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2 次 更新时间:2011-01-13 15: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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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现代的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关于这一问题,是目前国外知识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也曾经有过两条相应的思想脉络。继承晚清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路径在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张佛泉代表了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张君劢体现了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虽然都重视民族的复兴,但对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是什么以及何为公共文化等基本问题,具有深刻的分歧。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分歧,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紧张和张力。

  关键词:民族主义 文化认同 张佛泉 张君劢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建立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此相关的是:公民们对之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政治法律制度,抑或公共的政治文化,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作为现代中国人,如何构成一个“我们”?――是政治的“我们”,还是文化的“我们”?

  在这两种认同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不仅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代美国,由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放弃了哲学和道德价值上的整全性理论,退而坚守以政治正义为核心的制度性认同。而亨廷顿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则激烈批评政治自由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让步和妥协,要将美国的国家认同重新建立在美国开国之初的文化传统盎格鲁新教之上。1 哈贝马斯在论述欧洲民族国家的时候,也讨论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民族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己的理论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2

  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这两种认同各自有何合理性与内在限制?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一紧张性? 显然,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国家认同中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准备在规范的意义上全面回应这一问题,而是将这一问题意识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面,选择1930年代张佛泉和张君劢两个自由主义者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加以比较研究。之所以选择“二张”,并非随机性的任意抽取,而是有其比较的理由。首先,这两位都是公认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对民族主义在学理上有比较细致的研究,而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对民族国家认同这一问题,通常是存而不论的;其二,正如接下来要分析和论证的,“二张”的民族国家观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具有典范的意义:张佛泉代表了具有共和主义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而张君劢体现了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在1930年代,他们两个虽然都重视民族的复兴问题,但对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是什么以及何为公共文化等这些基本问题,具有深刻的分歧。七十年以后,当我们回过头去,以当代的问题意识重新照亮前人的思考,或许对走出这两种认同的内在紧张性有所助益。

  

  一,梁启超思想分化出的两种民族主义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帝国,虽然在血统上以汉族为主流,但帝国的国家认同却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中心主义:不管你是东夷、南蛮,还是西戎、北狄,只要承认中华文明的文化正统,承认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就可以纳入到中华文明帝国的朝贡体系。甚至当蛮夷入侵中原,建立起异族统治政权,只要新的统治权力承认儒家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念,就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古罗马帝国是以法律征服世界,为罗马帝国暴力所征服的各民族,只要接受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就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风俗和文化。而传统的中华帝国并非以法,而是以文明为统治基础的帝国。在儒家的身-家-国-天下的认同系列之中,身(自我)、家(血缘宗法家族)和天下(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道德秩序)是最重要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3 所谓被轻忽者,就是国家(王朝)。王朝国家缺乏现代的主权,没有现代的疆域、国民意识,但有所谓的正溯和非正溯之分:区别是否正溯、是否正统的核心标准,并非是法律和政治的标准,乃是天下主义的文化理想。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梁漱溟将之看作是一种“超国家主义”:“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保国与保天下之间,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4

  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到晚清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发生了瓦解。这一瓦解的过程最初是从政治层面的天下解体开始。自从魏源以后,中国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国际格局有所了解,逐渐了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荒诞性。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纳入到新的等级性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在晚清思想界,梁启超和孙中山分别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路向:族群民族主义和国民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脉络,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一直延续到民国。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族群色彩,基本是对外来压迫的反应性抵抗。所谓的外来压迫,在晚清主要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1920年代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则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孙中山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5 因而他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更多地是注意其自然属性:历史上共同的血统、宗教、语言和文化习惯。我们分析1924年孙中山所作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可以发现,他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基本是分离的,以族群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对外的,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一种卡尔·施米特式的区分敌我的民族共同体;而以民主为诉求的民权主义,则是内向的,乃是一种团结国民政治意志的民主共同体。民族与民权,民族共同体与民主共同体,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实践结合。6 孙中山的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在中国自由知识界,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形成重要的思潮。但它为党派型知识分子所继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理念,都以反抗帝国主义为号召,带有强烈的族群色彩。关于这一路向的民族主义,更多属于政治史的研究范畴,本文暂不讨论。

