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今年是二Ｏ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诞生九十周年，元旦早晨，我在床上从电视屏幕中凝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典礼，看着升旗的队伍庄严肃穆地从天安门城门下，以整齐的步伐跨出天安门，我还凝视着城门上方悬挂的毛主席像，心潮起伏，祝愿共和国前途坦荡，祝愿共产党永葆革命青春，谨以《释革命》一文祝愿新的一年，共和国能取得新的胜利。
革命本来是一个光辉的词，近些年来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革命一词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辛亥革命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光辉的历史事件，在刘再复，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国内杜光、袁时中之类的与之呼应，故而辛亥革命也成了他们诟病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孙中山上不如光绪的宣统皇帝新政，下不如袁世凯务实，一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似乎都要翻一个底朝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在光绪和宣统皇帝的统治下，中国也许早就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了。是辛亥革命打断了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要告别革命了，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逻辑，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时空倒流，重新给中国设计一个历史进程。如果这样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话了。他们那么厌恶和诟病革命，那我们得要说一下“革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在辛亥革命这场群众斗争中，是如何注入“革命”这个概念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革命，是不是应该告别革命了？
革命这词儿由来已久，它最早见于《易》经的《革》卦，“革”是卦名，字义为改也，战国时的《象传》解释革卦时，有那么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为申说卦义。所谓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都要适应当时的需要，天地之间，一年四季须是应时而不断变化的，商汤与周武王应时而革夏桀与商纣的命是为了顺天应人的需求，凡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都能有大的成就。《象传》还解释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的上卦为兑，下卦为离，兑为泽，指水，离为火，水火不相容，那就要变革，要改变这种互不相容的状态，通过斗争改变矛盾原有的态势，二女同居是指二女同嫁一夫，同居一室，便会姐妹相争，其志皆不相得，势必改变这种同居的状况，因此卦名为《革》。命，是指天命，天有二重意义，即既指自然，也指神明，在古人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如《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这里苍天，既是自然又是神明，骄人是指谗人者，劳人是指被人谗者，仰告上天，希望上天是同情被谗者，指责谗人者。苍天无所不在，高悬头顶上，成为监管一切的最高神。商汤与周武王，是奉上天之命，以革夏桀、商纣之命，故革命二字者不可抗逆，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很难完全把它告别。《诗·小雅·荡》的第一首：“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谓荡荡的天帝，是下民的君主，违背上帝的人，那么他们的命运亦多邪僻，上天生养民众，如果让他们遭遇不幸的话，那么在上位的执政者，虽然他们当初受命于上天，但他们很少能有善终的。这首诗指出天命无常，它能使执政者得以兴国，如果他们不能善待百姓，却未必都能得到善终。这是以夏、殷亡国的教训来教育周的统治者，不要忘了夏殷所以亡国的教训，否则的话，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正如汤武革夏商之命那样。这是我们古代先人对所谓革命的理解，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天命是一切国家统治者合法性的依据，如果在你统治下，老百姓对生活都不堪忍受的话，也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你统治的合法性会发生问题，这就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也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统治的合法性，关键在于你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在行动上，对百姓行仁政。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革命二字从何而来呢？在那里最早公开倡导革命的有二个人，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邹容。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权叔，浙江省余姚县人，一八九九年去日本留学，一九O一年，他在《民国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他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说明立宪运动是害怕革命，寄希望于圣明的光绪皇帝。一九O二年，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立宪与革命二者的论战就此开始了。章太炎写一篇题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于一九O三年六月印为小册子发行，不久，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传》为题，在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在《苏报》上发表，章太炎在文章的开头，便说：“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州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鸣呼长素，何乐而为耶？”长素是康有为的号，康有为把立宪的宝都压在光绪身上，即“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尽管光绪被幽禁，然而“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期，而满州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差，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窥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工部主事是康有为进京后的职。章太炎则认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指谭嗣同）受戮，已亦幽废于瀛台也？”“幽废之时，犹曰瓜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百姓守法，庸有几乎？”说明康有为想靠光绪来行宪政，是空想，光绪连自己命也朝不保夕，康的宪政又从何谈起。