是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陈平原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中概括该书的特点是:“虽立足于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的变迁。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对对象充分了解与尊重,更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比起大部头综合性著述来,“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风韵。”

  

  三“读书与知书”

  

  “读书与知书”是陈著第3辑“书林漫话”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副标题为“读《书林清话》”(原刊《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陈文开头写道:“读书当然不能不知书,故梁启超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列入‘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的《书林清话》。有感于叶昌炽《藏书记事诗》‘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叶德辉起而‘补其缺略’,撰成这第一部初见规模的中国书史(《书林清话•叙》)。”由上述引文可以见出,陈平原这里所说的“知书”主要是“知”书的流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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