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8 次 更新时间:2011-01-22 10: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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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2011年1月4日,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其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51-52街的事务所接受《财经》特派记者的专访时如是说。这位在1971年对中美关系产生转折性影响的政治家,其外交生涯历经中国四代领导人、美国八任总统。 40年间,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从“敌视对抗”到“战略联手”,从“中美蜜月”到“危机四起”,从“暗礁丛生”到“经济相互依存”,乃至走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现阶段的中美关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历史性崛起与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纵横交错的浓缩和集中体现,也是经济全球化后中美两国在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本国利益位置,并相应调整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88岁的基辛格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几年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塑造涉及各国共同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体系,就如‘二战’结束后塑造跨大西洋体系一样。” 基辛格说

  

  脆弱的中美战略基础?

  

  问题不在于美中关系的标签,而在于美中关系的内涵。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的诚意将在诸多问题上受到考验

  

  《财经》:40年前,当你乘坐巴基斯坦飞机秘密访问中国时,你想到了什么?当时出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中美暂时搁置台湾问题,使两国人民能够“结束一个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那时的你是否期待过今天世界的格局?

  基辛格:40年前访问中国时,我并没有预料到会有怎样的结果。直到访问中国的前几个月,我们都没有任何接触与交往,我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事务也不熟悉,因为以往主要研究欧洲问题。临行前,我只是想着中国方面我会见到谁,我们会谈论怎样的议题并产生怎样的对话。

  说真的,飞机一落地,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们正在改变历史,而且是终身难忘的历史。”

  此外,我当年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发展成像今天这样的国家,我由衷地为中国人民在过去40年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感到高兴。

  

  《财经》:那么,目前的中美关系在战略层面上与40年前有何不同?当今的中美关系是否存在着一种战略基础,我们知道克林顿行政当局期间,中美两国曾经提出过“建设性战略伙伴”的概念。

  基辛格:40年前,我们主要考虑苏联因素,因为我们担心苏联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同时,我们还身陷越南战争的困境。1971年至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恢复美中两国外交接触不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点,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中两国之所以交往,是因为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威胁。同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远远小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的贸易,彼时的中国还不构成一个经济要素。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行政当局期间,发展战略性中美关系的政治和心理基础逐渐减弱。尽管克林顿政府巩固了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恢复美中正常贸易关系,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种令人信服的地缘政治理由。

  确实,克林顿第二任期间,“接触”这一概念提升为“建设性战略伙伴”,隐含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某种合作关系,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伙伴关系”内容显得较为空洞。

  小布什行政当局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受到国内政治的左右。贸易或其他时代性问题,如环境等问题不足以产生一种方向性的定位,也就难以理顺处于世纪之交的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

  但我们相信,目前美中两国领导人正努力将21世纪的美中关系推向一种积极的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有积极的愿望促进美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克林顿第二任期间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那么目前的情势与40年前相比呢?

  基辛格:现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参与世界事务,中美双边关系的领域和范围也在日益增大。

  在我首次访华时,当时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对手,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机会。目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时代性问题,如环境、气候变化、核扩散等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等,都是40年前所不存在的。在这些领域的众多方面,美中之间的合作,将是建设性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

  就目前来说,美中之间需要同步建立起共识,一是关于全球金融和经济框架与体系的共识;二是在这些问题上建立可能的共同理念。

  这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国际上需要缔结一个协约,则不能缺少美国与中国对问题的共识,而在这些问题上美中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双方的误解就会加深。

  

  《财经》:你在战略层面上所谈到的概念,已从地缘政治等转变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机会”和“经济依赖”的概念,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的战略基础变得更为脆弱,或者说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

  基辛格:其实,问题不在于美中关系的标签,而在于美中关系的内涵。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的诚意将在诸多问题上受到考验。

  

  《财经》: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越紧密,美国越会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也有人认为,美国为了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军事上实行围堵中国的“C-包围圈”。

  基辛格:我不明白“包围中国”是什么意思。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14个邻国的大国,它一直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着。

  对美国而言,实质性问题是,阻止中国发展或尽可能延缓中国崛起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绝对不符合美国利益。

  

  《财经》:那为什么总有人谈论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在你看来,即使中美合作存在竞争的一面,它与美苏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

  基辛格:与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中国不是一个对手,我将中国视为伙伴。在美苏对抗的那个年代,美国将苏联视为军事威胁。同时,当时的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也形成威胁。

  但是,现在我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友好国家,美国并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中美冲突,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财经》:在美国,也有人将中国的崛起与19世纪的德国做比较,它类似于德国当年上升时期与英国在国际体系的强权关系,你认为有可比性吗?

