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价值和制度的普遍性——从日本的经验切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9 次 更新时间:2011-02-15 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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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进入专栏)  

  

  我们从世界大多数国度的历史来看,它们的价值体系本来都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以及个人主义没有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和产业文明的产生其实是偶然的、特殊的。也就是说,自发生成的现代性,是特殊西欧的现象――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并且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密切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但是,这样特殊现象的绩效和原理在被广泛承认后得以普及,就成为世界性现象,就成为具有一般性文明。由此可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界限本来是相对的、流动的,不能绝对化。

  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系统理性的角度来看,普遍性又是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有时会被看成绝对真理。普遍性有时会被归结为最终寻找一个唯一正确答案的活动。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普遍性也有可能是复数的,正确的答案并非是唯一的答案。不言而喻,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协调的主张,就反映了存在着复数的普遍性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判断,那么就不得不面对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文明的普遍性、如何协调中国文明与西欧现代文明之间普遍性的关系等问题。

  我觉得这类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两种普遍性之间的较量,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虽然在1990年代初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欢呼过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性胜利,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个人自由主义固然具有普遍性,但父权家长主义其实也具有普遍性。他后来指出,作为普遍原理的家长主义秩序观已经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观的严峻挑战。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峙,而是两种普遍性之间的对峙。上述对峙必然导致多元现代性的认识,无法采取一个模式来指引社会实践,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或者分析框架下来考虑普遍性问题,就会看到它的相对化侧面,就会更重视结构的功能以及功能等价的可操作性技术。在这里,日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先后面对中国文明以及西欧现代文明这样两种不同的普遍性的挑战,都能化险为夷,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日本善于把价值问题转换为技术问题来处理,尽管技术绝不可能替代价值。

  日本人善于学习,也善于把不同性质的因素组合在一个复合化的框架里来把握。对于外来的挑战,日本采取了一种颇为工具主义的、甚至有点机会主义的应对态度。即:如果有自信战胜它,就可以与它为敌;如果没有自信战胜它,那就应该以它为友――站在挑战者的阵营里去,化解威胁,学习对方的长处,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日本很快就像福泽谕吉说的那样“脱亚入欧”,成为列强的一员,在亚洲确立了自己的优势。然而中国人往往缺乏这样的应对态度,甚至鄙视这样的行为方式。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文明的发源地,是普遍性价值的倡导者,所以特别重视涵意处理问题,往往倾向于把很多技术问题也反过来转化为价值问题来处理,使得改革变得极其棘手。

  可以说,日本对西欧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是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并通过技术操作把这样的普遍性相对化了,进而与固有普遍性结合在一起了。当然日本的客观条件毕竟与中国的不同,所以接受西欧现代文明的出发点也不同。尽管古代日本曾经接受过中国的文人官僚科层制,但在中世纪又退回到了武士统治的封建时代。所以,日本的前现代社会状况与欧洲存在着相当的类似性,因而现代化过程也有相当的类似性,例如确立类似绝对王政那样的天皇集权体制,废藩置县,确立科层制,伦理观转换等等。

  正是在这样背景之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和1889年制定的宪法为标志。变化后形成的社会结构,概括成简单的公式,就是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元素与天皇的绝对主义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可以说,1889年日本宪法,其实就是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的混合物。在这样一种权力非常集中的、普遍性指向的体制下,日本在1890年代编纂了民法典,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导入了代议民主制,一步一步实现了国家与法律秩序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说,在变革过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元素构成了天皇绝对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反过来,天皇绝对权力又成为日本在维护整合的同时迅速崛起的操作装置,成为西欧现代文明在日本推行的驱动力量。

  把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非常集中的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适应帝国形成需要的架构,对日本后来的国力迅速增长以及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受到这样的历史经验的影响,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也可以发挥积极的功能。对这种观点当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对错是非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是,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集中化的国家权力之间毕竟存在紧张和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发展模式是以矛盾的制度化为基础的,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来协调矛盾,保持不同因素之间的平衡。

  随着天皇权力的扩张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到二十世纪前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平衡被打破了。明治天皇的权力越来越绝对化,势必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现代价值发生冲突。在1912年到1926年之间,面对民众的不满和抵抗,大正天皇开始让步,推动民主化,强调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出现了一个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同时又制定治安法,以压制提出各种诉求的群众运动,但在处理上还是柔性的。到昭和天皇在1926年即位后,应对的举措开始强硬化。第一次适用治安法的不是大正天皇,而是昭和天皇。1926年之后的十年间,日本开始转向。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危机,日本转而强调集权,并且越来越集权化,而忽视了普世价值。集中的权力不断制造出腐败,进一步诱发不满,而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也就进一步推动了权力的集中化。这种恶性循环最后导致年轻军官干预政治,酿成惨烈的“2.26事件”。随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后面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不必细说。

