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科斯教授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7 次 更新时间:2011-01-17 11: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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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一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著述不多,总共只写了三、四十篇论文,但其中的两篇使他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篇是在他25岁时构思并写就,27岁时发表的,题为“企业的性质”;第二篇是时隔23年后写成的,题为“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共有字数4万余。若按字数算,科斯教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每字含金量也许是最高的。不过,当科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已是80岁高龄。在他的学术生涯的早期,他的理论贡献并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识和承认。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人。对此,科斯教授在他的“领奖演说”结束时恢谐地说到:“一个学者必须承认,如果他说的是错的,立刻会有人指出来,至于如果他对了,他会指望最终看到人们接受他,---只要他活得足够地长。”

  尽管科斯教授本人的著述较少,但影响巨大。他的论文不仅具有经济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想象力。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与其说是告诉了人们某些结论,不如说是激发了其他人的灵感。在他之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起而追随,在经济学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在法学界则诞生了经济分析法学。可以说,科斯教授一人在两个学科中开创了两个流派。

  科斯教授在经济学界的追随者,有奥列弗.威廉森,A.艾尔奇安,H.德姆塞兹,D.诺斯,张五常等人,这些人对科斯的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运用和发挥其提出的理论方法,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创建,他们本人也已经成为了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奇安和德姆塞兹最初经常合作研究产权问题,大大丰富了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开创的产权理论,后来艾尔奇安侧重于对企业理论和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德姆塞兹则侧重于对市场结构的研究,各自又都写出了一些经典之作。科斯的理论也引起了张五常教授对合约形式的思考,导致了他的“佃农理论”的创立,沿着这一思路,他又用合约形式来解释企业内部结构,写出了“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威廉森则对科斯提出的企业与市场的互替关系特别感兴趣,以交易费用为主要线索,着重研究企业组织与市场制度的异同,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互相替代,并更为详细地探讨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多种过渡形态,写出了颇有影响的《市场与科层组织》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等著作。诺斯教授早年是攻读西方经济史的,他将科斯的理论引入了对经济史的分析之中。他用产权结构的变化和交易费用的下降来解释制度变迁及其带来的经济发展,对经济史作了极有说服力的解释,创建了新经济史学派,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科斯的理论还引发了代理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M.詹森,W.马克林和E.菲莫都颇有建树。总之,经过这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的努力,科斯所开创的理论方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斯等人的理论是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之外来看待市场经济的,因而它对市场制度的前提和功效、与其它制度安排(如企业和政府)的边界,以及它的局限性,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揭示。

  

  二

  

  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创立的理论体系,现在经常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其基本逻辑的核心部分却是很简明的。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交易费用”。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同,既包括物质资产,也包括人力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如知识资产和商誉资产)。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又涉及对产权的保护。交易费用则是一个信息量更大的概念。这里所谓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trans-action);交易费用则是这种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用一句较通俗的话说,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交易费用则是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的费用。人的经济利益不仅要从与自然界打交道中获得,而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实现。要合作,就会有利益分配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才会实现合作。具体方式是通过谈判达成契约。谈判和缔约是要付出成本的,合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达成不同的合约形式会耗费不同量的交易费用,也会产生不同的合作效果。例如人们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合作,又可以通过企业形式实现合作,各自的交易费用和效果都是不同的。那么采取什么样的合约形式为好呢?科斯的回答是,当合作效果是相同的时候,采取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形式。这是他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所得出的结论。在制度经济学中,合约形式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制度安排,因为合约就是人与人之间实现合作时就利益分配问题达成的协议。这正是制度安排的本质。根据定义,制度安排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的行为规范。所谓行为规范,就是保证不侵犯他人利益的约束。