  基辛格:不,这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德国花大力气壮大军事力量,而中国却致力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力量的强大,同时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确实有人常常把崛起的中国视为19世纪崛起的德国。德国的崛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一战”首先是政治家的失败。如果你去研究当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就会发现这对英德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1914年选择战争的政治家们战后几年回首这场战争,看到给本国社会、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世界长远前景带来的灾难时,有谁不希望有个改变其决定的机会呢?

  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若美中两国发生冲突,不仅对美中两国人民不利,而且对全球也是灾难。中美冲突,我们想都不要想,想都不应该想。

  

  《财经》:按你的观点,目前的中美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19世纪德国上升时期与英国的关系,那目前中美合作兼竞争的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而你又期待着怎样的一种中美关系?

  基辛格:首先,我们要记住,美中之间的竞争是正常的,不可避免;但冲突对两国来说都是不幸的,要避免冲突。其次,我所希望看到的是合作,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有靠美中两国的合作才能解决。

  就近期来说,美中两国需要保持不断而持续的对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历史,而两国领导人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至关重要。因此,我期待着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访问。

  

  《财经》:两个月前,美国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李侃如说中美两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彼此缺少信任,中国担心美国遏制中国,而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美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带有一种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你认为“不信任”是中美之间的大问题吗?

  基辛格: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美国有3亿人口。我很了解美国政府,也熟悉政府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都非常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也许不是所有情况和条件下都知道该怎么做,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问题。但他们的初衷和愿望是积极的。我不希望,两国之间产生一种不信任。我会坚决致力于避免它的发生。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

  当人们谈起美国如何,中国又如何时,或者谈起中美战略对手时,我总感到不安。但我认为,两国的政府层面不存在一种不信任。

  

  《财经》:你似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很乐观,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这种乐观?

  基辛格: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两国领导人需要理解,冲突对美中两国和世界都不是好事。所以他们必须清楚并做出决定,只有合作才能互利。我不希望美中冲突,因为冲突是灾难。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美国重返亚洲?

  

  当奥巴马提及“重返亚洲”,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从“包围中国”的角度来看待“重返亚洲”。美中双方应该共同缔结一个“太平洋共同体”,而不是美国和中国各执一方

  

  《财经》:奥巴马政府正在谈论“重返亚洲”,这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何影响?

  基辛格:“重返亚洲”的这个说法,用在演讲中会听起来很好,但是,你必须了解,当时奥巴马在选举中就批评布什行政当局对外交事务关注不够的背景。而且,奥巴马觉得中国也可能这么认为。但是,我认为中国对布什政府还是满意的。因此,一个对美国来说有意义的说法,却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财经》:在美国,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当奥巴马刚上任时就发现小布什期间美国由于反恐忽视了亚洲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有人认为,老布什、克林顿都知道亚洲在全球的重要性,但小布什不知道。是小布什在美国亚洲政策上出现失误,所以才出现了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

  基辛格:不完全是这样。当奥巴马提及“重返亚洲”,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美国外交政策,其实我们一直奉行一种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所以,不应该从“包围中国”的角度来看待“重返亚洲”。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重返亚洲”的提出有其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

  基辛格:是的,国内政治因素。

  

  《财经》:但现实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变得越来越让中国人感到在针对中国。你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不能排除在太平洋事务外。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是抵制任何国家称霸亚洲。”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亚洲,中国也从来没有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你看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正在损害美国的亚洲利益?

  基辛格:我想,中国将继续发展,而且也应该继续发展。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我相信,有利的做法是,中美双方应该共同缔结一个“太平洋共同体”,而不是中国和美国各执一方。我看到一些演讲,如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章里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

  

  《财经》:能否解释一下你所说的“太平洋共同体”?你曾经在你的“三次革命”和“世界新秩序的机会”的文章以及演讲中多次强调国际事务的中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但是美国在太平洋事务中所存在的机制远远少于它与大西洋国家间的机制。

  基辛格:这就是为什么美中关系如此重要。这种关系起源于美中双方从战略利益考虑来遏制一个共同对手的初衷,但经过几十年的关系演变逐渐形成国际体系的一个支柱。

  太平洋两岸的任何一方都需要另一方的合作来处理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而全球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几年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

  一个不满的中国可能会重新用排外的眼光审视亚洲的地区格局。如果保护主义在美国抬头,如果中国被视为长期的敌人,那么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魔咒将变成现实,即中国将转向重商主义,政治上会更趋保守,而这将导致19世纪的外交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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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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