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走向进步的仁爱的儒家伦理学?

——《中国新儒家》原著平装再版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0 次 更新时间:2011-02-15 14: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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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吴万伟/译  

  

  自从《中国新儒家》精装版2008年出版以来,儒家在中国的复兴变得越发强烈了。但是究竟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是什么因素使它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在中国和西方推动儒家的复兴会遭遇什么挑战呢?

  

  儒家为什么复兴?

  

  共产主义已经失去激励中国人的能力。但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应该用什么代替它呢?中国的政治统治显然需要新的道德基础,政府已经进一步接近正式拥抱儒学。2008年夏季奥运会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在开幕式上和发给外国记者的小册子里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有意弱化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上海新建党校(浦东干部学院)的干部自豪地对来访者说,主楼是按儒家学者的书桌样式设计建造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建立类似于法国的法语联盟或者德国的歌德学院的孔子学院,旨在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动儒学传播。

  当然也有抵制。仍然受到毛反对传统的影响的老干部谴责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严密框架外推动其他意识形态的努力。但是40多岁50多岁的年轻干部倾向于支持这种努力,时间就在这些人一边。人们很容易忘记拥有七千六百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庞大和多样化的组织。党本身更多具有了精英特征,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入党,越来越多地提拔受到良好教育的干部,这些都容易产生对儒家价值观的更多同情。

  但是儒家学说的复兴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学术界也表现出对儒学复兴的浓厚兴趣。心理学家进行的严格的实验显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认知思维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更容易使用结合上下文的辩证方法解决问题。经济学家试图测量孝顺父母等儒家观念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家把关怀伦理学和儒家强调作为道德说教的移情、差别对待、家庭观相提并论。医学伦理学家在讨论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决策的重要性。企业伦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则在考察儒家观念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政治性民意调查显示,对儒家价值观的认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社会学家研究了成千上万受到儒家价值观激发的教育实验和社会生活实验。

  学界对儒家的新兴趣也是受到对社会规范的担忧的推动:许多具有批评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转向儒学,依此来思考处理中国当今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虽然并不完全排斥西化,但他们相信任何稳定的合法的政治安排至少需要部分建立在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求助于早期儒家思想家以获得外交政策的洞察力。法学家寻求建立在传统实践基础上的引起更少争议的冲突解决模式。哲学家求助于儒家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观点。儒家教育家则通过给年轻人讲授儒家经典致力于长期的道德转变。

  这些政治和学术发展得到经济因素的支持。中国是经济不断壮大的国家,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文化上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考虑到拥有儒学传统的东亚在经济上的成功,儒家思想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开始受到广泛质疑。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不同,儒学从来没有对经济现代化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重视教育及关怀子孙后代的价值观将对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现在轮到中国开始确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了。

  但是现代性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常常导致一种原子主义和心理上的焦虑。对于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随着社会责任感的衰落和其他世界观的出现,社群主义生活方式和文明开始崩溃。即使那些成功者也开始询问“现在该做什么呢?”人们认识到赚钱不一定导致幸福。它只是获得好生活的手段,但究竟什么是好生活呢?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吗?至少在中国,许多人并不想被看作个人主义者。仅仅关注个人幸福的观点似乎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要真正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也需要对他人好。儒家思想在此发挥作用了:传统就是建立在好生活在于尽到社会责任的假设基础上:做个完整的人,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总之,儒家道德能帮助填补常常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

  简而言之,这种心理、经济、政治和哲学趋势的混合体帮助解释了儒学在中国的复兴。我预测这些趋势可能继续下去,未来的复兴势头可能更强烈。但是因为儒学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传统,值得询问的是复兴的儒学属于哪个派别。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行的可欲的政治理论,那就需要考虑当今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人们追求的基本理想,也应该推动改善这些理想。比方说, 这些解释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诸如关心弱势群体的基础上。这派儒学也应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最迫切需要的问题,如国家对新的哲学基础的需要。儒家解释也需要实证性研究的证据支持,比如测试照顾上年纪的父母是培养同情心的重要机制(老吾老及人之老)的这个想法就很重要。

  中国大陆儒学的复兴是新近出现的事物,现在还很难证明哪个学派会脱颖而出。我自己更同情像蒋庆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他提出了受到儒家学说启发的政治改革建议,常常与现状有重大差别。这些观点在书中有所讨论,笔者一直积极参加关于政治儒学的公共讨论。但是,笔者坦率承认,说服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儒家是能够提供一条通向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进步的仁爱的道路一直非常困难,像爬山一样。

  

  既不民主也不专制

  

  为什么儒家复兴常常让西方人感到担忧呢?自爱可能是一个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忙于全面批判自己的传统,向西方寻求灵感。这或许让西方人感到骄傲,瞧,他们都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现在,当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来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时,他们的同情就少些了。更多的理解和更开放的心态或许能处理这个问题。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儒家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及其反西方倾向有关。或许人们还能想到美国狭隘的和缺乏宽容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但是儒家在中国的复兴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社会方式(除了主要在社会关系之外寻求好生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它确实提出了有别于西方政治方式的其他选择,这或许是担忧的主要内容。但是我觉得这种担心来自真正的错误:对西方式民主的支持的减少意味着对专制的支持的增加。在中国,用“民主”和“专制”的术语为辩论打包会排斥吸引儒家政治改革者的其他可能性。

