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生产政治理论及其争论——企业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7 次 更新时间:2011-01-03 1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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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内容提要]生产政治指涉的是企业内部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不同关系的经验过程,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一旦结构化而定型,就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政体,即生产领域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变革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依托发轫于西方的生产政治理论和各自不同的经验观察,海内外学者围绕生产政体模式和生产政治的经验过程展开了一场持续的对话,这不仅意味着对中国经验认识的深入,而且意味着生产政治理论发展的契机。

  [关键词]生产政治;生产政体;管理权力;工人权利

  

  生产政治指涉的是企业内部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不同关系的经验过程,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一旦结构化而定型,就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政体,即生产领域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可以说,无论是生产政体模式还是生产政治的经验过程,都是企业对现代化变迁的反应,在市场化迅速发展和大步跨进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在其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其生产领域也发生着复杂的变化,就本文关心的主题而论,一方面是生产政体的重构,另一方面是生产政治经验过程的多样化。这种状况正是理论研究的宝藏,无疑会受到海内外理论界的青睐,近二十年来不同的学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持续的对话,依托生产政治的一般理论和不同的经验观察,有关生产政体模式和生产政治经验过程的研究不断涌现,本文试图精要地展现这个尚未完结的过程。

  

  一、生产政治理论

  

  生产政治理论是由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系统地提出的,他认为:“生产领域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刚开始我把它称作‘内部国家’,后来我称之为‘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或者更宽泛地称之为‘生产政体’。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的确存在,但也存在着规训劳动过程和形塑了一种生产的政治的独特的机构。”在生产政治理论中,强制、同意、专制和霸权是核心概念。强制是指工人虽然对工作不满,但是除了在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别无选择。

  同意是指工人在未来可能获得的物质报酬和缓解工作中的乏味、繁重的刺激下,对管理支配的自发性同意。强制与同意都是企业控制工人的手段,任何生产政体都是强制与同意的结合,当强制主导时就是专制政体,当同意主导时就是霸权政体。

  布洛维是将马克思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在经济基础之内,把生产过程置于企业内部政治分析的中心位置,国家作为外界因素一般不直接介入具体的生产政治过程,而只能通过影响生产政体来影响工人阶级,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在生产政体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正是在国家的干涉之下,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生产政体经历了一个专制政体、霸权政体和霸权专制政体的依次发展过程。国家力量的介入本身也是与资本和劳动的需求相一致:大规模的资本需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阶级矛盾实现制度化的控制,并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开发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劳动者需要一个最低收入的保障体系,缓解循环产生的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冲击。国家力量的介入造成了两个结果,正是这两个结果使得专制政体发展成为霸权政体,并使后者区别于前者:首先,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人拥有谋生的替代性资源,特别是由福利国家提供的最低社会保障。这意味着,工人既然不那么容易被专制打垮,那么管理者就必须采纳霸权策略以获得工人的合作。其次,管理者实施专制控制时受到了有法律效力的规则的制约,包括:工会的认可、必须的集体谈判、对劳动时间长短的限制以及健康和安全问题等等。国家在调节劳资关系和提供福利这两个方面的扩张,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因而霸权政体的具体形式也就不同。里根时代生产政体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既保留了早期的强制模式,又采取了霸权形式的霸权专制政体。霸权专制政体的形成是国家在两个方面撤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缩减福利和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方面放松对管理的专制倾向的约束。工人虽然不会遭到任意解雇,但是却会因合法裁员而失去工作;工人可以罢工,但是要冒丢掉自己职位的风险;工人可以组织起来,但是其工会不会得到承认。在霸权专制政体下,霸权不是使资本向劳动让步,而是反方向运作,迫使劳动为了保有工作而向资本让步。罢工的衰退和工会会员的减少,标志着霸权专制成为不可挑战的资本规则。

  布洛维在运用其生产政治理论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生产政体时,强调了两点不同:一是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体制定义为“官僚体制”,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不可抵挡地介入企业的生产过程并发挥着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企业中的政治机构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构成部分,所以企业管理层在工会的辅助下,依靠掌握的稀缺性资源实现对工人的强制,这就形成了官僚专制政体。二是市场的引入而非国家的扩张带来了官僚专制政体向官僚霸权政体的变化,因为市场一方面为工人提供了获得资源的另一条渠道,另一方面企业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资源的特权,就只能借助于计件工资制、奖励制刺激工人的生产兴趣和对生产政体的认同。从官僚专制政体向官僚霸权政体的变迁过程,是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的,这就是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对于企业内部政治而言,转变的核心是从通过意识形态制造合法化让位于构建霸权体制。布洛维言道:“资本主义正相反,它受到了积累的灵活形式和剥削的隐蔽性的庇护,因而合法化相对于霸权——各阶级物质利益在统治阶级的总体利益下的调和——来说是第二位的。霸权的力量在于将异议引导进边缘的斗争,而不是指向核心;将异议引导进妥协性的斗争而不是原则性的斗争。霸权或许会被对合法性的反复无常的信任增强,但是却不依赖于此。它依赖于生产、学校、家庭等领域组织同意的实践。”

