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北大右派沈元四十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1 次 更新时间:2011-01-11 10: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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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青年史学家沈元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度为史学家黎澍重用,文革在劫难逃,乃化妆成黑人向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被捕,终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以反革命叛国罪处决。沈元之死有当局和告密者的双重作用。

  在被虐杀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非正常死亡,太多的暴戾和虐杀,对流血、杀人彷佛早已麻木,沈元只是这个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在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郭罗基回忆沈元当右派经过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暴虐无情、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环瞬间滑落,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一九五六年所谓“双百”方针出笼,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姿态动人,话语漂亮,储安平等人就是这样上?的。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降临以来,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墙报的。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

  

  反右之前已被当作异己监视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他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一九五七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下的结论,“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这片土地已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文革受难者》说他是进入马里驻华使馆)。

  

  举报者与当局合谋杀害沈元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制度,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制度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制度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脱口而出:“她怎么能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还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制度、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国度、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制度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制度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重建社会,与改变制度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们,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二○一○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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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往事微痕》第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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