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原罪意识、财产权以及法治的道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8 次 更新时间:2004-08-20 19: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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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进行了另一项实验──通过黄金与白银两大贵金属的兑换率调整可以导致黄金的流入和累积,并以黄金储量为稳定货币价值创造条件。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名闻遐迩的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货币经济的稳定性除了与生产活动相联系之外,还需要某种内在的稳定装置或者平衡机制,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在于纸钞和票据的发行始终以黄金储量为依据,在硬币与「软币」之间保持适当的对应关系8。

  

  与此形成有趣的对照,中国的纸钞起源于唐朝中晚期流行的「合券乃取之」的信用票据──「飞钱」,后来又出现了「变钱」、「交子」、「会子」等不同的形态,而当时担保票据和纸钞价值的,主要是处于货币经济外部的国家政权(官营机构)或者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富户联保)9。因此,在中国,货币经济自始就没有内在的制约因素,也没有与民间生产活动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更接近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不是从「禁欲」、而是从「解放」的角度诠释资本主义起源时所强调的那种「犹太式资本主义」形态,或者说更接近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理论的境界(虽然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中国标榜的是「重农抑商」,但实际上一直推行「工商属官」的路线)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固有的货币经济始终未能在市场条件下从普遍性的经济制度着手解决如何使价值稳定化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传统的币制纷繁错乱、贱金属硬币与「钱荒」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奇妙的三元并立和相乘效果、即使纸钞票据不断贬值也还是不倾向于以金银来解决兑换矛盾和稳定货币价值,常常出现外贸收入愈多货币经济却愈困窘不安的怪事,等等11。

  

  这种特征也许与中国商人资本的超国家性以及在华夷秩序框架内的「天下」经济观有因果关系,也许受到货币经济的本质是魔术或游戏(例如「抬会」、「摇会」等传统的民间融资形式)的金融观的影响,也许取决于对货币价值(来自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人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从当今台湾人炒股、香港人炒币、温州人炒房、上海人炒期货的热情和才具,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货币经济与生俱来的循环性、赌博性、自组织性以及结构柔性等特征。这样的市场条件可以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一拍即合,但也很容易陷入动荡。而在上述状况设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场合,能够稳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内在的稳定化装置,而只有外在的国家权力,在1949年制止银元投机是如此12,在1997年回避亚洲金融危机时基本上也是如此13。

  

  众所周知,9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企业和散户通过批条向政府「圈地」、政府通过股票向企业和散户「圈钱」的大规模符号互动14,其结果,土地和企业都基本上不再足以成为货币价值的担保物,至少使金融与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得非常相对化,在有些地方甚至紊乱不堪。纸钞以及作为准纸钞的证券票据实际上处于自我担保的循环论证状态,许多价值实际上产生于价值符号与价值符号的乱伦关系,金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寅吃卯粮」──不断把未来编织到现在之中,或者「拆西墙补东墙」──不断把他国价值吸收到本国之中。因此,维护人民对未来的信心(期盼的结构)以及维护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赢利的机会)就具有非常关键性意义。在这里,作为担保物而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土地资源以及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社会信用,而是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以及来自跨国公司和外国厂商源源不断的投资以及创汇收入。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场地出租式经济的发展之链脱节,为了维持不断操作价值符号的「空对空」货币游戏的连续性,坚持社会稳定和大力吸引外资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里存在深刻的悖论。吸引外资的开放状态会给中国带来两大难题:第一、全球化市场使得国民经济变得更难以驾驭了,仅靠利率、税率、汇率、货币发行量以及财政投资融资措施并不足以控制景气的变动;与此同时,全球化市场还不断瓦解由主权维持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基于互信和共识的人际关系,加深局势的不安定程度──不妨称之为「无根的资本主义」难题。第二、由于洗钱、境外消费等需要,原始积累的资本很容易外逃,使国有财产面临「公产私分」和「肥水出国」这样两次流失──不妨称之为「缺德的资本主义」难题。对于避免社会动荡和携资移民的倾向而言,某种形式的封闭性有时是必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既会妨碍外资入境,也会阻挡洗钱后的资本回流,进而导致国民财富的永久性大幅度缩水,最终还有可能引起货币自我担保的不断循环机制的崩盘。我们正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

  

  以上述情形为前提,中国有关当局正在力争尽快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金融制度15,以防止或者缓和全球化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各种冲击,尤其是货币价值变动的破坏性效果。与此同时,采取发展当地制造业、提高国内公司的技术含量和实体资产价值、形成大规模的民族产业资本市场等方式方法来为金融机制提供实在的、充分的担保物──这类振兴实业的努力正逐步见效,有些方面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上述巩固和发展实体经济以及健全金融制度的作业完成之前,中国政府很难轻言平反(但也不会如老僧坐定、一成不变),除非对良性互动软着陆抱有足够的自信。即使在政治改革方面采取较大胆的举措,也还是必然以稳定的局面不遭到破坏为至上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必将不惜一切代价、不辞一切机会来竭力维持现有的稳定局面,继续把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作为市场经济稳定的担保物,作为外资和内资的定心丸。

  

  但问题是过份依赖强制手段能否始终维持升平之世?政府本身能否具有或维持充分的公信力?把这样的问题纳入视野就可以发现,所谓不轻言平反的稳定路线,在两种情形下是有可能出现例外的。即:上层的保守集团过于肆无忌惮地压抑新生力量,使渐进式的温和政治改革的举措以及争取基层群众支持的各种政策都没有用武之地,因而激化了各种矛盾,造成权力系统的失灵;或者在稳定现状之余放任了腐败蔓延,结果,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资本的扩张使得基层社会的混乱和不满终于突破均衡状态的临界点,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总之,也就是稳定的自我否定。当稳定本身成为不稳定的原因时,稳定也就不再是投鼠忌器的那个「器」了,而新的稳定只有在变易中才能产生。