  晚清时期的梁启超,是民族主义思潮最重要的鼓吹者,他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国民民族主义。其思想主要来自日本的明治维新。据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明治精神之中含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精神。“所谓国家精神,就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这种把国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情,即自己与国家的一体化倾向,以及对于围绕着国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热情和关心,形成了明治人共同的、一般的精神态度”。7 受到明治精神的影响,国民与国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中两个互动的、甚至可以互相置换的核心概念。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虽然都是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组成部分,但在各个时期,他的着重点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在《新民说》时期更侧重国民主义,后《新民说》时期转向了国家主义。本来,这二者虽然都是nationalism的题中之义,但由于各自的重心不同,具有内在紧张性。但在梁启超的意识中,不仅没有意识到二者的紧张,反而像经常混杂使用一样,它们也是相互纠缠在一起,未曾分化。这是晚清到五四的中国早期思想家所拥有的共同特征:西学对于它们而言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各种在西方语境中相互冲突的思潮,被引进中国之后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分化了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内恰地交织、渗透在一起,因而也成为民国以后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共同思想源头。

  由于受到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强烈影响,梁启超将国民与国家看作互为表里的同一性对象,这样就有可能从其理论中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一个是引入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从而强调国民的自主性;另一个是侧重国家的自在目的,从而成为黑格尔式的国家至上论。梁启超在《新民说》前期走的是第一条路,他将卢梭与伯伦知理结合起来,从国民的自主性出发铸造中国的民族主义。1903年梁启超访美以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国民民族主义不再是卢梭式的民主共同体,而是德国式的以国民忠诚为前提的威权共同体。这样,原先以国民信仰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必须改变其认同方式,寻求国家权威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灵魂。1912年梁启超发表《国性篇》,提出著名的国性论,认为国有国性,就像人有人性一样。国性是抽象的,但可以通过国语(民族本土语言)、国教(民族道德宗教)和国俗(民族文化习俗)表现出来。8 这表明,梁启超从原来的国民民族主义开始转向文化民族主义,这一重要的转变从《国性篇》开始,到1918年访问欧洲撰写《欧游心影录》最后定型。9

  一生多变的梁启超不愧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先驱,他跌宕起伏的思想变化也为民国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分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头:《新民说》早期具有共和主义色彩的国民自主共同体,后来被张佛泉继承,发展为与民主主义内在结合的共和爱国主义;10《新民说》后期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国民忠诚共同体,民国成立以后被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醒狮派接过去,蜕变为鼓吹“民族国家至上”的右翼的国家主义;而从《国性篇》萌芽的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因素的“国性论”,则被张君劢进一步发挥,形成了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文化民族主义。

  上述从梁启超思想中分化出来的三种民族主义思潮中,信奉“民族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人格化的有机体,具有终极的、最高的认同价值。11 这种极端的国家本位论,由于受到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传统的天下意识的制约,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影响有限,此处存而不论。12 而张佛泉所代表的共和爱国主义和张君劢所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有政治性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文化性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两种典范。在欧洲,爱国主义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集大成于罗马共和主义,其祖国概念以公民宗教为基础,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实现对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之认同。古典的爱国主义在中世纪曾经衰落,到近代随着法国革命的兴起又重新复活。法国革命既是共和主义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现代法兰西民族诞生的象征。19世纪以后,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崛起,文化的或族群的民族主义代替共和传统的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主流。民族主义认同的是本民族共同体历史中特定的族群、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是对以普遍主义为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动。13 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分析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指出:“前者视对国家的爱为一种人为的,亦即可以通过政治生活不断加固并再生的激情;而后者则视其为一种纯粹自然的,亦即不受文化交混及文化认同影响的情感。两者对于爱国情感的不同诠释,起源于他们各自所持对于国家(patrie)与祖国(nation)的不同理解。共和派的国家是一个道德的和政治的体制,而赫尔德的祖国则指一种天然形成的群体。”14

  在上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显然,其晚清的国民民族主义更接近共和爱国主义,而民国建立以后则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梁启超早期和后期民族主义的不同取向,分别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继承。15 与梁启超有着“亦师亦友”情谊的张君劢,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领袖,沿着梁启超晚年的国性论,到1930年代发展出一套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而张佛泉则成为了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群体中,论述共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代表。

  谈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共和爱国主义,为什么代表人物是张佛泉,而不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者,他虽然热爱祖国,但对民族主义一直怀有警惕和保持距离。胡适的爱国主义可以称之为“自责的爱国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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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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