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苦恼的叙述者”与当下历史叙述

——细读《赤脚医生万泉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11-01-05 11: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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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一、历史的“变”与“不变”

  

  《赤脚医生万泉和》[1]一共分为十八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前九章写得是“文革史”,后九章写得是“改革史”。尽管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被刻意淡化,但是从“炮打司令部”(第一章,第14页)、“我和我爹分到一亩田”(第十章,第174页)等等历史的关节点,还是能够推测出蛛丝马迹。这是传统章回小说中常见的数字对称结构[2],作者基本上将《赤脚医生万泉和》一分为二,前九章的“文革史”和后九章的“改革史”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主人公万泉和一生经历,穿插密布在每部分的细部,构成故事的主干。

  这种章节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精心的设计:尽管小说结构不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繁复,但是这个对话结构包含的“历史观”却更为复杂,构成了一个颇为繁复的逻辑关系。在“六十年”的大背景下,“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种历史的“对话”,不消说,一般被认为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且,小说写得又是“赤脚医生”这个暗藏漩涡的题材,且回忆一下早已被遗忘的“赤脚医生”的来历:“赤脚医生来自于‘文革’期间在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从集体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到合作医疗站来看病就不用交钱了。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医务人员也从本地产生,他们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这样,国家在没有大量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解决了农村数亿人的看病问题。农民把合作医疗站的医务员称为‘赤脚医生’,据记载,当时全国的赤脚医生有上百万。赤脚医生在当时成为证明‘文革’胜利的重要依据”[3]无须讳言,“改革”三十年来,当下的“左右之争”不仅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凭藉着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愈演愈烈。“赤脚医生”就是部分人士以为的“‘文革’胜利的重要依据”,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某著名极左网站,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一个“赤脚医生”的专题,缅怀某个时期的医疗路线,反省电影《春苗》的启示。

  与之相对,范小青是近乎公认的“小巷文学”、“新市民小说”、“市井小说”等代表,承袭的是如陆文夫般细腻温和的苏州文脉,这种政治气息浓郁的题材,于她并不相宜。既然范小青不是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但为什么又选择了“赤脚医生”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题材?这个问题在作者那里,逻辑上倒是清楚的,她试图写的是“不变”,而不是——无论“文革”或是“改革”的“变”。历史的“变”与“不变”,意义全然不同。无论是“文革”或是“改革”,确定自我合法性的方式,必然是宣布“时间开始了”,以“旧社会”、“新时期”这类概念指认历史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所牵扯的进步意义。就医疗领域而言,无论是“赤脚医生”或是“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与时俱进的“变动”的标志。然而,通读全书会发现,范小青的美学风格一如既往,小说中的“历史”虚无缥缈,时间似乎静止了,变动着的只是万泉和的故事。尽管万泉和特殊的身份(赤脚医生)和“历史”密切相关,但是其间的关联点需要十分专业的读者努力辨认,很不容易建立起政治性的因果关联,有“历史”,但很难读出“历史观”。概括地说,范小青以“赤脚医生”入手,把故事的时间拉长到六十年,强调的却是“不变”:

  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4]

  黄毓璜注意到了这一点,“‘后窑村’作为一个艺术世界,跟社会大动荡继之以经济大变革带来的‘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无大关涉,它其实就是长期形成的、绝少变化的乡村文化、乡村关系的一个缩影。‘赤脚医生’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命名,只是已经不再具备被抬爱过的‘宠儿’性质,万泉和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被还原为一个‘在乡村勉为其难地担任医生的人’。”[5]在写作的过程中,范小青对于这一点有自觉地意识,“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6]

  这种看法大体上是人文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变动中“永恒”的人性,以及对于苦难深远的悲悯与同情,契合范小青写作中绵延至今的细密的人文气质。不过,这不是对于“历史”的超越,如同“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变”是“变”的一种特殊表现,其本身同样是一种历史观。作者既然以“赤脚医生”为题材,以前九章与后九章两个“三十年”作为叙述框架,势必要卷进历史写作之中。这并非玷污了“文学性”,相反,正是在历史写作的意义上,《赤脚医生万泉和》展开了作为优秀作品的丰富性,值得细致分析。

  

  二、“苦恼的叙述者”

  

  阅读《赤脚医生万泉和》,首先接触到的是作为“叙述者”的“万泉和”,在小说第一页,万泉和用童稚的笔法画了一张院子的示意图,从院子开始,絮絮介绍“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童稚”,这部小说应该被看作是万泉和多年之后的回忆,就阅读的成规而言,这是作者“无意中”发现的一卷“回忆录”。在宽泛的意义上所有叙事性文类都是“回忆”,叙述人无法叙述未发生之事,《赤脚医生万泉和》尤为明显,叙述人在第一页就介绍说,“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十九岁”[7](由于小说基本上从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展开,可以推断出万泉和约出生在一九四六、四七年);在小说中间的162页,“分田到户”的时候,万丽梅劝万泉和早点结婚,“你已经三十多了呀”;在结尾最后几页,尽管不好确定具体哪一年,但不仅出现新型“合作医疗”,更明显的有“向阳花今天去美国了,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8],上海浦东机场通航于一九九九年,毫无疑问,小说时间延伸到新世纪,至少延伸到新型合作医疗出台之后的200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2年颁布)。这么算来,最后的万泉和,至少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