  

  五 治罪,免罪,还是赎罪?──在法律和伦理以及人情之间的公共选择

  

  稳定的自我否定已有征兆。最典型的表现是2004年之初那个中央「一号文件」与河北「一号文件」相对峙的图式。其中可以依稀辨认出当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格局以及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社会演变的前景。

  

  正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是为了在缓解弱势阶层的生活重负和不满情绪的同时扩大社会基础,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基层、平民以及「三农问题」。中国中央「一号文件」恢复了80年代的传统,强调通过稳定农村而稳定全国、发展农业而发展各行各业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理解为政府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从公开「非典」疫情、废除违宪法规、鼓励自荐候选开始,就已经静悄悄地踏上了曲折的「赎罪」之旅──既是对「政府的原罪」的变相忏悔,也是对「企业的原罪」的必要救赎。

  

  从「原罪」意识的角度来看孙志刚冤案的处理,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政府对一个普通青年之死的道歉、赔偿、审判和惩罚凶手以及表决废除恶法的创举,还有个人与国家直接面对面的三种场合,或者三种制度性隐喻:收容所、审判庭以及投票箱。在收容所,是国家权力以一种特殊的戒严方式绝对地支配着个人。投票箱意味着个人反过来对权力关系进行选择、改变以及控制,作为多数的弱势群体也有机会在一瞬间相对地转变成强势群体。而在审判庭,个人和少数──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有对等的发言机会,都有可能超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而寻求中立而公正的司法救济。因此,所谓「赎罪」之旅,也就是在政治上进行制度创新的历程,是通过亲民、维权、政治参与、司法独立以及伸张道义的方式来化郁戾为祥和的巡礼。

  

  大约在同一时刻,同样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河北省政法委以及相应机关发布了题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的「一号文件」16。然而,这份带有僭越和违宪嫌疑的红头文件却以90年代的财产权关系变化为借口,对司法部门发出了责令「免罪」的三十条清规戒律。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恐怕还得包括其关系人)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只要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就允许大胆探索,不追究法律责任;确需依法追究的,要认真征求管理部门、所在单位及相关组织的意见,严格执法程序,并依法作出法律效果和经济效果相统一的决定,云云。

  

  有法必依、有罪当罚──这些本来是自明的道理。超过刑事追诉时效的犯罪可以免予惩罚,在现行制度上也早就是不言而喻的规矩。既然如此,河北省政法委何必要多此一举(它有没有这样的权限姑且存而不论)?揣测其理由,无非如下几点:资本的特征是追求高利润、低风险,因而往往表现出神经过敏;地方当局为了防止依法治国吓跑「财神」、冲击本地的实体经济,不得不赶紧发布护身符。何况在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中「官倒」等违法乱纪现象太普遍,也不得不祭出「法不责众」大旗。另外,根据《刑法》第87条和89条的规定,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重大犯罪(特别是连续性犯罪)基本上都没有超过刑事追诉时效。由此可见,河北「一号文件」的实质就是想办法通过把法律上的「犯罪」(criminality)转化成道义上的「原罪」(original sin)以及涉及时效、情节等的一系列概念操作对某些人士施行恩赦,并公然承认他们的治外特权。

  

  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与绝对王政连手揭开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之后,空间上的区隔导致殖民地的罪孽行径与作为「宗主国」的民族国家本土的伦理秩序可以基本上相安无事,因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与《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也可以相得益彰。但是,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在国内进行,这就导致了竞争的残酷性(「杀熟」这两个字以及贻害婴儿的阜阳假奶粉案就把其惨烈程度揭露得淋漓尽致)以及对社会的全面而直接的冲击。在没有空间区隔的地方,也许需要时间的区隔,或者制度上的区隔。因此,不妨认为河北「一号文件」第七条前段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是想设置一个时间区隔;而后段规定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是想设置一个制度区隔。其动机或可同情和理解,其效果却非常糟糕──俨如官官相护的口令暗号,甚至让人联想到一个强势群体向其它各阶层挑战的公开宣言。

  

  其实,别说现行犯罪,所谓「原罪」也是不能一笔勾销的。至今发展中国家以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然对殖民地统治的历史问题进行批判,二战期间的俘虏、劳工以及慰安妇还要继续向侵略者提出战争赔偿的诉讼,就是「原罪」可赎不可免的明证。至于对具体犯罪行为的免诉、免刑以及减轻惩罚,只有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宣布恩赦或者因超过时效而免予起诉。在中国,资本原始积累有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特殊性前提条件,唯其如此,简单化的「免罪」举措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更强烈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简单化的「治罪」举措也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经济的萎缩、社会的混乱以及历史的倒退。

  

  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更应该在依法惩处那些查证属实的犯罪行为的同时,适当鼓励各种「赎罪」行为,包括悔过自新、积极纳税、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热衷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通过扩大再生产以及开发性投资的方式为建立和健全本国产业资本市场作出贡献,等等,借助将功折罪的各种诱因而逐步形成合法经营的良好秩序。但是,在河北「一号文件」里,法律上的犯罪仅仅被转化为道义上的「原罪」,却既不打算「治罪」,也没有意向鼓励「赎罪」。这哪里是「官逼民富」,分明是在「官逼民反」!

  

  河北「一号文件」的出台还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渐进式经济改革要求拓展法律的容忍范围、承认经济活动的灰色地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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