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对农民寻求非农活动的社会学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1 次 更新时间:2004-08-15 20: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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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导言

  

   黄宗智在对华北和江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时间里,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落后并存。(黄宗智, 1985, 1990。) 他指出这类现象是与经典的(实际上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的, 这不仅表明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 而且也说明, 中国农村的发展本身, 是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的。(见黄宗智,1994。)

  

   黄宗智的研究是继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费和黄都注意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黄还进一步指出, 乡镇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蓬勃兴起,第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他称之为农业过密化的趋势。

  

   应该注意到, 黄(和费)的上述研究,主要是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经验发展为依据的。从八十年代末以来的近十年时间里, 一方面, 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发展, 尽管至少就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速度已明显减慢,并且还遇到了诸如是否实现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 能否做到对资源、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 以及如何参与到更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去的问题; 另一方面, 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内陆和西北西南农村,并不象一些比较乐观的估计那样,乡镇企业也会如江南以及广东等地那样跟着迅速发展起来。当然, 熟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费和黄从来不曾作过类似的乐观估计, 费还明确提出了有别于苏南小城镇模式的西北发展方案。但他们当时的研究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种种新情况, 其中之一, 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人口的非农活动正逐渐成为最具社会-经济影响的现象,它不仅大大地改变了城镇的格局,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对农村本身的发展、对城乡关系的改变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 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走出本村本乡, 在整个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寻求谋生就业,并开辟新的生活空间,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今天, 农村人口外出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既是对经济改革的总体内容的反映,也是它重要的社会-经济后果。

  

   大量农村人口的非农活动, 包括长期性和短期性、长距离和短距离、务工务农的和服务经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许多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推动,因为它被看成是一种通过平衡和连接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以及富人和穷人, 从而保障中国社会整体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和途径。通过改革, 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不仅为正在增长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否则这些剩余劳动力将四处游荡、无所事事、成为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包袱,而且也为新的正在兴起的非农产业提供必要劳动力储备。它有利于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的出现,有利于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也有利于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此外,向外输出劳力被看作是扶贫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驻扎在气候恶劣、穷乡僻野的地方政府和国际发展组织总是以鼓励和促进向外输出劳务为工作重心,它们将这种方式当作村民们不用借助任何优先的或大规模的投资就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的一种最迅速、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办法。根据这种思路,留下来的村民将收到汇款,因此也能分享外出者日益提高的现金收入,而且随着其他家庭成员的的外出,家庭内的相对和实际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提高。

  

   由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农村村民的外出问题成为一个提上当前日程的重要课题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这类研究通常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的,由大量的内容组成,包括原始调查,外出者的特点、动机和福利;促使村民外出的推力和拉力因素, 外出对家庭、社区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影响, 等等。在这样的宏观研究中包含着大量的重要发现,这是毋需赘言的。

  

   本文将以1994-1995年期间由作者负责实施的一项微观调查研究的部分资料为依据, 提出以下问题供讨论: 1). 正如黄宗智在他的研究中所提到的那样,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本文作者由此提出"生存理性"的概念, 以别于所谓的"经济理性"(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 即是说, 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 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这些农民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 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 还是就地发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或后来的乡镇企业, 还是外出异地打工、拾荒、经商, 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尤其是制度性条件, 例如结构性的城乡关系格局以及由此产生并体现这种格局的就业用工制度, 户籍身份制度及粮油管理制度。 2).不论他们的有目的明确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多么具有现实依据并因此显得多么合情合理, 这些有目的的活动, 如就地办乡镇企业或异地打工, 所产生的诸多后果, 并非都是他们当初所预期所期望的, 而他们在自己的活动所产生的这些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面前, 不断地反观和省视自己的活动, 并不断地改变和调试自己, 并因此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断地打破旧有的结构性资源-规则格局,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 这种种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都总是具有"正面"的意义。

  

   (一)

  

   在理论上, 社会学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受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启发, 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试图克服整体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

  

   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把结构看作是行动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吉登斯认为, 人们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它意味着,行动者总是试图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活动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并期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是如何反应的,因此,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者不间断地保持对自己活动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理论性领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行动者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活动作出某种解释的, 既对自己也对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促使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因,与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或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不同,行动的动因并不直接与行动的连续性相连,它是潜在于行动的,或者说, 它是对行动的"规划"。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动的动因的作用, 主体的有意图的行动是会导致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成为以后的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图一表明了行动-后果-条件的这种模式:

  

   主体作为行动者,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 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 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易言之, 在逻辑上, 行动者总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动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际之间的联系过程中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义的后果是制度在扩展了的时-空条件下的重建, 包括规则的改变和资源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些行动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们又构成了主体再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制约条件。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 本文作者认为, 至少在理论上, 上述结构化框架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 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首先, 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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