  笔者近乎迂腐地细读下来,是想强调一点,和逻辑推论完全不同,小说中的万泉和,完全不像是一个享受着“后见之明”的特权的叙述人。相反,对于习惯于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的读者而言,万泉和是一个相当乏味的说书人,他的叙述含糊、枝蔓,纠缠在过于平淡甚或贫乏的个人生活里,流水账一样懵懂地往前走,不会用什么戏剧性的手法来强化“矛盾冲突”。尤有意味的是,和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普通读者相比,叙述人似乎未见高明,回忆起来始终一片茫然。读完小说,不细加推敲的话,不会感觉到万泉和长大了,甚至于变老了,他始终像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叙述人,无法看清一些十分简单的“真相”,比如马莉对自己的暗恋。

  对于万泉和而言,他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因此,万泉和对于这个世界才显得如此“单纯”,最表现的表现是他的几次恋爱:“我的新对象叫裘小芬,我也像喜欢刘玉一样喜欢她”[9],“我全心全意第进行着我的第三次恋爱”[10]。不无辛酸的是,万泉和最爱的第一个对象刘玉,几乎光明正大地当着他的面偷情,他却无法看破这一点:

  吴宝凑到刘玉耳朵边上说了两个字。刘玉笑了说:“豆腐?你喜欢吃豆腐?”她举手做了一个要打吴宝的姿势,说:“馋猫”。话都说完了,他该走开了,我看他还有什么借口继续站在刘玉身后。可吴宝依然站在刘玉身后,几乎就贴着刘玉的身体。[11]

  因此,这个单纯的万泉和,被认为是个“傻子”,作者多次埋下伏笔:

  涂医生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老觉得你是个傻子。”[12]

  我这个人,你们也许已经看出点眉目来了,我不聪明。[13]

  我这个人,反应天生要比别人慢一点,这是没办法的事。[14]

  万小三子不告诉我他向裘二海敲诈什么东西,却对我说“除非你的脑子发过炎,你才猜不出来。”我摸着我的脑袋,伤心地想,难道我的脑子真的发过炎?[15]

  小说结尾处,谜底揭开,一路给我们絮絮讲故事的叙述人,原来真的“脑子发过炎”,“这就是说,我三岁的时候得了脑膜炎,差一点死了,后来抢救过来,但是我的智力受到了影响,我几乎就是一个傻子。”[16]为什么安排一个“傻子”来讲这个故事,作为作者,范小青自己认为:

  这是我的有意为之。没有人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没有人关心贫穷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只有一个“脑膜炎”在做着这件事,他一边知道自己不行,不想做,一边还是在做着,为什么?因为没有别的人来做。来过的人又都走了。我这么写是走了一个极端的,可能会引起疑问,难道真的只有一个“脑膜炎”能当医生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万泉和得没得过脑膜炎、有没有后遗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万泉和这个人是不适合、不能当医生的,但是他当了,虽然断断续续,但一直当了许多年,从青年当到快老年了。农村贫困落后,少有人来关心农民的生老病死,他不当谁来当?[17]

  范小青是从“内容”上来解释把叙述人设计成一个“傻子”的,“脑膜炎”是戏剧化的要求,以凸显医疗问题的尖锐。不过,这种说法无形中把小说限定为以“医疗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小说”,这显然不是范小青的本意,“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18]在作者这一看法之外,有研究者认为安排“脑膜炎后遗症患者万泉和作为医生”,是解构“赤脚医生”的政治性,“‘赤脚医生’这个凝聚着强烈政治动员意识,试图改变中国乡村医疗版图的当代中国医疗制度正剧,在‘我乡’后窑,因为乡村各种力量的角力不断以怪异的方式被改写成戏谑的闹剧。”[19]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看法,一种从“后三十年”读“前三十年”的读法,用“疯子白痴神经病”这类“畸人”来反写“新人”。[20]

  笔者的看法与范小青的自述以及流行的论断不同,从“内容”上理解作为“叙述人”的傻子,或许把问题简单化了,即仅把这种设计理解为文学技巧。且容下个断言,除非不写“赤脚医生”,如果要写的话,范小青一定也只能安排这样的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形式,在范小青动笔之前,已经在那里了,是“形式”限定了“内容”,而不是相反——“形式”是真正历史性的,“内容”却可以虚构、捏合甚或伪造。

  这个论断来自赵毅衡先生的大作《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在这部卓越的著作里,赵毅衡指出,“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21]就“叙述人”而言,在当下的语境中,怎么讲述“历史故事”,如何理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以怎样的价值观弥合“六十年”的大叙述?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对于“中国道路”的深切理解与阐释。这是真正有难度的叙述,向所有有抱负的作家发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好的作家确实应该是一个思想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历史”的作品中,多位优秀作家选择了一个“傻子”作为叙述人,比如《尘埃落定》的傻子“土司二少爷”与《秦腔》中的疯子“引生”。这种“傻子”的安排,恐怕并非来自“作家”们不谋而合的灵感,而是历史的限定——在“六十年”的节点上,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洞悉历史的叙述人,讲清楚这“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个傻子叙述人,反而见出写作的真诚,而不是写作的油滑、敷衍与炫耀。

  且举一例,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形式”层面上的史诗式的“宏大叙述”与引生的“疯癫叙述”的分裂,抑或“内容”层面上的“故事”(夏天义的“守土”与夏天智的“守道”)与“反故事”(细密流年的叙述)的分裂,都喻指着“历史”的“分裂”以及对应的“历史叙事”的分裂。直面惨痛的乡土世界,贾平凹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或者说,找不到一种可靠的“理念”来指认“现实”。故而《秦腔》以一块“无字碑”结尾,阉割之后的引生,在象征层面丧失了叙述的可能性,他写不出“碑文”,只有等待着夏风的归来,而知识分子夏风所象征的“理念世界”,又怯弱疲沓,不堪重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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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10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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