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释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1-01-09 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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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笔者按:今年是二O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共诞生九十周年,元旦早晨,我在床上从电视屏幕中凝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典礼,看着升旗的队伍庄严肃穆地从天安门城门下,以整齐的步伐跨出天安门,我还凝视着城门上方悬挂的毛主席像,心潮起伏,祝愿共和国前途坦荡,祝愿共产党永葆革命青春,谨以《释革命》一文祝愿新的一年,共和国能取得新的胜利。

  

  革命本来是一个光辉的词,近些年来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革命一词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辛亥革命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光辉的历史事件,在刘再复,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国内杜光、袁时中之类的与之呼应,故而辛亥革命也成了他们诟病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孙中山上不如光绪的宣统皇帝新政,下不如袁世凯务实,一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似乎都要翻一个底朝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在光绪和宣统皇帝的统治下,中国也许早就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了。是辛亥革命打断了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要告别革命了,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逻辑,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时空倒流,重新给中国设计一个历史进程。如果这样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话了。他们那么厌恶和诟病革命,那我们得要说一下“革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在辛亥革命这场群众斗争中,是如何注入“革命”这个概念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革命,是不是应该告别革命了?

  

  革命这词儿由来已久,它最早见于《易》经的《革》卦,“革”是卦名,字义为改也,战国时的《象传》解释革卦时,有那么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为申说卦义。所谓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都要适应当时的需要,天地之间,一年四季须是应时而不断变化的,商汤与周武王应时而革夏桀与商纣的命是为了顺天应人的需求,凡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都能有大的成就。《象传》还解释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的上卦为兑,下卦为离,兑为泽,指水,离为火,水火不相容,那就要变革,要改变这种互不相容的状态,通过斗争改变矛盾原有的态势,二女同居是指二女同嫁一夫,同居一室,便会姐妹相争,其志皆不相得,势必改变这种同居的状况,因此卦名为《革》。命,是指天命,天有二重意义,即既指自然,也指神明,在古人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如《诗经·小雅·巷伯》“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这里苍天,既是自然又是神明,骄人是指谗人者,劳人是指被人谗者,仰告上天,希望上天是同情被谗者,指责谗人者。苍天无所不在,高悬头顶上,成为监管一切的最高神。商汤与周武王,是奉上天之命,以革夏桀、商纣之命,故革命二字者不可抗逆,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很难完全把它告别。《诗·小雅·荡》的第一首:“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谓荡荡的天帝,是下民的君主,违背上帝的人,那么他们的命运亦多邪僻,上天生养民众,如果让他们遭遇不幸的话,那么在上位的执政者,虽然他们当初受命于上天,但他们很少能有善终的。这首诗指出天命无常,它能使执政者得以兴国,如果他们不能善待百姓,却未必都能得到善终。这是以夏、殷亡国的教训来教育周的统治者,不要忘了夏殷所以亡国的教训,否则的话,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正如汤武革夏商之命那样。这是我们古代先人对所谓革命的理解,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天命是一切国家统治者合法性的依据,如果在你统治下,老百姓对生活都不堪忍受的话,也会有人起来革你的命,你统治的合法性会发生问题,这就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也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统治的合法性,关键在于你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在行动上,对百姓行仁政。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革命二字从何而来呢?在那里最早公开倡导革命的有二个人,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邹容。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权叔,浙江省余姚县人,一八九九年去日本留学,一九O一年,他在《民国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他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说明立宪运动是害怕革命,寄希望于圣明的光绪皇帝。一九O二年,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立宪与革命二者的论战就此开始了。章太炎写一篇题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章,于一九O三年六月印为小册子发行,不久,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传》为题,在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在《苏报》上发表,章太炎在文章的开头,便说:“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州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鸣呼长素,何乐而为耶?”长素是康有为的号,康有为把立宪的宝都压在光绪身上,即“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尽管光绪被幽禁,然而“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期,而满州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差,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窥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工部主事是康有为进京后的职。章太炎则认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指谭嗣同)受戮,已亦幽废于瀛台也?”“幽废之时,犹曰瓜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塗,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百姓守法,庸有几乎?”说明康有为想靠光绪来行宪政,是空想,光绪连自己命也朝不保夕,康的宪政又从何谈起。建国初,有一电影,名为《清宫秘史》,歌颂光绪,难怪毛泽东看电影以后,立即引起反感。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是毛早年就读过的作品,再说,章太炎在那篇文章中还认为:“今之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在章太炎看来,无论立宪还是革命,都需要二方面,即领袖与民众之间的配合,如若领袖,“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拙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不是先天有人指定的。至于民众智慧的开启,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换一句话说:群众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才能使其拼发出来,章太炎举了李自成起义的事为例,他说:“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意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故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斗争的运动中造就的,他们萌生要求革命的思想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故章太炎说:“岂李自成有是志哉?竞争既之,知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振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团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成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早在一九O二年章太炎便如此认识革命的群众运动,不但比当时之康有为,即便比当今刘再复,李泽厚之辈也要高出一头了。它说明革命已是当时之潮流了。

