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原罪意识、财产权以及法治的道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5 次 更新时间:2004-08-20 19: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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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得不正视的两种原罪问题

  

  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那场震撼世界的悲剧,作为历史事件已经过了十五度寒暑。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抚平那条痛楚的伤痕,并有意让时间的流水逐渐冲淡集体记忆。但如此巨创,要忘却、要弥合谈何容易。这一点是铁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正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些事件在发生时惊天动地,后来却被证明未必蕴含甚么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有些事件起初并不起眼,却很可能出乎意料地真正发挥扭转乾坤的深远影响。经过冷静地考察和思索,我们最终不得不承认,惊涛骇浪之后,除了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前一段短暂的时期外,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和航程基本上得以维持。

  

  当然,以1989年为分水岭,改革开放的国内外条件和实施方式的确有明显的更改,在有些领域、有些层面也能发现不少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例如,试图让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党内开明派的思路被骤然打断,个人作为人民一份子而参与全民所有制资产再分配决策的权利和发言机会基本上被一举剥夺,改组权力结构的许多稳健的设计方案也被长期束之高阁,等等1。其结果,是强制性的和非正式的私有化,是在这种不清不白、混沌一片的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市场秩序的「GDP增长独裁」,由潜伏到显露,进而变成了二十世纪90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主旋律。

  

  在这里,一方面由赤裸裸的暴力使用铸成了后邓时代政权的「原罪」(这个词有些刺眼,但没有道义上的负疚感[guilty conscience]就很难产生反思理性,也不可能达到「有耻且格」和「分权制衡」的善治),而为了遮掩污点,有关当局只好竭力刺激并满足人们的物欲,用实惠和期盼来换取稳定,这就在客观上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异常强烈的诱因和特殊条件,并进一步助长了自1978年底开始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暴力与诱因的结合以及「世纪末」的氛围,也使实权在握的一部分人更加肆无忌惮,曾经遭到学生运动指责的「官倒」们不仅没有收敛,反倒变本加厉。于是乎,各种形式的贪渎活动就像干柴烈火般蔓延开了,既在有意无意之间促成了所有制的迅速转型,但也陡然加剧了鲜廉寡耻、冒险犯难的违法营利的倾向以及畸形的贫富悬殊。这就进一步放大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难免发生的新兴有产者阶层的道义上的「原罪」以及法律上的犯罪行为。

  

  以上所说的两种「不得不」和两种「原罪」,就是准确理解和适当把握这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也是今后拆开政治死结、彰显公正理念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这样的坐标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主要机制及其缺陷,并与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勃兴的经验相比较,进而对在现有的格局中如何树立伦理价值体系和形成法治秩序等基本问题做些初步的探讨。

  

  二 从财产权看「免费搭车」心理效应的强化和突破

  

  从1979年正式发起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摆脱长期政治斗争所引起的体制危机为出发点,以形成市场经济格局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在前十年间,各种制度性举措都可以大致归结到引进竞争机制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契约关系的范畴。例如,从1980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到1986年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和鼓励外国投资二十二条,再到1988年的物价闯关和制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一系列动作并没有涉及全民所有制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财产权归属问题。而所有制的基本构成和现有财产权的保障机制,仅凭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竞争活动,是不可能确立和改变的2。

  

  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并不限于为投资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其实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歪打正着、将错就「好」、为重新定义所有权关系扫清了各种障碍。全民所有的资产要不要私有化、采取甚么形式重新处理、怎样的分配方案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难题,很容易引起意识形态之争以及不同阶层间的冲突。但在春夏之交猛然间「秋肃临天下」的非常状态下,所有的权利诉求和异议都被「镇住了」,本来极其敏感的物价放开,竟变得畅通无阻了;本来极其艰难的私有化改革,竟也变得举重若轻了。有些人曾经用一个半是解嘲、半是强辩的公式来概括这样的效应,曰「官逼民富」(当然,这里所谓「民」的范围还有待界定)3。这样一锤定音的结果是很快通过1993年改宪终结了计划与市场之争,通过1999年改宪基本上终结了公有与私有之争,仅用十年时间就大致走完了改组所有权关系的历程。到2001年「入世」之际,中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这么说决不意味着仅凭强制手段这样的「必要之恶」,就可以解决现代化问题。即使在高压条件下的产权界定,也不得不采取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制、再通过法人财产权、股份制改造以及破产重组等中介装置把国有资产转换成私有资产的复杂步骤,不得不进行合法化、正当化处理。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对强制性的、非正式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有违公道的状态熟视无睹,甚至否定事后矫正和救济的「必要之善」。这么说当然更不意味着要背叛自己的良心和社会正义的理念、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给1989年那场本来可以避免、或可以缩小伤害的悲惨事件涂脂抹粉。不,笔者的意图决不在此。本文要做的只不过是尽量排除情绪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的深层原理,并用理性的手术刀来解剖当前的经济秩序,尽可能透彻地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以及缺陷,进而从已经铸成的错谬、已经付出的牺牲上吸取更多的教益。

  

  其实,那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又一次证实了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若干重要命题的相互关联:政府的暴力潜能是建立和执行财产权的基本条件(非契约性的命题),反抗强制的个人成本往往导致对压抑性统治的冷漠和顺从(免费搭车的命题),因而超越于破坏、无序、求变压力以及单纯的讨价还价之上的那种能突破「免费搭车」心理所造成的改革障碍的制度创新,往往来自统治者而不是人民(上层革命的命题),等等4。1989年的政治风波虽然把抵抗和异议的个人成本增大到极限,因此也就把「免费搭车」群众的懦性和惰性加强到极限,但却在权力结构的内部和深层造成了大裂变,使摆脱统治危机的制度创新对当权者(至少是有理性的高层人士)而言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可能。当然,把「现实的可能」转化成「可能的现实」,还需要人民的压力和参与。