  儒家改革者通常赞同中国实行更多的言论自由。他们质疑的是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作为挑选国家最有权力的领导者的制度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一人一票选举制的明显问题是平等终止于政治群体的边界,边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利益上是体制的要求,可以说他们就是要为选民所在的国家服务,而不是为生活在这个政治群体外的外国人服务。即使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国国民的利益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袖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他们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儒家改革者提出的政治模式旨在比西方民主更好地服务于受到政府决策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个理想不一定是人人平等的世界,儒家认识到人们关心的程度随着从亲人到陌生人的圈子向外推移而依次递减,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非选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比大多数以国家为中心的民主国家的更加严肃地对待。实现全球政治理想的主要价值是贤能政治,也就是说人人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具有平等的机会 (有教无类),但领导岗位被分配给该群体中最有美德和最称职的人。这里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辨认出拥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给予年长者额外的投票权:儒学认为一般来说人的智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人们的生活经验随着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而变得深刻,比如成年的儿子关照年长的父母特别能培养同感和谦逊的美德。而且,上年纪的人通常更少受到性欲望的困扰,而性欲望常常干扰人们做出可靠的判断。所以如果年长者继续追求自我修养,维持社会的网络,他们或许应该获得额外的政治权力。

  另外一个建议是成立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府机构(通儒院或者贤士院),那里的代表是经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考试机制而选拔出来的,该机构有义务维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决策者往往忽视的人比如外国人、子孙后代、祖先、少数民族等的利益。(请注意它与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司法机构的区别,这些机构是没有立法权的,也没有权力保护领土之外的非国民的利益的)通儒院将平衡和补充经过民主选举的院(庶民院),不管这个建议多么不完善,它至少更好地接近了全球正义的理想。贤能政治的价值在东亚政治文本中是根深蒂固的,实现这种管理的政治建议一般也不被看作怪异或者危险的思想。

  明确反对考试是因为考试不能检验出孔子关心的种种美德:灵活性、谦逊、热情、公共服务精神等,从理想上看,这些也是现代世界政治决策者的品格。考试确实不能完美的检测出这些美德,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更有美德。

  有理由相信这些。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理性选民的神话》(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一书从广泛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选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提出了举行选民能力考试作为纠正办法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美国被认真考虑的机会几乎是零,因为那里的宪法体制是固定在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而且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反智主义根深蒂固。但是在中国,政治未来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以考试形式检测能力有可能作为政治改革的建议被考虑。考试将检测基本的经济学素养(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儒家经典的知识,不仅检验对它们的记忆而且检验对它们的解释,假如学习经典确实能改善一个人的美德的话。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认为,考试能确定后续政治行动的框架和道德词汇,对考试合格者还要进行实际表现的考核。

  不管怎样,没有理由在建议实际开始实施前,在实现贤能政治的不同方式方面死板教条。中国是个庞大和多样性的国家,它是尝试政治改革不同实验的很好的实验室。自从邓小平30年前打开经济改革的大门后,在各级政府中开展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改革实验,中央政府采纳了成功实验的例子并把它们推广到全国实施。村级民主实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最近已经有党内民主的实验和在深圳、贵阳等城市进行民主实验的讨论。为什么不能也尝试贤能政治的制度实验,看看效果如何呢?一旦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基层政府中哪些实验效果好,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尝试时,风险可能就会小一些。

  关于儒家是否应该定为国教的辩论在中国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有些儒家没有强烈的宗教观点,就像包括孔子本人在内的早期儒家思想家,他们对形而上学承诺持开放态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现世生活的问题上。因此,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上是儒家信徒,在精神生活上是佛教徒或者基督徒并非不可思议的现象。早期儒家并没有企图对人生苦难和死后来世等存在问题提供终极答案,它对宗教或许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观点不置可否。

  但是其他儒家改革者如蒋庆确实严肃对待作为拥有形而上学基础的宗教的儒家,其隐含意义是应该存在国家支持的作为宗教的儒家。主要观点是学校应该讲授儒家思想,在国家的某种经济支持下推动儒家思想在城乡的传播。部分原因是,培训拥有儒家道德观的未来领导者能够使他们在管理国家时具有更多道德敏感性。正如蒋庆指出的,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国家对儒家的使用(或滥用),但是儒家也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如果未来统治者接受儒家经典的训练,他们可能在管理国家时具用更多道德敏感性。但他强调应该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理想和丹麦和英国模式进行对比,在那些国家,国家支持某个官方宗教,同时其他宗教和派别(不管是否外来的)也是被允许的,也能繁荣起来的。他在他建议的国体院(历史延续性)明确地留出了其他中国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的政治代表的空间。

  虽然如此,国家支持儒家的观点在北欧模式之外确实好像表现良好,尤其是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上国家支持儒家的想法。蒋庆还提出在比如四川地震这样的天灾之后重新推行国家支持的儒家丧葬仪式(虽然他允许少数民族按照自己的葬礼埋葬亲人的可能性)。“官方儒教”影响政策的另一个方式是在父母去世后公务员能够获得带薪奔丧假期,类似于韩国给予公务员的两个月丧假。在某种程度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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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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