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梁启超宋教仁的道路:宪政中国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7 次 更新时间:2011-01-24 09: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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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进入专栏)  

  

  一

  

  很少有人将梁启超与宋教仁相提并论。的确,表面上,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按照“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个司令部”的政治分类来论人说事。按这套分类标准,梁启超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腐朽没落的士绅阶级”,走的是渐进改良主义路线,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那个司令部里的人;而宋教仁据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走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孙中山和黄兴那个司令部里的人。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是保皇党,宋教仁是革命党,二人分属于立场相对、观点相反、党派成见根深蒂固的政治阵营;辛亥革命中,梁启超身在境外、干着急,因革命未能避免而垂头丧气、忧心忡忡。宋教仁则亲临一线、奔走运筹,因革命终于爆发而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此间,二人的政治态度几近对立;帝制摇摇欲坠、已无可挽回之际,梁启超仍不肯放弃保全清室的愿望,欲推行英式政体、“虚君共和”。宋教仁则矢志于“驱除鞑虏”、永绝帝制,坚定主张“主权在民”。二人的政纲似乎也水火不容;清朝覆灭之后,梁启超接受了既成事实,却仍旧与激进革命党势不两立,他整合前清维新派、立宪派以及民初温和保守派,试图将各派反革命势力冶为一炉,且隐然为各派之共同精神领袖。宋教仁则从“著名革命家”摇身一变为“一流政治家”,为新国家造法创制,为新政府建章立规,并大刀阔斧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革命队伍之中从制度破坏转为宪政建设、从革命党变为普通政党之最得力的法制专家、最关键的组织能手,也是当时最耀眼的政界明星(可惜只是一颗匆匆划过夜空的流星)。梁宋二人、二党的“阶级背景”、“群众基础”、“社会资源”大不相同,党派利益也针锋相对。

  以上诸多歧异,在“革命史观”或“意识形态史观”之下,一向被视为“根本差别”、“本质区别”或“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所以,近代史家绝少将梁启超与宋教仁当作同道中人。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上述基于“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本质区别”太当一回事,撇开那套“阶级性党性比人性更重要、立场和态度比事实更重要”的是非准则,而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梁宋二人对未来中国的制度形式、政体运作的设计与思考,对宪法、议会、政党、内阁以及司法、财政、外交等重要领域的观点,尤其是当我们聚焦于二人的政治理想和基本价值观的时候,则不难发现,梁宋二人的政治思路其实没有什么根本分歧,相反,倒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说,当时人们曾讥笑宋教仁是“议会迷”,但梁启超又何尝不是“议会迷”?以对代议制度的重视程度而言,梁是宋真正的同志和先驱。甲午战败之后,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议会制度,在中国,对“立宪法、开国会”说得最早、最多且最深、最透的人,无疑非梁启超莫属。那个年代,我国读书人对议会的作用、功能及其制度优越性的了解,对议会在立宪政体中的权力和地位的看法,大半源于梁先生的启蒙。而在议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黄兴、孙中山等同一战壕的革命战友,则恐怕与宋教仁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还比如说,关于革命党与政党的本质区别,关于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的内在依存关系,关于政党应由社会精英分子(梁称社会精英为“中坚阶级”,宋称“优秀特出者”)所组成的观点,关于立宪政体必须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是议会和内阁的灵魂的观点,关于政党政治必须采取自由竞争、且“最宜两大对峙,不宜群小分立”的两党制主张,关于“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的政党内阁主张,梁启超与宋教仁也英雄所见略同,几乎如出一辙。

  而梁宋之外,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章太炎等其他民国开国元勋,则要么并未真正理解代议制度、政党政治与民主共和政制的关系(如袁世凯),甚至曾公开否定过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章太炎),要么对议会之有无、之结构、其权限之大小,政党内阁之可能性、可行性、可靠性并不真正介意(甚或当成完全无关紧要),只把对权力的分配和掌控当成了天大的事。以袁、孙、黄、黎四人名义发表的“八大政纲”涉及国家统一、军事、财政、实业、民生等重要议题,却偏偏对共和国最关键的制度设置——宪法、议会与内阁——不置一词,可见那四位大人物与梁宋大异其趣,并不真的以宪法、议会、内阁为共和政治不可或缺之事。

