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9 次 更新时间:2004-08-15 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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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 (进入专栏)  

  

  摘 要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大体包括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区域研究和中国外交四大部分。国际问题研究在方法上,大体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这两种方法。强烈的问题意识,可靠的文献资料,充分的论证,为写出有新意的研究论文所必需。新意既可以表现在新观点、新方法上,也可以体现在新的资料和新的叙述方式上。

  

  关键词 国际问题研究 学术规范 论文写作

  

    国际问题研究基本是一个不甚科学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出于管理和讨论方便的权宜之计分类。对此,留美归国学者、南开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张睿壮先生曾有过明确的批评。[1]但是,既然中国的学术界广泛地使用这一表达,我们也就不能不以此为题进行这一领域学术规范的讨论。

  

  一、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范围和领域

  

  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显得非常庞杂、甚至有些混乱,至今没有一个相对统一和明确的范围。目前,至少有四种不尽相同的分类,它们分别是:高校和研究部门学科的设置、国务院学位办的学位分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分类和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申请和管理代码。[2]

  

  因此,国际问题研究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毋宁说是个涉外研究专业的总称和拼盘。这个拼盘中,基本上包含了四大内容:国际关系(政治)、比较政治、国别(区域)研究和中国外交。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三大综合性核心杂志[3]所发表论文的内容中。当然,这些杂志特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也包括了一些世界经济的内容,但主要侧重的是国际政治学者感兴趣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的政治后果。作为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则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杂志是其主要园地。

  

  实际上,像这样的拼盘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而且同样存在于国际学术界,这就是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中国学者都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简称ISA)。该组织十分庞杂,其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又组成了21个专业委员会(sections),既包括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PolicyAnalysis)、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外交研究(DiplomaticStudies)、和平研究(PeaceStudies)这样的传统领域,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 nationalPoliticalEconomy)、全球发展(GlobalDevelopment)、国际伦理学(InternationalEthics)、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Studies)等新近发展的学科,更有一些我们还不熟悉的新领域如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ActiveLearninginInternationalAffairs)、多学科比较研究(ComparativeInterdis ciplinaryStudies)、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Ethnicity,NationalismandMigration)、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FeministTheoryandGenderStudies)。[4]

  

  这些专业委员会的存在反应了国际问题研究队伍的现实和兴趣所在,当然,在这样的自愿组合中,必然存在着很多的交叉和重复,这正好也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

  

  从国内学界一般的认同来看,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国际政治关系,紧密层则包括以研究军备、特别是大规模毁伤性武器(WMD)对国际关系影响为主题的国际战略和地区安全研究;突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后果和政治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制度形式的国际组织的研究;对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发展的政策研究;对国际事务中有一定地位并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一定影响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中一部分的中国外交和战略的研究。

  

  二、学术规范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在论及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时,国内已经有好几位学者对这一领域学科划分混乱、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低水平重复等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5]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指出这一相对落后的学科现状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涉及造成这一状况的历史原因,特别是造成“学术规范缺乏”的基本背景和成因。

  

  由于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涉,1949年以后,除了作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实际上取消了学术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才得以恢复和重建。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国际问题研究也开始初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去政治化的学科。因此,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积累先天不足。相比较而言,国际问题研究由于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关注,比起其他社会科学还要幸运一些,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重建。

  

  1960年代,为了更好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支援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分别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教学侧重方向,同时成立教育部属下的第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室)。在此前后,中央有关机构也建立一批研究所,它们后来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拉丁美洲、俄罗斯东欧中亚和西亚非洲等三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主要是对国际形势作跟踪研究,其研究资料主要根据国外的报刊以及由新华社国际部编译的著名的“大参考”(《参考资料》),绝大多数的成果也以内部报告的形式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

  

  改革开放后,这些研究机构在继续进行政策性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研究,并在各自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公开的学术论文。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政策研究养成的习惯,加之研究人员大都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大多数是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因此,其论文基本不讲究学术规范,缺少起码的资料出处和引文注释,更不要说学术史的回顾了。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代国际问题研究者,他们筚路蓝缕,建立起这一学科的框架,并留下了密切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传统,但同时,也留下了不讲学术规范、不注意理论概括、抽象、建构和创新以及过于政治化的学科遗产。

