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读《张政烺论易丛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2 次 更新时间:2011-01-23 2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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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进入专栏)  

  

  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即《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页),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译出来,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我也把他翻译出来,收入此书。

  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上述纸盒内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旧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更不会攻击别人,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快点讲,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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