建国初，有一电影，名为《清宫秘史》，歌颂光绪，难怪毛泽东看电影以后，立即引起反感。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是毛早年就读过的作品，再说，章太炎在那篇文章中还认为：“今之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在章太炎看来，无论立宪还是革命，都需要二方面，即领袖与民众之间的配合，如若领袖，“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拙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不是先天有人指定的。至于民众智慧的开启，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换一句话说：群众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才能使其拼发出来，章太炎举了李自成起义的事为例，他说：“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意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故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斗争的运动中造就的，他们萌生要求革命的思想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故章太炎说：“岂李自成有是志哉？竞争既之，知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振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团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成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早在一九O二年章太炎便如此认识革命的群众运动，不但比当时之康有为，即便比当今刘再复，李泽厚之辈也要高出一头了。它说明革命已是当时之潮流了。
除了章太炎外，当时与其同时者还有一位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自幼便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九O二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时，他汲取新的思想，一九O三年春节留学生团拜时，马君武与邹容发表激进的演说，当时他已决心要写一本唤醒民众革命的书，书名为《革命军》。时有学监姚文甫，与他人妻通奸，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揭出他的丑事，声言“纵饶汝头，不饶汝辨发！”拿出剪刀，便把姚文甫脑后的辨子剪了下来，悬挂留学生会堂的梁上示众。为此清朝杨言要抓他，邹容离开东京回上海。当时上海租界上有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其下有爱国学社，邹容回上海后，就入住爱国学社。当时在上海刊行的《苏报》与爱国学社互通声气，邹容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故章呼邹容为小弟，在上海邹容完成了在东京开始着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全书二万字。分做七章，此书的开头便讲：“我中国今日欲胜满州（贵族）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肩，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之名国，不可不革命。”在当时，他反复说明了一条简单的真理，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才有它的将来，它认定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他高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邹容还认为革命后这个国家应定名为中华共和国，邹容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钦佩。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原稿送给章太炎看，章看了认为其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民众非如是不可，他即刻为邹书写了序言，并预言此书将给中国社会“震雷霆之声”。一九O三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那一年邹容是一个只有十九岁的娃儿呀！《苏报》为扩大《革命军》一书的影响，在五、六月刊出了《革命军自序》，及《谈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文，希望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这件事当然振撼了清廷，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上海道袁树勋与英租界的工部局沟通，设法抓捕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三人。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就在这一天，外国巡捕与中国警察一起到苏报抓人。次日到爱国学社抓人，章太炎回道，他人不在，要拿章炳麟本人就是，于是章太炎被带走，邹容知道后，以生死与共，义不苟免，七月一日去巡捕房投案，除章、邹还先后抓了与苏报案有关的四人，在工部局的会审公堂，邹容坚贞不屈地说：“因愤满人（贵族）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清政府来引渡未成，开始判永远监禁，由于舆论声援，群众反对这项判决，至一九O四年五月，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期满逐出租界。在狱中，两人互赠诗文，章诗的未句为“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的答诗说：“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与尔，同兴革命军。”他们两人在监狱，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念念不忘的是兴革命军，诗的境界就是战斗，就是革命。一九O五年二月，邹容在狱中病倒，在四月三日半夜去世，离出狱只七十天，年二十一岁。邹容死时口吐鲜血，“革命”二字就是这样用生命和鲜血，通过《革命军》流入中国近代历史的，我们怎能告别如此珍贵的革命精神呢！后来《革命军》一书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它在上海、香港、新加波、日本横浜诸处被翻印，远销海内外，它呼唤着革命的到来，紧接着还有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相继出版，再接着就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成立。一九O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而同盟会则是其简称，从此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回忆当初成立的情况：
“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播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万，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
以上是清未宪政运动起来之前，革命运动如何从思想蕴藉到群众斗争和革命组织建立的过程，革命运动兴起在先，清未新政的起步在其后。