  在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公式化的总结吧。可以说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形成一个集中的强大权力来保证这个国家的整合性和执行力,再通过普遍性的现代价值这个因素的植入,使国家秩序具有正当性,适应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然后创造出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制度载体。虽然这样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它具有拟似现代性。

  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中国的社会变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是相当被动的。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得社会整合出现危机。辛亥革命之后,本来是有可能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达成某种历史性妥协,实现光荣革命的。如果这种妥协得以安定化、制度化,就有可能形成类似日本那样的格局,把一个集中化的国家权力与一个普遍性的现代价值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但是,最后没有形成,导致军阀混战的局面,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说,从空间维度上看把两种对立因素整合成一个制度框架里的努力在中国失败了。然后国民党就转而关注时间维度。所谓军政、训政以及宪政的发展阶段论,就是把空间问题转换成时间问题了。首先以暴力手段确立集中的权力,把正当化作业留待未来去解决。在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中,出现了刚才像李教授所说的那个国民政府十年辉煌。但是,这个黄金十年让日本感到了威胁,于是发动侵略战争打断了上述过程。

  以上我对战前日本的普遍性确立以及破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非常简洁的概括,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中国曾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非常强调普遍性价值的,但却没有很好地实现整合的目标。最后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架构,但却扭曲了现代的普遍性。在很多场合往往只剩下一个集中的权力,但却没有普遍性的价值作为正当根据。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状况。

  日本是从1926年开始转而进一步强调集权的,并且越来越集权化,最后践踏了现代的普遍性价值。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导下,日本被动地重新强调普遍性这一面,而集权的那一面则被打破了。例如美军占领当局曾经决定解散财阀,甚至准备废除天皇制。后来只是因为冷战的需要,美方才改变方针。但无论如何,在二战结束后,美国要做的就是把日本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给打碎了,与此同时,把受到抑制的普遍性这一部分恢复起来,进一步强化,推动战后民主化改革,尤其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重新组合思想与制度。

  例如在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中有放弃战争条款,即第9条,就是要通过这个和平宪法紧箍咒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正因为这个道理,在日本战后宪法的起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围绕宪法起草所展开的非常复杂的博弈。战后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中包括那些在战前或者战争中反对军国主义的宪法学者,包括以天皇机关说而得罪军国主义势力的东京大学法学院美浓部达吉教授。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日本自主,按照人民主权的原理,由日本人自己来改宪或者制宪,并能接续1889年宪法的传统。从美国占领当局的有关人员的回复意见可以看到,这些主张被拒绝了。

  美国要主导战后宪法的设计,完全改造日本原有的权力结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导入违宪审查制。这涉及三权的分立与制衡机制。立法权、行政权的定位和作用各国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需要通过司法独立来制约这些权力,防止它们被滥用。尤其是立法权,在现代社会大幅度扩张,以致被人认为除了不能让男人生孩子之外无所不能。其实在生物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的现在,让男人生孩子也是可能的。因此,要防止立法权任意突破根本规范,就必须导入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美国坚持按照自己的模式推行违宪审查,就是要确保战后宪法不会被立法机关任意修改,维持战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按照美国模式导入违宪审查制,就是要容许地方法院起到宪法卫士的作用,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以宪法为标准来审视立法权和行政权,防止日本政府和议员打破战后政治格局,重新塑造社会结构。这个意图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后来,一方面由于地方法院不具备充分的政策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的人事控制权增大,例如通过考勤和续聘制度排挤左翼法官,结果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开始发生变化。地方法院逐步退出,只有最高法院才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宪性进行判断。即使最高法院也奉行司法消极主义。但无论如何,在日本战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文明的普遍性是通过和平宪法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得以确立并试图加强保障的。

  在上述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其他方面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价值特殊性。这是战后日本的最大特点。尽管实际上它的很多做法是具有特殊性的,但在很长时期内,这种特殊性被认为是固有的,也是短暂的,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被克服。例如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现代化运动蓬勃发展的这段时期,法学家川岛武宜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法律现代化公式。根据他的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的权利意识日益高涨,因而诉讼也必然会增加。人们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自然而然构成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他认为,诉讼维权与现代化程度成正比,这种倾向会越来越明显。这是一种单线进化论的思路。

  但是,国外的很多观察者以及日本人自己都会注意到,日本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与它的正式话语以及制度设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有不少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用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对概念来把握相关现象,实际上还是采取了先进与落后的单线进化论的分析框架,是把特殊性作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克服的对象。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伸张,在8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反过来日本特殊性的那一部分也逐步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出现了所谓日本模式的说法。这一点很像中国当今。

  所谓“日本模式”,就是把原来被认为是日本特殊性、落后性的一些东西,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合成一个普遍性。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模式的影响曾经波及世界,连美国也曾经吸收日本经济管理的一些做法。这种基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日本模式,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所谓“铁三角”的架构。也就是说,一是政府,或者官员,而是政党,指长期独掌政权的自民党,或者议员,特别是与各政府部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民党议员,三是政商,或者大企业高级职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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