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口号 极少数人看见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6 次 更新时间:2011-02-17 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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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许知远   李翔  

  

  张维迎不经意地谈起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学术生涯的晚期,后世追认的大师处在一种看似尴尬的地位。当他在1940年抵达美国时,将近60岁的米塞斯甚至难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教职,与之相对的是,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那么困难地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接纳。即使是后来他在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得到了纽约大学的教授职位,他也始终被自己任职的大学看作是一名二流学者。“米塞斯的学说有几十年都处在边缘地位。但是从他开始接受市场和自由的理念以来,他就一直很坚持,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你要知道在他学术生命的后半段,他一直都是很边缘化的。但是他相信他的逻辑。”

  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在北四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中闲聊。谈话的间隙,他一口一口饮着加了奶的英国红茶,要不就是抽自己随身带来的硬壳红色中华烟。他可能是中国遭受攻击和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一段时间是因为他信奉的学说;还有一段时间是因为他的职务——我们见面之前,他刚刚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这个职务没少给他带来麻烦,其中至少有两次,关于他的争吵成为了全国性的舆论事件。一次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改时,不少人指责他是在用纯粹的经济理性的方式在改造中国的最高学府;另外一次是他和自己的教授之间的争论,两名教授以公开信的方式攻击他“争权夺利、人品低下”。

  这一次,他的反对派们终于如愿以偿,他在2010年的12月22日辞去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离开反而并未能像之前的争议一样激起全国媒体大范围的讨论。大家只是不咸不淡地发表一些议论,有人为他抱不平,也有人善意地说他的离开可以让他更加集中在自己的学术生命上。而一贯心直口快的张维迎自己也开始保持沉默。“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不过,他考虑过,要将自己对大学改革的思考与亲身参与写成一本书。

  至于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在外界看来大抵是米塞斯和熊彼特的结合。他和米塞斯及其最著名的学生哈耶克一样,坚定地站在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边,相信看不见的手,对政府之手始终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企业家和创新的推崇则同熊彼特的思想一脉相承,2008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由罗纳德·科斯召集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上,张维迎在自己提交的论文的开篇即阐述道: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在他曾经出版过的著作中,他将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且,和米塞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2009年的不少场合,他都将自己的演讲主旨定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中一次的演讲题目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些曾经让他备受欢迎的言论现在则让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即使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那么至少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规模地回归。

  外部的环境迅速变化。“这次危机表明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更没有想到。但是在危机之前,整体国际环境是在推动我们改革的,而危机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保守力量上升。”媒体报道,有一次他曾语带讥讽地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这种腔调显然与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满满的整个国家格格不入。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在给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电话中说:“亨利,现在我们的老师出问题了。”这个看似最坚挺的国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却仍然在对这种“坚挺”冷嘲热讽。不过显然,他的讥讽其实是这位经济学家对整个国家的自满的一种不满。他深知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深恐我们称之为“改革”的行动就此停滞。“改革是需要有危机感的”,他反复说;而在他看来我们显然已经告别了这种危机感。

  大众和舆论的乐观与愤怒都让他感觉到恐慌——乐观是针对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乐观;愤怒则是对种种社会不公的愤怒。从2004年爆发的郎咸平与顾雏军之间关于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起,他开始将对“乌合之众”的担忧挂在嘴边。他甚至购买了几十本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送人阅读。“错误的理念直指目标,它不关心手段。人们愿意接受目标更高、更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采用这些理念,实际上可能走向反面。但是大众不会去反思,反而在开始时都为此很高兴。”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但我们的舆论似乎正在这样鼓吹,他说:“人性本身一直是没有变化的。人性就是要追求快乐。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是在引导如何去分配价值分配财富,而不是引导大家如何去创造财富。一个社会,如果你的舆论只是在谈论分配财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计划经济了。现在,我们的很多理念本身就是在反市场的。”

  尽管出身农家(谈话中有一阵子,他有些伤感地回忆起他的家乡,他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但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像所有古代故事和传说中不受欢迎的坏消息使者一样,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不断发言,哪怕自己在不断被边缘化——尽管他对这种边缘化并不甘心。“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判断,这就是大众。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这让他在谈论米塞斯的落寞和米塞斯学说的复仇时,有点像在谈论自己。“他相信他的这种逻辑。而事实上确实也是有逻辑存在的。任何人不按照这个逻辑去行事,迟早会面临危机。”

  

  访谈

  

  问:其实一直很想跟你聊聊经济改革的问题,大家努力了三十年时间,但是现在好像又到了一个基本概念都开始混淆的时刻。

  

  张维迎:对,因为人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判断都是从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去判断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才需要科学,需要超脱一点的人从科学的、逻辑的角度去判断。

  

  问:之前在郎顾之争时,你说过,要重新判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那是你第一次强烈感觉到有对市场的不同的声音吗?