清廷是在一九O五年才派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洋，五大臣出洋时，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就有革命党人吴樾，怀了炸弹登上他们的专列，准备炸死五大臣，由于车身震动，触发引起爆炸，吴樾死难，五大臣中载泽与绍英受伤，改由李盛铎、尚其亨顶替绍英等二人，到一九O六年他们回国密奏请求立宪，认为立宪之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还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载修：《立宪密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在一九O七年九月一日颁布懿旨“预备立宪”，一九O八年八月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接着便是地方咨询局议员们三次要求提前召开国会的情愿失败，才诱发了辛亥革命，从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是革命思潮和革命斗争发生在先，预备主宪在后，立宪的目的是采取欺骗和拖延的办法，以达到消除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新政的失败，反过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辛亥革命打破清末宪政运动，而是清末新政的目的便是为了避免革命运动的崛起，结果宪政运动的失败，反而造就了革命运动的突起。我们不能如刘再复，李泽厚那样，倒置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辛亥革命，哪有中华民国，没有先烈们的鲜血和牺牲，那有革命胜利的今天。在革命胜利的今天，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怎么反而要我们去告别革命的精神？没有先烈的革命精神，哪有今天我们民主共和国哪！虽然我们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为了实现革命远大的目标，我们还得牢记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两句话，也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革命还要继续，革命的精神必须永葆，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长久自立在这个并不怎么太平的世界，才能保持不败的立足之地。就国内政治生活而言，亦诚如邹容所说，只有革命的精神才是达到“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故革命为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更其如此，如果放弃了解革命的传统，丢掉了革命的精神，忘记了革命的根本目标，那么自己总有一天会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就会被《诗经.大雅.荡》所言成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又一个案例。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感叹地说：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
“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已日积而日深，其范围则日煽而日广，既已闻先圣昔贤，诛民贼，仇独夫之大义，又孰视欧美近世奋斗决胜之成效，故革命思想而隐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异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无一不是政治腐败来也。”
梁启超这一非常老道的表白，正好说明革命所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故一切因革命而取得执政者地位的人们决不能醉心于既得的执政地位，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即便你当初是非常革命的革命者，也会转化为自己过去的对立面。国民党自大陆败退便是前车之鉴。革命自有后来人，无论作为革命者个人还是组织，只有永葆革命的青春，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方能不断地奋斗前行。什么“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果那样想，我们的革命与农民革命胜利后的改朝换代还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在全国夺取政权胜利的前夜，告诫全党二个“务必”的最基本精神，就是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序曲，更艰苦、更伟大的工作还在后头，我们怎能抛弃继续革命的精神呢！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就不能服老，九十周年不算什么，要有那种“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炸，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那种硬骨头精神。所以如今我们仍得唱红歌，在互联网上发红段子，真心实意发扬自井岗山到延安，那个艰难困苦时代，所形成的坚强奋斗的革命精神。如果醉心于现在种种物质享受，忘掉艰苦奋斗精神，在思想本质上便是意味着背叛。许多问题还得从根本观念上转变干部们自己不当的认识，否则的话只是就事论事，那是很难收到长效的。制度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要有思想层面的支持，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变了，那就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好的政策措施到了下面都会走样，而面目全非。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毛泽东同志曾通过姚文元要我重新排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大字本送他过目，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推荐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此，我在一九七三年在《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发表了陈今撰写的《邹容传》一文，陈今是陈旭麓先生的笔名，此文至今读来仍觉振撼，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又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反复用来告诫全党的名句，要求我们全党继续高举先人的革命精神，只有继续保持革命的精神，才能使党永葆青春，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明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谨以此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年的日子，此文作于二十四日与二十五日，人们都忙着西方的圣诞节，中国应有自己的圣诞节，十二月二十六日永远是我心中的圣诞节。用发扬他一生坚持革命的思想来纪念他的诞辰，便是最好的纪念，发扬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也许是最好的最有长效的反腐倡廉的办法。此日，即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在复旦的教授食堂为毛泽东同志的生日，叫了一碗寿面，分而食之，那天上午，复旦有一部分青年学子在毛主席塑像前献了花圈，饭后，我便到塑像前给毛主席鞠躬致敬，并有同志为我留影纪念，塑像前有同学们献的花篮和鲜花。未来的希望在青年学子身上。
写于2010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