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领导人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评论的分析，本项研究试图分析，中国式民主是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新型民主模式。基于我们的分析，中国式民主理论倡导的是在政府结构变革的同时维护现存的人民民主模式。它并未提出区别于现存的人民民主或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这意味着中国试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政治变革，并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化过程的控制。

一、序言

最近，一些专家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政策进行了评价，立足于自己的评价，这些专家们呼吁将中国改革政策的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实际上，一些学者已经提出，政府有必要为政治改革制定一份具体的时间表，这意味着，政治改革是公众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位学者说，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会实施政治改革并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实现渐进而稳定的民主化。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称CPC）中央党校的一些学者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 on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建议中国朝着下面这个目标努力：到2020年实现低水平的民主，在2020年至2040年之间实现中等水平的民主，在2041年到2060年之间实现高水平的民主。

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最高领导人的各种讲话也显示出上面的倾向。中国国务院2005年10月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明确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一声明终止了之前的观念，即中国政府一直把民主看作是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在自2006年以来的各种讲话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民主的普世价值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阶级。在2007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时，他重申了党的十六大的决定——“中国将通过党内民主实现社会民主”。

中国第一次接受西方民主的概念是在其开始寻求现代化的时候。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后，中国开始将民主视为富强之道。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政体，引入了投票（即便它是有限制的）、自由选举和分权的做法。但随着毛泽东的胜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之后，中国认为民主是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它最终会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也被称为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将这一政权看作是向完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并且，他们对共和民主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发明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观念。但是近来，中国开始认识到，在所有发明、实行的制度中，民主制是一种“缺陷最少的政治制度，对于人类来说它也是有史以来最优良的制度。”

尽管中国对民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中国到底渴望什么类型的民主，许多学者都激烈争论过这个问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计划建立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因此，要想知道中国渴望什么类型的民主，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式的民主模式”。

本研究将对中国高层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中国式民主进行分析，集中讨论“民主的模式”和“民主化”。本研究的目标是要确定，中国式民主是否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它不同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同于以分权、竞争性选举和多党制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模式。在结论部分，本研究将会探讨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模式对其政治改革有何意义。

本研究将试图通过“内部批判法”——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尝试理解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内在机制，并对这种机制的实际适应性、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特征和局限进行详细说明——来对中国式民主的概念进行分析。这一办法是基于研究者对所谓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两种理解朝鲜社会的方法——的批判而产生的。简言之，外部方法是以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和批判朝鲜制度下的普遍现象。与此相反，内部方法从朝鲜自身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和批评朝鲜。顺便说一下，“内部方法允许首先从内部了解任何现象，然后同时基于内部和外部标准来对其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既可以基于内在一致性又可以基于外部标准来评估一个社会或一个理论。”

通过这种办法，研究者将有可能克服西方和韩国之前所做研究的局限：他们基于自己的视角认为中国式民主不过是一个威权制度，而不考虑中国自身对民主的理解。学者也可以界定中国式民主的特征和局限，而不像中国学者所做的主要研究那样强调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内部批判法”来研究中国式民主模式，学者就有可能做到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界定这种模式的特征和局限，并且确定中国政治改革的意义。

二、中国引入民主的过程以及民主话题讨论焦点的变化

1. 现代化与民主思想的引入

民主概念的基础是“由人民统治”。这意味着，人民统治自己，确定自己的生活，并参与决定其所归属的社会的命运。人民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这种参与。民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一套人民统治的制度（一套基于直接持续的大众参与的政府制度），也可以是维持多数统治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一套基于定期普选的党派竞争制度）。民主的一种具体模式——它曾普遍被称为自由民主，今天已被广泛接受为最佳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它是一种基于定期选举的间接或代议民主制。这种民主通过政党和选举竞争的方式运行，同时，它会维持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明确分离。它既承认群体的权利，也承认私人的所有权。

在中国历史上，“民主”（人民+主人）这个词被用来表示2000年前发表的一本书中的“democracy”一词。这与民主最初的概念（指人民统治或一套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挑选统治者的制度）大相径庭。19世纪，现代民主的概念在中国首次被提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衰落的清王朝拯救中华民族。在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产生兴趣，认为主要西方国家富裕和繁荣的原因就是民主。在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之间，民主的概念开始传播到中国。虽然基督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将民主引入中国，但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开眼看世界从而探寻西方民主的含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变得严重。1864年《万国公法》的出版为中国建立一套民主制度提供了动力。1862年3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刊行《万国公法》，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国际关系。在这之后，民主理念被引入中国，而且，一套关于权利、主权和民主的话语系统也建立了起来。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民主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的步伐加快。当学术潮流被迅速引入中国的时候，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和杂志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和经济。因此，有许多中国人到西方国家游览并学习，还有更多的人从事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加速研究西方民主。他们试图用西方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没有实行民主制度。

