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九一八”事变之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2 次 更新时间:2011-01-12 14: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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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摘要:当时政府和上海民间社会之间至少有一种中性互动。互动主要有三种:良性互动,恶性互动,中性互动。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到良性互动,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恶性互动,中性互动就是取中间值,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走中性互动的道路。我们不能指望总是有良性互动,就像下棋一样,你一步,我一步,中性互动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正常状态。中性互动是一个朋友多年前说的,我觉得很有价值。

  

  早在1927年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就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在德、日、法等国之上。

  1931年11月,离“九一八”事变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与上海社会各界的领袖有一张合影,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有出版界的王云五,新闻界的史量才、汪伯奇,教育界的刘湛恩、黄炎培,更多的来自实业界和银行界,如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以及各大银行的掌门人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新六、林康候,几乎都是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共有17人,站在第一排中间的赫然是史量才等人,而不是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意味着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大背景下面,我们不能光看当时的南京政府是如何回应的,蒋介石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更要看看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民间社会的代表人物、各个领域的领袖们如何作出回应。正是蒋介石邀请上海报界、出版界、教育界、企业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讨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于是有了这张合影。

  这张合影上的大部分人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都是民营机构的创始人或者掌舵人。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刘湛恩是教会创办的私立沪江大学校长,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倡导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中华职业学校董事长。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银行界这些人当中,除了张公权当时已不在民营银行任职,钱新之是民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史量才是《申报》老板,汪伯奇是《新闻报》总经理。合影时,蒋介石没有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而是站在史量才的旁边。这在某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的精英、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尊重,而民间社会在面对权力时也有足够的精神底气。仅这一点就让我们今天很难想象。

  这张合影弥足珍贵,它至少有两大意义。第一,表明当时中国尤其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于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样的民间社会。第二,它标志着“九一八”之后,面对国家的危难,像蒋介石这样居于权力顶峰的人物能放下姿态、身段来倾听民间的声音,亲自邀请民间各路的精英到去商量国是。这样的事情在民国年间至少有过几次。

  上海民间社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了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有了“国中之国”的租界,也有了西方西方引入的新生事物,长期以来上海的文明程度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而且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乃至政治、文化中心。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中心实际上都在上海。即使南京作为首都,但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达官贵人星期一至星期五如果在南京上班,星期五下午就到上海来过周末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家安在上海,而不是南京。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在北京,但上海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政治文化重心,上海随时可以发出反对的声音,最有影响的一次出现在1923年,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曹锟武力赶走合法的总统黎元洪,要用贿选的办法成为总统,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就是上海,上海的总商会甚至要成立一个“民治委员会”来行使政府的功能,不承认北京政府。史称“商人政府”。这样的状态到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到达长江流域以后没能持续下去。1927年以后的上海,从民间来说开始萎缩。

  “九一八”之后,上海的民间社会又开始抬头,甚至一度造成史量才是上海的真正领袖,而国民政府任命的上海市长影响力都远不及史量才的局面,就是因为民族危机之下,特别是日本“一二八”入侵造成战时上海的权力真空。面对巨大的危机,上海的民间社会突破了国民党所加给它的那些限制,又一次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然时间比较短,大致上不到三年的光景。在这期间,史量才几乎成了上海的中心,风头之健,可以说如日中天。从“九一八”之后到他被暗杀这一段时间,史量才达到了他生命的巅峰状态,那也是整个国民党统治时代,上海民间社会自主性最强的一个时期,“史量才现象”迄今还是一个空前的历史绝响。当然当然,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上海,完全有可能出现比史量才时代更成熟的更稳健的民间社会,也会产生出类似于史量才或者比史量才更优秀、更有魅力的民间领袖。那时,中国就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在这个方面上海可能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上海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超级都市,而且上海有很深厚的历史遗产,这个历史遗产是西方各个发达国家遗留给中国的。我经常想,租界对中国人来说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因为它们拥有治外法权,建立了“国中之国”。另一方面,从文明的价值来看,租界又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把法庭、律师、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商业交易自由的规则,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近距离地带入了中国的心脏,让中国人都可以去学习,乃至复制、克隆。当时,上海作为一个样板对于中国乃至亚洲都具有辐射效应。1949年以前的上海可以说是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中心,那时香港还没有崛起。只是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香港成了世界的自由港,东亚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地位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变化。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尽管是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统治中国,但是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租界的存在,有长期的历史积累,这些穿长袍马褂或穿西装的中国人,还是上海的主人,他们脸上都闪烁着做主人的那种面光。而党国任命的上海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只不过是为上海市民服务的公仆而已,真正在上海说了算的人是这些民间领袖。这一点告诉我们,至少那时的上海还有一点类似于公民社会的状态。

