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国人政治生活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数度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呼吁的场合，有对内的，如在视察深圳建市30年相关工作的时候；也有对外的，如接受美国CNN的采访。温家宝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温家宝总理的恳切之情溢于言表：就改革的前途命运而言，他指出，如果不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得而复失；改革停滞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全面的政经改革，才能使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就改革的着力点来讲，温总理直接点出了言论自由、反腐败和政治体制自身的改革。而就他自己推进改革的决心来看，温总理也动情地表示，“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政改呼吁反响
温家宝的政改吁求，获得了强烈的反响。首先是国内的报章杂志热烈响应，其次是国内公众的广泛拥护，再次则是世界范围的积极回应。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温家宝身为执政党、中央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有关。但这种反响，更是因为他的五次政改讲话，击中了中国改革的软肋、勾画了中国改革的愿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如何有效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决策层久决不下，以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来不曾全面、有效地开展起来。
国务院总理的这一角色，最能够深切而直接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于整个中国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掣肘。这不是单纯从政治视角考虑问题所容易觉察的，更不是从某个方面的领导工作中轻易悟得到的。温家宝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更为重要的动力来自它对中国今天的社会期待的直接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由于政治改革的滞缓，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赢得相应的政治成果：中国人既没有公平分享经济疾速发展的成果，也没有获得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高涨的尊重需求，更没有出现平等的参政议政契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局面还有待艰苦的改革才有望浮现。与此同时，权贵市场经济的固化、权力对于人民尊严需要的迟钝反应、忧患意识被浅薄乐观情绪的遮蔽、精英吸纳机制的运行不畅、反腐败形势的日益严峻等，这些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
可以说呼吁政改，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极为顺理成章的事情。2010年，这种呼吁由温家宝总理发出，不过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呼声的一次顺产而已。
政改不能缓行
可是，2010年中国政改，与强劲的呼吁相比，并没有相应的重大举措与之匹配。与顺产的呼吁相对而言，难产的实施广为人们感知。这当然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实施上极为艰难的性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后者能够为人们带来可见的利益，其驱动自然也就显得相对容易一些。前者则是牵动人们各种利益配置的改革。
改革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触动了人们的利益，遭到强烈的抗拒。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三代领导人，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均采取了观察、分析与暂缓推进的态度，是可以想见的。
因此，2010年中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产，不过是此前一个时期面对相应改革的故态复萌而已。但问题在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与实施难产之间的关系状态，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如果说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但同时却塑就了一个非常状态的社会（如2008年一年竟然发生12万起群体事件）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是惟一能够改变这一状态的出路。
因此，要破除在政改面前畏首畏尾的观念与行动障碍，首先就是——政改之作为“改革改革者”的过程，会使改革者付出代价而缺乏收益。引导政改的组织化力量，在当代中国不言而喻。能够站在潮头引领改革的，怎么会被改革牺牲呢？对此，关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有效启动的执政党，应该形成共识。惟有那些拒绝改革，或尾随改革并试图绝不付出、纯讲收益的，才会被改革抛弃。执政党长期治国理政，它具有推进政改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面对政改的畏难情绪，乃是一种政治判断乏力的表现。
从举措上讲，以一种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将各地现行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加以国家层面的推广，既可以波澜不惊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将政治体制改革渐进上达国家基本制度的改造。
就前者言，党内民主改革已经尝试过的党代表常任制、书记向所在党代表大会的述职制度、党内首长的差额选举等等改革措施，都可以成为广泛推行的方案，就此将政治体制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授权机制和合理用权坐实。就后者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代表的常任化改革、议事方式、听证制度的建设，政府体制改革上的大部制、预算公开、县政改革的实施等，也都可以成为普遍施行的改革方略。就此将政治体制的机制运行和绩效保障问题解决。
政改路径建言
循此路径展开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预知，2011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将不再处于难产的状态。顺此思路，便产生一个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合理路向：
首先，需要最大限度地积聚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源——既面向体制内，也面向体制外。这里的体制内资源，指的是执政党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执政党改进执掌权力方式的制度创新举措、奖掖各级政党组织中积极推进改革的成员、改变目前守成主义盛行的政党风气、寻求执政党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建构稳妥推进而重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党内绩效考评的组成部分等。以执政党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引领性认知和致效性行动，将政府组织中、由党政机构辐射的党群组织中乐意推进政改的积极资源充分吸纳进改革的过程之中。所谓组织外资源，就是要将各种社会组织、公民组织和公益组织，以及市场组织中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理性聚集起来，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党政组织与社会市场疏离的现状，另一方面形成国家、社会与市场三方面都乐见的政改局势，从而将陷入僵局的中国改革往纵深处推展。
其次，确立先易后难、难易共治、举重若轻、布局得当、收效显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高度的政治勇气。但具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勇谋关系是辩证的：有勇无谋不足以成事，有谋无勇也无法启动。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陷入胶着状态的原因。政治体制的改革，难易判断是随着改革推进状态而发生变化的。最初本来很容易改革的问题，在长期拖泥带水延缓改革的情况下，大多会变成无从下手改革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因应时势积极推进政改，政改并非绝无克治之道。
在今天，一个明显的政改推展路径是：从党内竞争性民主开始，促进执政党对于竞争性政治的适应性和引导性；从预算公开着手，推动政府机构落定在公共机构的定位，以及低成本、高绩效的运作状态；从权力的法治化限定上，逐步坐实国家－社会－市场共同推动发展的局面；从立法、司法的非政治事务面上启动立法司法的相关改革，重新树立起公众对权力的信任和内心的正直感；从民生状况的积极改进上，再塑政府积极为民的公权形象；从党纪国法、反腐倡廉上，斩断权力与利益的链条，还中国社会一个清正廉洁的治国队伍。
再次，需要针对妨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展开相应的诊治工作。一方面，需要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神化性说法有效降温。政治体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用灵丹，那些指望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启动，社会万病皆除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万病都陷入积重难返之境，执政党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确实与此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需要改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生态。首先要改变执掌权力者畏惧政改的情绪，政改本身虽然是“改革改革者”，但并不是抛弃改革者，而是规范改革者；其次需要改变社会公众认定的推进政改，就是清算贪官污吏甚至权势人物的定见，这种类似于政治清算的政改，既无法优化权力，也无以保障权利，徒然造成权力与权利的对抗僵局。
再一方面，需要像30年前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时一样，积极营造有利于推进政改的社会氛围：首先在舆论上提倡理性讨论中国政改问题；其次在社会组织上逐步放开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再次从政治生活中具体事务的协商开始，致力养成人们民主妥协的习性。
中国的复兴势不可挡，而政改的启动与深化，则是实现这一复兴最强劲的动力。
来源:《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