  比起梁启超与康有为或袁世凯,比起宋教仁与黄兴或孙中山,梁宋二人更象是心心相印的同道中人。与其说梁宋是政治上的敌对者,还不如说二人是相辅相成的政体建设者、相反相成的宪政对弈者。

  

  二

  

  辛亥革命前梁宋二人皆长住日本,但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过节。与梁启超既有交情又有过节的革命党人是孙中山。孙中山因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檀香山财源被保皇党侵蚀而大发其怒。本来,党派合作在于情投意合,不必非亲即仇,檀岛华人有捐款自由,也不是革命党的独家山头,但孙先生可不认这个理。孙认为梁不地道,挖了他的墙脚,动了他的奶酪,骂梁“首鼠两端”、“认贼作父”、“满奴”、“汉奸”、“公敌”,完全不留余地。甚至声称要“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诛此二妖魁”(“内奸”指保皇党,“异种”指满族人,“二妖魁”指康、梁)。到宋教仁流亡日本时,海外的革命党早已与立宪派翻脸,敌对情绪愈来愈浓,彼此恶感也愈来愈深。宋教仁既然投身革命,奉孙中山为领袖,不可能不受此种敌对情绪的影响。1905年宋的密友陈天华(《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与梁启超会晤并通讯,一度转向改良主张,就曾遭到宋教仁和黄兴的责备。可见,宋对梁是有成见、有戒心的。但宋是理性温和之人,不至于被成见冲昏了头脑。

  平心而论,清末立宪派对待革命党大体上还算有绅士风度,温文有礼,讲究分寸,只作理论商榷,不作谩骂攻讦。梁启超虽也有过对革命党咬牙切齿的时候,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温和敦厚者,对清政府如是,对革命党亦如是。梁先生认为,“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且两党“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更应该“相扶掖为用,不相妨碍为界”。国内的立宪派更对革命党大表同情之意,经常声援、庇护、营救遭政府迫害的革命党人。但革命党对待立宪派可就有些过分了。得礼不让人,不得礼亦不让人,往往意气用事,从造谣、谩骂,到挑衅、殴打,但为革命故,无所不敢为。一些革命党人以肢体冲突为能事,1907年在政闻社(梁启超发起的宪政组织)成立大会上冲击会场、大打出手,1910年将立宪派人士白坚打到头破血流。可怪者,干出这类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民国初年回到国内之后,仍上演过捣毁立宪派报社《国民公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等闹剧(不过,得补充一句:在国会里打架骂人固然不美,却总比数百万人在辽沈、淮海大打内战,比“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八九风波”,要文明千百倍)。1910年,由立宪派发动且举国支持的国会请愿运动被清政府拒绝,海外一些革命党人竟然幸灾乐祸、摆酒庆贺,一副“凡是立宪派支持的,革命党都反对”的架势。难道不是有些过分吗?

  但宋教仁不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党。按梁启超的说法,革命党可分为激烈与非激烈两类。激烈者“纯属感情用事”,“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对其“不可阿顺之”;非激烈者为“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革命后可导入民主宪政轨道,造成“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宋教仁当然属于后者。

  在革命群英谱中,宋教仁是聪明好学、才华横溢的一位。文才、学识,思想、政见,都是第一流的。客观地说,宋氏才识,超出孙黄多多,不可同日而语。宋在政治法律、边疆史地、财政管理以及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等方面均有深钻精研。恃才傲物、难于相处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瞧得起的人极少,老一辈的康梁、新一辈的陈独秀胡适都不曾放在太炎先生眼里,却对宋教仁的才学赞许有加,更公开推宋为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但章太炎的颂扬使年轻的宋教仁遭到党内外大人物们的嫉妒和忌讳。在中国政坛,举谁当总理大概是不可以公开讨论的,除非已经在密室里谈妥、十拿九稳,否则多半好心办出坏事。)章士钊、蔡元培、杨度、于右任、徐佛苏、林长民、蒋智由等才学之士与宋教仁政见各异,有的“先进”,有的“落后”,但均与宋惺惺相惜,过从往还十分密切。此中因缘或与革命无关,慕其长才实学,合其学问意趣,信其人品道德是也。

