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1 次 更新时间:2011-01-28 21:42:43

傅国涌 (进入专栏)  

  

  《新民报》无党无派的民间报定位、“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越来越与国民党当权者试图垄断舆论的专制导向发生冲突。自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以来,《新民报》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29~1937年为创刊时期,发行量最高达2万份;1938~1945年抗战结束是发展时期,在重庆、成都两地分别出版日刊、晚刊,总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1946~1949年是《新民报》的黄金时代,从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出川,不过三个月,《新民报》就迅速发展成为五社八版的庞大报系,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之一,共发行十一二万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由于其“超党派”、“独立”、“民间”的定位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抗战以后,它的报道和评论不时被国外转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陈铭德夫妇一向认为报纸是超政治的。1931年9月,陈铭德在《新民报》两周年纪念增刊上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就是要在一个民智未开、舆论专制的国度,办一张不带官方色彩、真正代表民间声音的报纸。1936年9月9日,《〈新民报〉七周年纪念词》提出:“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1946年5月1日,上海版晚刊的发刊词说:“我们愿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11]同年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复刊词明确:“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12]

  1947年4月5日,重庆版社评《为本报改版敬致读者》说:

  本报一贯是纯粹的民间报纸。民间报的性质,是不受任何党派的拘束,他中立而不倚,纯以民间意识为意识。

  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13]

  4月14日通过的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强调“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陈铭德进一步说:“今后应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14]

  这一年,成都、重庆两社经理张君鼎、崔心一因为与张君劢的师生关系加入民社党,陈铭德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5月29日,张恨水主持的《新民报》北平版发表方奈何执笔的《我们问心无愧》一文:“本报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是为办报而办报。我们信真理,主正义,没有党派偏见。……我们是民营报,是老百姓的报,不能阿附任何党派,作任何人的尾巴!”[15]

  我们不难发现,“超党派”、“独立”、“民间”一直是《新民报》的自我定位。尤其是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之后,早期曾资助过《新民报》的四川军阀刘湘已死,报纸的经济逐渐独立,从那时起,它逐渐发展成一份不折不扣的民间报纸。

  

  

  四

  

  作为独立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既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官方立场,也不是站在《新华日报》这样的党报立场,它有着自己的选择。

  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他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从7月30日起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赵超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做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16] 11月,《延安一月》单行本出版,陈铭德亲写序言,重申了客观、公正和自由批评的原则。

  1945年11月14日,发行4万份以上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首先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表时题为《毛词·沁园春》),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夜谭》副刊编者吴祖光在词后有热情推崇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7]

  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展开一场笔战。11月26日,《新民报》发表《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社评,从民间立场出发,它认为《新华日报》“是色彩鲜明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自不能认为《新华日报》的话是老百姓心里的话,可是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他们是比较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成分多”。[18]这是《新民报》在两极对立的年头所持的言论态度。它不仅对革命的共产党保持警惕和距离,批评当权的国民党当局、抨击社会黑暗更是家常便饭。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贯远离政治的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连写《七步诗》等三篇杂感,借古喻今,指斥蒋介石的逆行。同年12月11日,浦熙修以多条“点滴”形式逃过新闻检查,在重庆《新民报》日刊透露了著名的“飞机洋狗” 消息,与11天后王芸生的《大公报》社评一起,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支激动人心的插曲。1945年12月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社评:“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只有新闻事业是无须监督无须限制的,因为公开自由的竞争,相互的监督与批评,自然可以淘汰思想不良观点错误的报纸。”[19]

  更多的时候,《新民报》是以民间报的立场呼唤和平、民主,政协会议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富有才华的女记者浦熙修独家采写的38位政协代表访问记,每天一篇,千字左右,刊登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头版显著位置,如实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对政协的态度。这些专访忠实于时代,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成为浦熙修记者生涯中的华彩乐章。1946年2月1日,国、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代表达成共识,政协决议草案公布,重庆《新民报》日刊社评热烈欢呼:“这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各方同意的革命。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新民报》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邓季惺的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但首先取决于陈铭德办报和用人的方针:“铭德曾想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20]陈铭德被誉为“刘备”,就是因为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如早年不拘一格起用20岁出头的赵纯继担任总编辑,大胆邀请刚出狱的阳翰笙、田汉办《新园地》副刊。《新民报》重庆时期,主笔、编辑、记者中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夏衍、陈翰伯、吴祖光、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等。撰稿人中有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可谓兼容并包,左中右,各党各派都有。所以才有了 “三张一赵”会师《新民报》的佳话,张恨水的小说连载、《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等副刊、专栏都脍炙人口,深得读者喜爱。后世的人们已很难想像——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如何呕心沥血,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创造出这一奇迹。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个聚沙成塔的故事,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历史。透过这些发黄的故事,我们将真切地感受到脚下这块土地上民间报纸曾经跳动的脉搏。

  1948年7月8日夜,宣告了《新民报》时代的结束。它和《大公报》转向(1948年11月10日)、《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被查封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报刊时代中断的象征性事件。在1949年来临的前夜,对那个脆弱的独裁政权而言,任何独立的社会舆论都是无法容忍的。有20年历史的民间报纸《新民报》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尝试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即将告终。

  

  【注释】

  [1][3][14][18]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三辑, 174、174~175、159、159~160、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10][1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 281、282~283、287、172~1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208、210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6][9] 陈理源:《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的始末》,《〈新民报〉春秋》,276、285页,重庆出版社,1987。

  [7][8][19]《赵超构文集》,第三卷, 624、625、626、154~15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1][12][13][15][17][20]《〈新民报〉春秋》, 50、46~47、205、375、164~165、28页,重庆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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