  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需要接触有关那个时代的直接或间接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私人回忆录和年谱,因为这三样都是出自个人之手,角度是个人的,作假的可能性要小一点。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书信是写给个别人看的,回忆录是对自己生平的回忆(尽管它的史料价值是不能与日记、书信相比的)。这三种史料我们可以合称为私人记录,它往往与公开记录不一样。了解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的历史,就我个人已经看到的、比较重要的日记有三种:不久前出版的《黄炎培日记》,还有《张耀曾日记》,此人日本留学回来,在民国前十五年曾三次出任司法总长,做过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1928年以后长期在上海担任律师,是上海律师界的领袖,与史量才也有直接交往,他对史量才评价很高,说史量才尚是个“读书人”,今天看来,评价一个人是个读书人似乎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代,张耀曾如此评价一个地位显赫的报业老板,那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比如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企业家,说他是个“读书人”,要比说他是个富豪更高的一个评价。第三个人就是陈光甫,他也留下了一本日记,他的日记没有黄炎培的日记那么完整,但也有关于这一段的一些记录。书信集,我有印象的是上海档案馆编过一本《上海银行家书信集》,里面也有涉及这一阶段的,上海的银行家之间,银行家与政治家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史料都可以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当时上海的真实情况。回忆录方面有穆藕初的《五十回忆》、王云五的《岫庐八十自述》、有张公权和陈光甫的英文口述回忆,但是他们的回忆都还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面没有面世。编得比较好的年谱有王云五、张公权、穆藕初这三个人的,都非常详实,搜罗的史料丰富,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大量线索。在私人记录之外,还有公开的报刊如《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生活周刊》、《申报月刊》等,其中以《申报》最为典型,它相当于上海每天的日记,甚至是中国每天的日记。从1872到1949年,七十八年当中,《申报》除了极个别的时段停了几天(1927年),大部分时间每天都在出版,它的内容就像百科全书,非常丰富,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记载。综合这些史料,从私人记录到的公开的报刊记录,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看到老上海曾经的作为。

  上海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民间社会,而且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让国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些民间的自主力量,背后至少有这样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上面提及的租界,这是刚性、不可逆的因素。假如没有租界,也许就不会有上海,而且中国的文明程度都有可能要往后退若干年。假如没有租界的因素切入中国,我们要跟上世界的步伐,跟人类的主流文明接轨可能还要晚几十年,甚至要更长的时段。

  租界因此有正、反两面的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租界,租界的存在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百多年前, “苏报案” 在上海发生,章太炎、邹容被抓捕之后,如果不是租界,两个人的命运一般来说是杀头或终身监禁,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可以预料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很严重的,但是章太炎、邹容分别只判了三年,两年,那也是在清政府的强烈交涉、要求下面,租界当局只好做一个姿态来应付慈禧太后。假如没有这一层压力,很可能就不会去抓他们。因为按西方的法律标准,言论无罪,无论你说什么都是无罪的,章太炎、邹容不过是一介书生,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而已。

  进一步,甚至可以说租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文明和实实在在的新制度,中华民国的诞生,租界就是它的产婆之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破土而出,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放在整个历史上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当亚洲其他国家还是天皇、君主和酋长的天下时,中国已是共和国,已经把内阁制、总统制、宪法、议会都带进来了。当然后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民国之所以走得特别曲折,根本原因是史量才这些人所代表的民间社会未能在中国更多的城市,主要是中小城市得到普及,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成熟的民间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衡,国家高于社会、凌驾在社会上面,社会缺乏足够的反弹能力,最后被某一些力量利用,导致了民国在大陆的瓦解。那时,中国要往前走,抵达一个相对较好的社会状态,制度诚然是核心,但是如果这个制度背后没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作依托,什么好制度也都会变形、扭曲。关键还是人,人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国家的人,在社会的人之前首先是自己。胡适经常告诫青年一代,你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的,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才有了国家。这一质朴的认知,两千五百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已经解决,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家起源于个人,每一个人成为国家的源头。这里的个人是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指有钱的、有权的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人。这个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公众等复合词来替代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表,个别利益集团所借用。当你去一些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大多数时候,对付会对你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挡回去了,你得不到尊重,而他可以任意地对待你、处置你。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让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第二个因素就是租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新价值,因为有了这些价值作基础,才有了晚清到民初的制度转型。今天看起来我们可能觉得很简单,把满清王朝颠覆了,建立民国是一件小事,其实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样一脉相续的君主集权制国家。期间,换了十几个朝代,但都是换人不换制,制度始终是秦始皇定的,只不过是换姓而已。唯有中华民国才从真正意义上把依据血统传承的世袭制为核心的王朝政治打断了,把新的一套政治制度运作模式带进了中国。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没有中华民国,我们可能还要跪拜皇帝,可能还要自称“奴才”。这个制度转型我觉得跟上海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源头一个在海外,一个就在上海的租界。

  第三个因素与洋务运动以来在上海形成的那些独立的民营机构有非常大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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