  科斯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逻辑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一种制度安排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这是在他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来的。这个结论被诺斯教授更为简洁地概括为,当交易费用为正时,制度是重要的。这句话道出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它对制度的研究是抓住了经济问题的核心。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独自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又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它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无怪乎它吸引了象艾尔奇安和德姆塞兹这样有才气的经济学家。他们俩或是单独、或是合作,写出了一系列有关产权理论的论文,如德姆塞兹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产权的交换和行使”,艾尔奇安的“产权经济学”,以及他们合作的“产权范式”。人们若要合作,首先要弄清他们各自都有什么资源。弄清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要界定产权。因为产权就是对资源的排他的占有和使用。产权界定与否、以及如何界定产权,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人们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当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的时候,对这一资源加以利用,就要冒不能全部获取由使用这一资源而产生的收益的风险,或者说,替别人付出了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外部性(正的或负的)问题。在这时,产权制度的出现就可以将成本或收益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了。即:可以使经济当事人承当他应该承当的成本,或者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收益。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增加了经济当事人有效运用资源的动力,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产权的不同界定也会带来不同当事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从而改变他们的经济计算。例如在制度经济学的典型案例---工厂污染问题中,如果工厂有污染权,它的成本就会减少,附近居民的成本就会增加;如果工厂没有污染权,工厂的成本就会增加,附近居民的成本就会减少。在科斯假定的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境中,对产权的不同界定并不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中,不同的产权界定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界定产权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然而,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界定产权都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为界定产权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它需要人与人之间谈判甚至争论。也可以说,界定产权和建立产权制度,是人们之间最初始的合作。这一合作的内容,就是用对他人产权的尊重来换取他人对自己产权的尊重。但由于如同任何其它的合作一样,这一合作必须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因此当界定产权的费用高于它所带来的利益时,人们宁肯不建立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从无到有,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人们变得聪明了,而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使得产权制度的建立变得值得了。这种变化,或者是出现了某种新的技术或形式,使得界定产权和达成合约的费用降低了,或者是产权制度所要带来的利益增加了。德姆塞兹在他的“关于产权的理论”中例举了北美印弟安人的狩猎边界与皮毛贸易的关系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皮毛贸易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印弟安人的狩猎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捕猎野兽的数量并不很大,也就无需划分他们之间的狩猎边界。但当皮毛贸易发展起来以后,捕猎野兽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因而数量剧增,印弟安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加,这时划分他们之间的狩猎边界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了。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进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又会反过来影响达成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交易费用。在某一资源的产权没有归属的情况下,一个经济当事人若要利用这一资源的好处,或避免他人运用这一资源对自己造成损害,就必须与这一资源的所有可能的使用者谈判,而当这一资源有了确定的归属以后,谈判对象就会大大减少,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且由于明确了产权边界,也使人们的计算变得简单了。因此,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又便利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推动了经济发展。

  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交换或合作,就可以被看作是产权的交换或合作。合作的形式,就是就产权达成的合约。广义地讲,合约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前面已经说过,合约形式有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有两个极端的、或典型的形式:市场与企业。当然,企业制度也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在市场制度的汪洋大海中的企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市场经济又经常被称为自由企业制度。对企业制度的分析和理解,是进一步丰富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企业,在科斯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又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出色的有艾尔奇安和德姆塞兹的“生产、信息与经济组织”,B.克莱因、R.克劳福德和艾尔奇安合写的“纵向一体化、可转移性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詹森和马克林的“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代理费用与所有权结构”,菲莫的“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和张五常的“企业的契约性质”以及威廉森的一些论文和专著等等。在“生产、信息和经济组织”一文中,艾尔奇安和德姆塞兹指出,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的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地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但是问题是,谁又来监督监督者呢?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团队生产的好处就会被偷懒抵销,企业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一个解决办法是,让监督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要权,即:扣除付给各种要素的报酬后的剩余部分。这样,监督者就有了监督其它要素所有者的行为、消除偷懒行为的动力。因为监督的效率越高,他自己的所得也越高。为了便于监督,这个监督者必须在企业这一合约集合中享有特殊的、处于中心的位置,并且由于这一位置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由于市场波动等原因),所以适宜由能够承担风险的人(一般是物质资产所有者)来担当监督者。这就是所谓“古典企业模型”。

  关于企业的起源和性质,其他人又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威廉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加以解释。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以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有着不同的程度。有些资源和用途的资产专用性较弱,如可以生产各种零部件的通用设备,掌握通用技术的工人;有些则较强,例如生产某一特定零件的专用设备,掌握企业特定技术的工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缔约后违约的风险就会加大。由于专用性较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较高,资产所有者就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讹诈,被要求以较低的价格继续提供服务。反过来,在专用资产的服务的购买者一方,也有可能受到对方不继续提供服务的要挟。因而资产专用性的增强使得违约风险增加、交易费用增高。因此威廉森认为,当就专用资产的交易次数增多以后,交易双方的合作就适宜于采取企业形式、而不适宜于采取市场合约。因为在企业内部,违约风险就被消除了。在威廉森这里,资产专用性是企业存在的重要原因。

  缔约后的违约和敲诈行为又被称为缔约后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个起因是资产专用性,具体的理由是存在着所谓“可占用准租金”。准租金被定义为一种资产的价值与其次优用途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可占用准租金则是因存在着资产专用性,可以在缔约后敲诈的部分。沿着这个思路,阿尔奇安与本杰明.凯伦、罗伯特.克沃福特合作,写出了名为“纵向一体化、可占用准租金和竞争性缔约过程”的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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