  

  这一遗产也影响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过系统训练的新一代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虽然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这批第二代学者比他们前辈幸运得多,能够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各种机会,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和直接的交流,并在介绍和引进海外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理论、观点方面成就不小,但就建构、遵守和发展本学科的学术规范而言,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前辈学者的做法,没有取得突出的进步。对这一点,老一辈国际问题学者、欧洲研究专家陈乐民先生就曾坦率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很多国际问题研究论著“似乎等于把新华社以及当时所能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大部分又能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当作基本材料,编写成各类专题性的文字,这样的工作至多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很难说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研究”。[6]一位新生代学者则“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国际关系学者,是靠《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内部刊物)这样的资料‘包打天下’的。”[7]正因为如此,加上学者的研究题目太紧跟现实,贴近现实,缺少一般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距离感和独立性,以至于一些外国学者批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扎实的新闻作品而非学术著作”。[8]

  

  外国学者之所以认为我们的论文不像学术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首先,这类论文往往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既然是篇论文,就不单单是对现实国际事务的客观描述,也不单单是对别人观点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对现行外交政策的解说和辩解。它应该甚至必须说明所研究的议题在客观的历史背景中和主观的学术传统中的位置。

  

  具体说来,要构成一个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需要有几个要素:首先,它是一个新现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需要对之进行起码的描述、归纳、比较、抽象和综合,比如正在出现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对国际事务的潜在影响这类问题,就可以通过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其次,这一现象虽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但由于种种主观的原因(缺少新的分析方法或无力获得必要的文献)和客观的原因(客观现实刚刚出现,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进行科学概括和综合所需要的程度),这一现象只是得到了部分的、粗浅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成熟,新资料的出现或者新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些现象有可能得到较为充分、全面和深入的回答。人道主义干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1990年代这一现象刚出现的时候,由于案例过少,难以进行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概括,现在的条件就成熟得多了。第三,现存的解释理论和方法与客观世界有着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的理论方法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客观现实,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和解释。比如,我们一向认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与而不是退出这个秩序?我们通常认为霸权国家以强凌弱,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弱国又主动地追随(followship)霸权国?第四,现存理论本身缺少内在的连贯和一致(coherence),很难自圆其说。

  

  前两个要素是从现实世界中的现象着眼,后两个要素是从理论世界入手。这四个要素往往混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也必须同时结合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现象或问题是否有通常所说的“现实”意义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满足人们强烈的求知欲,即使是为学术而学术,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

  

  问题意识是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一课题值不值得去作。正因为这样的内在要求,才出现了学术规范的外在形式。外在形式是为内在要求服务的,正是通过外在形式,人们才能判断这一问题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伪问题”,即不是一个前人已研究透了的问题,或者作者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的问题。这一外在形式具体体现在作者使用资料的原始性和权威性;作者研究思路、基本概念、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论文写作形式的规范和完整。

  

  三、有关学术创新

  

  现在,“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术语。众多的学术论文都自诩为“填补空白”的创新之作。有这样的创新意识自然是学术的一大进步,但创新不是喊出来的,往往是“面壁十年”苦出来的。“填补空白”的前提则是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创新和填补空白绝非易事。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和物质条件之下,要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做出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来,更是难上加难。要知道,国际问题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创新,应该放在国际学术研究共同体中进行评估,是在国际范围内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修正和超越,而不仅仅局限于在中国国内。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话语霸权”,中国学者的文章很少能够用英语在国际主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同时,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也几乎没有阅读中国学者汉语论文的能力,即使有这样的能力,也极少有兴趣去阅读。因此,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我们尚无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让国际学术共同体来承认我们的“创新”。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来说,与其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硬去与“国际接轨”,追求成本巨大但收益并不明显的“创新”,还不如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求更为符合中国学术界眼前状况的研究课题和模式。具体说来,也就是在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的大背景下确定我们的研究议题,同时把我们的研究论著放在中国大陆的汉语学术界中进行评估。由此来判断我们的研究成果有没有新意,是否涉及国内学术界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否起到了增量的作用。下面,本人将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说明学术论文中的新意问题。这里所说的新意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叙述方式、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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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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