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

——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4 次 更新时间:2011-01-17 09: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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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摘要: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关键词:美国革命;共和政体;代表制;民主

  

  中图分类号:K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5-0003-24

    

  美国的“建国之父”曾宣称,他们致力于构建的是“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但他们当中有人偏偏把这种“共和政体”称作“民主”,而且这种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众多美国人的共识。这样就引出了几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美国革命时期形成的新政体究竟应当叫做“共和”还是“民主”?在这个时期,“共和”与“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共和”是如何最终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和“共和”两个词的含义本来是一样的,所反映的只是希腊语(demoeracy)和拉丁语(republic)的不同;而詹姆斯·麦迪逊刻意区分两者,反而混淆了它们的含义。这种看法牵涉到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民主”和“共和”本来就是同义词吗?麦迪逊对两个词加以辨析,只是增添了语义的混乱而没有其他的意义吗?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梅克此前提出的观点,与达尔正好相反:虽然“民主”和“共和”两个词在18世纪末期的用法比较混乱,但总体上在时人心目中存在显著的区别。可是,他所列举的种种差异,似乎来自对两个概念的静态分析;而革命时期是一个观念碰撞和激变的时期,“共和”与“民主”的含义难道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梳理“共和”与“民主”两个词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含义及其变化。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都诞生于美国革命期间。关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欧美学者已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共和主义的内涵及其意义的讨论尤为充分;但关于“共和”与“民主”两个概念的变化和趋同的过程,则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述。在18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建国者参照自古以来的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细致的辩护和诠释。他们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对“共和政体”进行重新界定,并对共和主义的内涵做重大的改造,从而使政体层面的“共和”与“民主”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一、共和政体的制度特征

    

  在美国革命爆发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共和”同“民主”一样,也是一个反面的词;倡导“共和”就意味着否定君主制和贵族制,追求社会平等和民众权力,这与英国体制是根本抵触的。甚至到了革命初期,明确宣扬共和主义的言论也相当少见;直至1776年初《常识》发表以后,共和主义才具有正面的意义。到了1776年8月,约翰·亚当斯便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最近两年所发生变化实在惊人,各州居民的思想感情都彻底地转向了共和主义;“对君主的崇拜和对贵族尊严的屈从,从未在如之短的时间里如此彻底地从如此之多的人内心根除。”美国人在迅速接受共和思想的同时,也在着手进行共和政体的建设。

  美国人在脱离英国以后之所以迅速选择共和政体,主要不是出于理论的指引,而是其社会条件和文化特性使然。不少人相信,美利坚人是世界上“最为独一无二的人民”,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比美国“更大的平等”。对于一个由平等的“人民”构成的社会来说,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君主制或贵族制,自然就没有多少人欣赏。美国人不仅要采用共和制,而且要建立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共和国:“只有共和形式才是惟一适合宽宏大量而英勇无畏的美利坚人感情的一种政体”,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自由的共和制”。这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民众,都意识到美国处在一个构建共和政体的绝好时期,只有建立“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美利坚人才能“向上帝、向子孙后代、向他们自己尽责”。

  虽然建国者异口同声地表示要把美国建成一个共和国,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却是一个经过长期探索、在激烈争论中才逐渐明朗的问题。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republic”一词长期被用来指许多存在明显差别、甚至大相径庭的政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谈到,“republic”一词曾在多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被用于贵族制和君主制;王制时代的罗马,设有任职终身的元老院的斯巴达,拥有同样体制的迦太基,存在世袭贵族的荷兰,实行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波兰,君主治下的英国,等等,都被叫做共和国。于是,建国精英们在构建共和政体时,就很难直接从历史和他国找到合适的参照。他们需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在美国的社会条件和当前形势下,依据何种共和理念才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关于政治制度的构想,提出了多种共和政体方案。

  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构想出一个政体方案,对若干州的立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共和制持一种宽泛的定义,称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共和制,而共和国乃是“法治的国度,而非人治的国度”。他设计的共和政体,吸收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要素,带有浓厚的混合色彩。两年以后,西奥菲勒斯·帕森斯起草了一个大有改进的共和政体方案。托马斯·杰斐逊也一直在思考共和政体的最佳制度安排,他对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规定的政府体制颇为不满,认为其主要缺陷在于代表权的分配不平等,参议院与众议院过于相似,政府的三种权力都由立法机构掌握,而这种政府体制无异于“一种选举的专制主义”。他出于改进的考虑,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三个人提出的共和政体方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政府建立在代表制的基础上,并借助不同的代表机构来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第二,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并使两院的社会基础和利益取向存在差异,以实现相互制约;第三,设立单一的行政首脑,掌握执行权和任命权,并对立法享有(或分享)否决权;第四,实行司法独立;第五,除法官以外,主要官员都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来产生。

