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09 次 更新时间:2004-08-15 1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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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说,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基础之外,每次都并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些时候的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这些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五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五年的却恰恰成功,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过文革的根本性破坏之后。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能了?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仰融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他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和他妻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二百年前、一百年前或者是五十年前的话,那么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 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鸦片战争的前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制造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甚远。

  

  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困难。正如我们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制造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是到1903年才有。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转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中国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十六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早期明朝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有限。

  

  比如说,1500年至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教量总共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1600年至1700年间,共有3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自1701至1800年间,共有6661船次,年均66.61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加上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8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也就是说,到1800年为止,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四万吨左右。从1500年至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因技术上的条件约束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有股市,但股票投资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的条件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它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的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帐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坏债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则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上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帐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它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八千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遗700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止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此后,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四十几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至42年、1856至58年攻打我国(鸦片战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不管,晚清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二百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中,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历史性的转变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发动联合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五个主要港口,打沉了三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Luis 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个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

  

  律师出身的Drago外交部长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收,而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那时的国务卿也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广泛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是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成立于1906年(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Law),在此之前美国大学法学院里没人开设过任何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一会事。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作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法律背景的的人作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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