  有证据表明,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对宋教仁颇为欣赏。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宋以文名见长,梁见宋发表在《民报》的文章后曾托徐佛苏致意,表示愿与相见。彼时梁正与革命党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展开马拉松式大论战,梁亦转达宋教仁、章太炎息战调和之意。宋与章同意梁的调和倡议,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到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中孙派人物仍全力排斥梁启超(如胡汉民对梁口诛笔伐,称梁对民国“犯罪”。孙的亲信中唯汪精卫曾向梁示好),但党中黄派、尤其是黄派中之宋派,则向梁表达敬慕之意。在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归国的大会上,胡瑛、孙毓筠称颂梁启超为“全国最崇拜之人”、“当代第一人物”。梁漱溟先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说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专程跑到天津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但此事似无其他的证据。

  

  三

  

  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别人满脑子只想着如何破坏旧国家、推翻旧政府,他则把如何建设新国家、组织新政府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建设而破坏,非为革命而革命。宋教仁说,“飘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州倾覆,犹足为忧”。在他看来,若没有做好建设新制度的准备,即使革命侥幸成功,亦将徒劳无益。这种建设重于破坏的想法,在当年革命党中并不为众人所乐闻。

  仅1906年初至1907年初,宋教仁一年间编译出版的政法文献就多达数十万字,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各国警察制度》、《澳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等等,1908年翻译了长达1400多页的《比较财政学》。当别人在为搞暴动还是搞暗杀而犯愁的时候,他在为未来的宪政中国默默做功课。谋划革命方略的同时,革命之后一个新国家的政制结构、政体方案,以至国计民生、财政外交,都已经在宋教仁的脑中渐具雏形。革命胜利后宋教仁之所以成为我国“共和法统”的奠基人、创始者,“民主中国的叔孙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宋教仁与某些革命家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与梁启超另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坚定不移的爱国心。1907年宋教仁潜赴东北,欲联络“马贼”起义,偶然获悉日本吞并我国间岛的图谋。他立即中止起义计划,转而撰写《间岛问题》一书,运用中日韩三国的史地资料,从国际法角度驳斥日本的谬论,有力帮助了清政府对日交涉成功。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得宋书“如获拱璧”,“谓宋有大才,特电……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并赠银元两千。还有人说,袁世凯曾奏请慈禧太后对宋“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职”。那时,宋教仁正酝酿以“中央革命”或“中部革命”取代孙黄屡战屡败的“边地革命”,本来也有意趁机回国另寻革命门径,起程前忽然收到了两封以革命战友口吻写给“宋京卿”和“宋京堂”的匿名信,作出酸溜溜的挖苦并威胁。宋教仁知道革命党人对他有误解,为表白心迹,他不得不放弃回国,并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将公费留学经费交回驻日使馆,以示与清政府决绝。

  今天看来,宋教仁帮助清政府外争国权、护卫领土,这无疑是正确的。革命者大可不必凡事皆与政府为敌。章太炎“革命不忘讲学”,宋教仁革命不误爱国,梁启超保皇不改立宪,这正是清末“体制外”诸贤精神上极其可贵之处。比起陈其美办公兼顾宿娼、孙中山革命不误泡妞(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掌握革命党财权的孙先生居然花大价钱娶了15岁的日本小姑娘大月薰为妾),总要可贵得多。为国家民族挽回一座岛屿,实胜于向满族王公发动百次暗杀。

  让我们且来比一比吧,同是著名革命家,有人为了替子孙后代“爱惜领土,保护利权”,可以放弃起义而同“反动政府”一致对外(宋教仁),有人为了筹款起事可以狮子大开口,拿未来中国的矿权、路权以至东三省主权与外国作交易(孙中山),还有人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可以拥护并协助外国政府策动外蒙古“独立”(毛泽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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