  生产政体的理论价值在于,从国家领域之外寻找到了塑造工人阶级政治的政治结构即“内部国家”或曰“生产政体”,由此布洛维将生产过程置于工人阶级政治分析的中心,从而能够直接和微观揭示企业中的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之间的经验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因素便成为一种宏观背景而间接地发挥作用。其实,作为宏观背景而存在的国家,其作用非同小可,这正是生产政治理论的逻辑中彰显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任何生产政体都是不同程度的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专制政体是国家力量缺位而由市场力量支配的结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官僚专制政体是市场力量缺位而由国家力量支配的结果,霸权政体则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双重制约的结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企业生产政体的重构。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同样经历着转型,这种转型具体到生产政治过程则是国家开始从企业具体管理活动中撤退,不断调试自己的行为以期建立其与企业、市场的新型关系。于是在生产政体重构过程中国家力量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日益强大的市场力量之间的碰撞,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政体中的组织和这些组织运行的规则并未结构化成一种协商性秩序。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企业内部的生产政体以及生产政治的经验过程问题上,海内外学者见解之分歧不同一般。

  

  二、生产政体:在国家与市场之间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企业中的生产政体是怎样的?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企业中的生产政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经验提出了不同的生产政体模式。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沃尔德的研究颇具影响,他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解释模式。“新传统主义模式的核心论点在于:自从共产党政权建立的那一天起,政治上的忠诚就得了以职务提升、特殊供应等方式进行的有系统的奖励,这样的分配手段只有共产党社会的官员才能掌握。”这就是说,“党缔造的一套制度将个人的政治积极性和忠诚从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集团那里吸引开来。党一方面将少数效忠于其基层组织的人吸收到它的关系网中去,另一方面又默认各种各样实用性私人关系的存在,哪怕是这些关系已经几近于腐化。”共产党为了进行现实的政治控制而设计的组织结构,在实际运转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制度性的依附,一是独特的政治效忠关系的风行。

  制度性的依附是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基础上,依托于党的组织和干部而形成的。它首先表现在工人对企业的社会和经济依附上,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现代工人阶级,共产党国家的工人依附于企业的程度非常高。在计划经济中,工人除了工作于其中的企业没有获得物质资源的其他渠道。“国营企业不仅提供全部的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并且还通过自己的医疗设施或是附设医院来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另外,企业还是职工住房的主要来源。企业还为职工提供贷款、经济辅助、托儿所、食堂,有时甚至是教育。企业也是某些消费品的重要提供者。没有受雇于国营企业的人无权享受这多种多样的福利……企业在共产党社会的环境里还行使某些社会政治功能,这里仅仅提及最常见的几项:例如发放旅行许可、批准调换工作、为亲戚或配偶申请当地的居住户口等等;企业也能为了住房,改进医疗保健服务,减轻罪犯刑期等等事务而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与此相结合的是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这表现在工人不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来抵制企业管理者的意志,企业管理者同样具有压制工人集体行动的手段,并按照自己的意向来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介于企业领导与工人之间的车间领导者同样分享着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直接制约着工人的生活,于是制度性的依附更进一步发展为工人对车间直接领导者的个人依附,其结果是“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车间一级领导所享有的权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将工业中的权力个人化了”。

  制度性依附中党政干部享有的广泛权力,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为了对工厂进行控制,工厂党政领导大力发展同少数效忠于他们的“工人基本群众”之间的固定关系,以此来诱导工人都积极紧跟领导,概括来讲就是有原则的任人唯亲。“根据对党的忠诚以及为党和领导做的服务与贡献,党优先奖励、提拔某些人。由此产生的关系就其结构而言在客观上是施恩回报性的。也就是说,这类关系在领导与下属之间垂直地形成,它们具有相对稳定性,上下双方各自从中交换好处。上级领导与他们的基本群众之间的私人忠诚和感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发生,并且同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交织混淆在一起。”这正是沃尔德所言的新传统主义,它是两类因素的混合物:一是列宁式政党要求的意识形态信仰和非个人化的忠诚,也就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是对家长式统治的个人忠诚。这种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不是外在于正式组织体系的,而是从常规的组织运作和党的领导方式中产生的,因为工人对党政干部的忠诚的基础是其在组织结构中握有权力,故而可以认为特殊的政治忠诚关系恰是正式组织结构运作的一个意外后果。

  对家长式统治的个人忠诚反映的是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是权力对实用性的私人关系而非工人政治品质的回馈,因而构成了工人对党和国家忠诚的侵蚀。在沃尔德看来,统治的个人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共产党社会中的动员体制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但是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后果却是社会稳定,因为与正式组织网络相平行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鼓励了工人通过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将工人从国家制度界定的政治领域中排除了出去。“这张由个人忠诚、相互关照、物质利益组成的复杂的大网,在社会中导致了长期稳定的对政权的默认与积极合作,这是任何程度的政治恐怖、政治高压、政治教育所不可企及的。”

  共产党并非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一方面弱化理性化的工业制度,另一方面强化正统的意识形态来阻止此种趋势,然而成效不大。所以沃尔德强调组织结构中的任人唯亲因素并不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消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改变企业中的新传统主义,首先是企业资源获取渠道的出现,冲击了工人的组织化依附;其次是党组织在企业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政治意识形态在塑造企业内部政治忠诚上的作用几近于无;最后厂长和经理却拥有专断的权力,在资源分配上享有越来越大的特权,造成了工人与干部之间的更大的不平等,工人的怨恨在不断积累却难以得到企业内部相应机制的舒缓,于是国家政治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人抗争。尽管沃尔德把严重的后果归咎于国家改革战略的失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化依附的松动乃至萎缩、有原则的任人唯亲的老化、对国家的政治忠诚与对权力者个人的政治忠诚的分离,都表明了新传统主义的生产政体正在进行重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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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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