  

  除了章太炎外,当时与其同时者还有一位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自幼便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一九O二年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时,他汲取新的思想,一九O三年春节留学生团拜时,马君武与邹容发表激进的演说,当时他已决心要写一本唤醒民众革命的书,书名为《革命军》。时有学监姚文甫,与他人妻通奸,邹容约同几个留学生揭出他的丑事,声言“纵饶汝头,不饶汝辨发!”拿出剪刀,便把姚文甫脑后的辨子剪了下来,悬挂留学生会堂的梁上示众。为此清朝杨言要抓他,邹容离开东京回上海。当时上海租界上有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其下有爱国学社,邹容回上海后,就入住爱国学社。当时在上海刊行的《苏报》与爱国学社互通声气,邹容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故章呼邹容为小弟,在上海邹容完成了在东京开始着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全书二万字。分做七章,此书的开头便讲:“我中国今日欲胜满州(贵族)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肩,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之名国,不可不革命。”在当时,他反复说明了一条简单的真理,中国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才有它的将来,它认定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他高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邹容还认为革命后这个国家应定名为中华共和国,邹容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钦佩。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原稿送给章太炎看,章看了认为其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民众非如是不可,他即刻为邹书写了序言,并预言此书将给中国社会“震雷霆之声”。一九O三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了,那一年邹容是一个只有十九岁的娃儿呀!《苏报》为扩大《革命军》一书的影响,在五、六月刊出了《革命军自序》,及《谈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文,希望将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这件事当然振撼了清廷,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上海道袁树勋与英租界的工部局沟通,设法抓捕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三人。六月二十九日,《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就在这一天,外国巡捕与中国警察一起到苏报抓人。次日到爱国学社抓人,章太炎回道,他人不在,要拿章炳麟本人就是,于是章太炎被带走,邹容知道后,以生死与共,义不苟免,七月一日去巡捕房投案,除章、邹还先后抓了与苏报案有关的四人,在工部局的会审公堂,邹容坚贞不屈地说:“因愤满人(贵族)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清政府来引渡未成,开始判永远监禁,由于舆论声援,群众反对这项判决,至一九O四年五月,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二年,期满逐出租界。在狱中,两人互赠诗文,章诗的未句为“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的答诗说:“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与尔,同兴革命军。”他们两人在监狱,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念念不忘的是兴革命军,诗的境界就是战斗,就是革命。一九O五年二月,邹容在狱中病倒,在四月三日半夜去世,离出狱只七十天,年二十一岁。邹容死时口吐鲜血,“革命”二字就是这样用生命和鲜血,通过《革命军》流入中国近代历史的,我们怎能告别如此珍贵的革命精神呢!后来《革命军》一书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它在上海、香港、新加波、日本横浜诸处被翻印,远销海内外,它呼唤着革命的到来,紧接着还有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相继出版,再接着就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成立。一九O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而同盟会则是其简称,从此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回忆当初成立的情况:

  

  “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播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万,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

  

  以上是清未宪政运动起来之前,革命运动如何从思想蕴藉到群众斗争和革命组织建立的过程,革命运动兴起在先,清未新政的起步在其后。

  

  清廷是在一九O五年才派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洋,五大臣出洋时,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就有革命党人吴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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