  

  然则更重要的是,那前前后后的中国经验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虽然是为保障财产权而存在的,但它一旦摆脱法律规范和民意的羁绊,就必然会反过来恣意侵犯财产权、破坏经济发展的机制和社会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而决非所谓「官逼民富」。在另一方面,尽管高压手段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当大的范围内抑止异议和反抗,但是,当贫富悬殊超过国际平均警戒线、当腐败开始侵蚀权力核心、当资金流失达到触目惊心的规模时,现状保守的成本就会大于制度创新的成本,统治集团的理性认识不得不有所调整,基于个人得失计算而「免费搭车」的社会心理也就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正是以此为背景,中国政府从2003年初起开始调整路线,进一步强调法治、宪政、亲民以及人权,其显著标志是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响应也渐次高涨起来,并在朝野之间形成了某种良性循环。何况目前的国际形势也颇有利于超越往事和悲怨情绪的民族和解。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对1989年以后的十几年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的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三 从权力到货币:难免的原罪及其危险性

  

  众所周知,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说服既得利益阶层,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5。后邓时代有关当局的典型做法是对权力的欲望进行分流,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化成对货币的欲望,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精简管理机构、化解抵抗势力、扩大市民社会的空间、争取在体制内对更彻底的经济改革达成共识。

  

  在90年代的中国,透过那种把帝王庭园的霸气与暴发户的俗气搅合在一起的城市房地产广告、鼓励白领中产阶层追求品牌的消费杂志,以及地方官员们在盛宴上炫耀新款式手机时交换的荤段子,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话语策略:夸张货币的支配力,把货币的功能从物质需求的满足扩大到对身份、奢侈、情感等精神需求的满足上,甚至引伸为对整个世界的象征性控制──因为政府机关的权限至少在制度层面毕竟是有具体边界的,而抽象的、普遍性的货币的效力则可以超越地界和国界,正式或非正式地与任何物品、服务以及价值进行交换;所以,货币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更强的权力,可以在符号意义上拥有整个世界、操作整个世界。在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天人合一的状态中,精英阶层的价值观逐步发生从「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逻辑到「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的逻辑这样非常微妙的变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充斥报纸和电台的关于精明官员纷纷「下水」捞实惠(反面事例)或「下海」办公司(正面事例)的新闻报导。

  

  拿货币欲望来顶替权力欲望的策略意味着促进精英集团的分化改组,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增进社会的多元性。然而,人们立即会碰到这样问题:「钱从何处来」?靠摆摊儿、当长途贩售俏物品的「倒爷」或炒卖票券外汇的「黄牛」而发财的只能是基层的边缘人,那样低贱而有风险的营生,不可能吸引体制内的精英。因此,拉官员「下水」或「下海」的途径其实只能是权钱交易、以权敛钱,既包括像行贿受贿那样的单纯渎职行为,也包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瓜分国有资产的共谋。如果说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勃兴的「原罪」是掠夺土著和榨取奴隶6,那么不妨说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原罪」,就是假冒伪劣(与秦晖所谓「地痞资本主义」相对应)和巧取豪夺(与吴敬琏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相对应);如果说西洋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殖民地,那么不妨说中国新一轮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公有地──包括国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这两大宗全民所有制财富;如果说老牌重商主义的经济观曾经与那个约翰.劳(John Law)7的金融「炼金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不妨说当代中国的经商热就是把股份制改造当成了「摇钱树」。

  

  但是,权钱交易、以权敛财如果得到体制上的承认甚至纵容,那就不仅不会增进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性,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在权力与货币相勾结、相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更加集权的高度一元化格局。在这样绝对垄断性的裙带资本主义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同步进行并不断互相交流的条件下,结局将更糟糕,很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导致最不负责任的权势集团、最缺乏慈善精神的有产阶层以及最恶劣的不正当竞争环境。另外,在高压的前提条件下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转化成私人所有物后,如果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纾解措施,那么群众的不满必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断膨胀;只要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力有不逮或露出破绽,不满情绪就很容易像「井喷」那样作为破坏性力量而宣泄出来。这就是当今中国在灯红酒绿背后隐蔽的忧郁和危险。

  

  四 对社会信用和担保物的理论反思

  

  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何说明这十五年的现象并赋予正当性,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按照亚当.斯密(Adam Smith)、洛克(John Locke)以及马克思的观点,财富的源泉是土地和劳动,商品价值产生于需求(有用性)及其与供应之间的关系(稀少性)。中国决定资源布局和福利供应的原则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回避的非劳动性收入(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剩余价值的剥削)的定义问题、重商主义学说无法回避的货币经济赌城化问题,再加上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市场全球化对国民经济的深刻影响问题,等等,都在90年代一古脑儿地抛到我们面前了。

  

  史实表明,约翰.劳在巴黎筹建票券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时,就已经意识到需要对纸钞的价值进行担保,其手段包括土地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这意味着货币经济不能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观念。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仍然面临一个最大问题,即如何防止在市场交换中引起土地和企业资产价值的泡沫化。约翰.劳的失败就在于把货币从贵金属剥离出来改为纸钞之际未能找到使货币经济稳定的适当的内在装置。与此同时,在他的祖国英格兰,在大科学家牛顿(Issac Newton)的直接参与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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