  不过,他们的政体方案也有明显的不同。亚当斯的方案较多地反映了英国宪政的影响,并大量借鉴了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的经验,其突出特点是把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统治机制融入共和制,注重分权和制衡,尤其倡导行政首脑立法否决权和司法独立。其缺陷在于带有过多传统体制的痕迹,而且对立法机构两院相互关系的设计过于模糊,行政权仍过度依附于立法权。帕森斯的方案既借鉴了英国和殖民地宪政的经验,又根据共和原则加以改造,多有创新之处。他提出了立法机构两院制不同的代表制基础,明确区分了两院的职责和功能,完善了两院之间的制衡关系,提出了民选行政首脑的主张,使行政权的独立性和对立法权的制约能力大为增强。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革命初期共和政体探索中的最高成就,并为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提供了一个蓝本。杰斐逊的方案形成于1783年,在两院制的理念和制度上都模仿了帕森斯方案,但其复杂性和可行性反而有所降低,特别是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设计,其具体和明晰的程度远不及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

    这些不同的方案表明,要建成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共和政体,并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建国精英关于共和政体的理论思考各色各样,而革命初期各州宪法中的共和体制也是五花八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平克尼谈到,由于各州在气候、物产、习惯、风俗和宗教各方面都不一样,因而虽然人们都信奉共和原则,但在用什么形式最能维护这一原则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以致各州宪法规定的政府形式存在许多的差异。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各州宪法关于共和政体的制度安排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代表制的基础是作为整体的全体人民,还是人民中的不同群体?立法机构是实行一院制,还是分成彼此制约的两院?行政权是依附于立法机构而没有实际作用,还是需要独立性和强大的功能?是实行立法机构集权,还是使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以实现权力均衡?在各州宪政中,马萨诸塞、纽约和马里兰在这些问题上都偏向于后一选项;而其他州宪法的特色,或是实行一院制或无差别的两院制,或是行政权十分弱小,或是权力集中于立法机构,或是几者兼而有之。

  当各州采用共和政体十余年以后,一些在当时美国政治走向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共和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感到不满,对共和制的前景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共和实验遇到了巨大的难题,共和政体出现了严重的弊端。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说,“当前宪政的弊端”实在是“太严重了”,各种迹象实在令人感到震惊,“使那些最正统的共和派的信念都已受到了玷污,并要求那些自由的拥护者不断做出让步,支持不损害根本原则的稳定政府”。在不少人心目中,麦迪逊提到的“稳定政府”,就是君主制。费城的医生本杰明·拉什,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之前谈到,美国有些人在刚刚进行了三四年的实验之后,就大叫“我们不是搞共和政体的合适材料”;他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致力于提高国内的知识和美德”,“我们很快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共和派”。他的这番话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共和政体的确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费城制宪会议的初期,与会代表纷纷抨击时政弊端,强调改弦更张的必要性。埃德蒙·伦道夫指出,各地政府松弛,可能出现无政府状况,而补救之策的基础乃是“共和原则”。他称最大的政治弊端是各州政府中“由人民行使的权力吞噬了政府的其他分支”,各州宪法都没有提供“对民主的充分制约”。他的说法在其他代表中引起了共鸣。也有一些代表担心,对“民主”的过度制约可能走向贵族制,因而强调,将要建立的新政府应当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制约民主、又制约贵族制的政府。他们感到,共和政体虽然存在弊端,但绝对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共和主义原则,因为“美国人民”热爱共和政体,喜欢多于一院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制宪会议的多数成员乃是真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始终对共和政体拥有一以贯之的热忱”,希望在美国建成“一种受到很好调控的共和制政府”。可见,改进和完善共和政体,而不是放弃它而选择别的政体,乃是联邦立宪运动的指导方针。

  然则如何改进共和政体呢?或者说,什么样的共和政体才是完善的呢?在多数制宪者心目中,它首先必须是一个“拥有稳定、并给我们安全的政府”,能够“限制混乱无序”。这种共和政体的雏形,体现在制宪会议初期的“伦道夫方案”中。这个方案综合吸收了此前各州探索共和政体的经验,并体现了麦迪逊等人的政治理念。据伦道夫本人解释,其主旨在于,要在合众国建立一个“国家性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立法机构基于比例代表制;采用两院制,第一院成员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第二院成员由第一院从各州议会的提名中选出,任期较第一院成员长,以保证他们获得独立性;两院都有权利提出议案,拥有为整个联盟立法的权力;设立全国行政机构,由立法机构选择,任期固定而有薪酬,除拥有执行全国性法律的权力外,与一定数目的法官共享否决立法的权力,而立法机构以适当的多数再度通过该法律则可超越其否决;建立全国司法机构,由一个或以上的最高法院或全国立法机构任命的低级法院组成,法官任职终身,拥有固定薪酬。这一方案的特点是采纳了比例代表制的理念,设计了功能不同而相互制约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并采用了相对否决权和司法独立的体制。制宪会议成员经过激烈辩论和反复斟酌,对“伦道夫方案”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把参议院建立在各州平等表决权的基础上,设立任期四年并可不断连任的单一行政首脑。在最终的宪法文本中,两院制和行政权的设置,加上分权和制衡体制的采用,实现了对共和政体的重大改进,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复合共和政体。

  美国建国者在参议院的设计上煞费苦心,其结果也最具创造性。在一个只有“人民”这一个等级的共和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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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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