  

  张维迎:我想其实关于我们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我们也一直都知道有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声音存在。但是原来大家,包括基层的人民和媒体,更多都是站在改革的这一边。那次可能是第一次情况倒过来了,好像媒体的声音更多的是站在另外一边。于是隐隐感觉,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了。原来我们讲的很多保守的东西,更多是在政治内部,老百姓一般还比较一致,而那次之后大家发现改革的反对者的声音变成来自基层群体的了。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问:之前有征兆吗?比如你作为学者在学院里有感觉到气氛变化的趋势吗?

  

  张维迎:争议是有,原来可能是在学术层面的、学者之间或者政府内部。但郎顾之争让我有时过境迁的感觉。之前,媒体人总是一有机会就开始宣传改革,包括体制内的媒体;普通百姓对改革的呼吁声也不断出现。大家都还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那一次,突然之间大众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这表明我们改革的势头和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我想到,有很多改革,如果不是在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下,你很难去做;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使去做,做的人也没底气。江平先生的口述自传里说,1980年代他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主管政法大学的司法部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问他政法大学由党委负责制转变成校长负责制,条件是不是成熟。问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当时存在着改革的氛围。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问:你觉得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张维迎: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性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要改革就要有底气,这很重要,一个组织里的领导,底气不足的话就很难想要去改变现状,更多想的其实是追求内部的平衡。他不是去追求卓越,更多想的是怎么让大家谁也不要去掀起一些波浪。改革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卓越。组织里面的两种气氛,一种是你能做好就去做,如果不行就给别人干;另外一种是你不行,但你也不让他去做。任何组织都是如此,如果领导没有自信心的话就很少做事。

  社会的领导者非常重要。领导者之所以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远。如果你只是盯着脚底下,那肯定是要摔倒的;但是另一方面,你比别人看得远,这需要你更加有勇气,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而任何不确定本身就与你的行为有关。社会的不确定和自然的不确定不一样,自然界下雨不下雨与你的判断没关系,因为你是被动的;但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我们自身的行为有关。如果有人跟随你,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你能成功,你一定能成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你成功,所有人都支持你,都会帮助你;如果所有人认为你失败,你就失败,因为所有人都会反对你,你是孤家寡人了。

  

  问:你说的这点仍是精英阶层自身的动力和能力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整个社会的压力机制对改革的影响的?

  

  张维迎:改革本身是需要危机感的。在1980年代我们是有危机感的,出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这么落后。那个时候流行毛泽东多年前讲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很朴素,可见危机感是贯穿到每一个人,包括学生身上的。所以那时改革就是话语权,盛行改革,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当改革取得一些成果之后,这个危机感没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发展很快,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生活的人出国以后会发现,他们也就那么回事,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大家没有了危机感,更多的开始追求内部的平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状况,加上市场本身发展也会造成不平均,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

  改革需要有危机。危机一般是由少数人看出来的,但是在中国的1980年代,多数人都看得到危机,所以改革的冲动就特别大。现在呢,是只有极少数能看得见危机,大部分人看不到。很少有人看得到,看到也不说,或者看到了又没有底气来做。

  

  问:你怎么看“民怨”呢?从媒体报道来看,中国底层的民怨是非常大的,这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张维迎:这个社会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民怨可能会往两个方面走,它可以变成改革的动力,也可以变成改革的阻力,看你怎么引导。另外一点,人满意不满意,与他的期待值有关。人们都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期待,但是如果你人为地再去提高这个期待值,大家就更不满意了。

  

  问:你跟企业家接触也挺多的,如果我们从2003、2004年开始算,这几年来,这个群体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答:这个群体也还是跟几年前有所不同。当然有些企业家还是很有信心,但是好多人我觉得,内心确实存在着不满。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满着不满。这和之前不同,之前是有不满的人,但也有满意的人。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富人不满,穷人也不满。

  一些企业家的不满是针对经营环境的。因为自己的公司做得越来越好,必然要考虑经营环境,之前的山西煤矿事件、河北钢铁事件,其实是让企业家们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最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控制的资源多,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讨好消费者,给消费者卖东西,都不如跟政府搞好关系,结果是像浙江好多企业家都开始往政府方面靠。

  

  问:在经济发展史上偏向市场和偏向政府之间的摇摆是一个常见现象吗?

  

  张维迎:当然,走什么道路(指偏向政府和偏向市场)可能都会有问题。但这次我觉得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是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潮流。这次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不一样。1997年东南亚危机之后,整个亚洲更加开放了。韩国和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政府绑架了经济,所以危机之后开始切断经济跟政府的关系。这次正好是倒过来,大家普遍认为好像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失灵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其实很有限。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事情,我们认为坏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就看你怎么来看。我始终认为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危机,要有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只有危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很难。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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