从1894年的中日战争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立宪派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以取代清王朝，而革命派则要求实行共和制。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认为通过引进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将有可能挽救中国的危机。但是，在应该赋予人民多少参政权这个问题上，两个派系有着明显的分歧。革命派主张共和政治制度和普遍的参政权，而立宪派则强调有必要在君主立宪和有限的参政权的基础上引入代议民主制。当革命派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引入共和制度的时候，两派之间的辩论才停止。结果，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但是，人们建设一个民主共和体制的努力很快遭受了挫折，中国人民开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替代共和民主来拯救中国。后来，当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取代了共和政治。

2. 人民民主的出现和民主话题讨论焦点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民主的理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提出的“民主”制度更多地受到了列宁主义的影响。列宁将民主视为实现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根据自己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直接自治的民主制度。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主张通过选举——在选举中，人民可以通过党的官员和苏维埃制度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反映——实现间接民主。基于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强调，真正的民主只能在通过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他们将共和政体视为“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还预测，在阶级对立消失、一个完善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政府会消失。因此，他们认为，就这一点而言，政府、法律、政治或民主就没有必要存在。

归根结底，从政治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注重“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在两个方面有着明显区别。首先，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一种阶级统治——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其支持者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但是一旦共产主义社会建立，阶级就会消亡，在此之后，所有的民主形式都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支持者还认为，不存在“真正的”或“一般性的”民主，只存在“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其次，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寻求一种新型的系统性民主形式，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它与民主的自由主义模型——特点是分权、多党制以及通过选举来选择高层领导人——有所不同。

在列宁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将民主看作是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既是最发达的民主形式，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毛泽东以其在革命进程中的新民主理论为基础，为中国式的人民民主奠定了明确的阶级基础。他将新民主政权定义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联合政府或专政，这个联合政府或专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且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于1956年完成，新民主政权被工人和农民的人民民主专政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对其他阶级的专政。

毛还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简称NPC），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9月17日，中共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简称CPPCC）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中共领导的人民政协成为了实现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主体。1954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制定中国宪法——它成为实现中国人民民主的具体工具——的法案。中国推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同时，基于全国人大的民主制度、由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得到了推行。

但在实施过程中，中国的民主制度并未正常运行。这是因为毛泽东强调，人民民主是实现民主的手段，但他却忽视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合法化，更多地将民主看作是一种领导方法和技术而非一套执政制度。

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也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他认为，人民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民主本身会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他也不赞成引入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他批评说，“资本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类型。不论是多党制，还是分权或两院制都只不过是一种典型地由垄断资本家领导的民主。”他补充说，中国的民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接着他又提出，全国人大、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式民主的具体选择。

在民主的实施过程中，邓小平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要求将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一种程序。他强调，只有通过将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国才能确保其制度在领导层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不会改变。而且，他强调有必要对领导层和组织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为此，他通过以下措施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组织系统：恢复全国人大、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它们在文革期间被中断。同时，他彻底改革选举制度，废除了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做出了一连串的努力试图确立宪政原则。在选举制度方面，他说，要直接选举高层领导人还为时过早，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各类民族群体而且人民的文化素质还很低。因而，他希望中国能在21世纪实现普选。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说，既不存在超阶级民主的抽象概念，也不存在绝对民主的概念。他说，民主的发展是与一定的阶级利益、适当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他认为，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呼吁推行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能将党的领导，人民主权以及法律的严格执行结合起来。他还表示，中国需要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例子，但不应该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邓小平和江泽民以及毛泽东虽然主张通过不同方式实现民主，但他们都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并且，他们从未认为民主是一种超越了政治制度和阶级利益的差异的普世价值。他们对人权的看法确证了这种观点。在人权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说，重要的是究竟要讨论多数人、少数人的权利，还是要讨论全体人民的权利。江泽民说，对绝对多数者人权的保障是中国关于人权问题讨论的起点。他们的论点是，多数人的人权比个人的人权更为重要。

但在胡温治下，这种看法得到了改变，胡温政府开始公开承认民主超越阶级和制度的普世价值。正如上文所述，由中国国务院于2005年10月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明确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在温家宝于2006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以及温家宝于2006年9月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中，他承认民主是全人类追求的价值，也是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的成果。在2007年2月的一次讲话和同年3月他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一份政治报告中，温家宝说，“我们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法律、自由和人权不是资本家可以垄断的财产，而是人类漫长历史过程中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由于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中国已经超越了所谓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和“西化图谋”理论——它认为，民主是西方和日本推动中国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阴谋。但是，作为替代的中国式民主的理论非常模糊，它使得中国实际追求的是“何种民主”这一问题很不明确。

三、民主模式与中国式民主

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有两个学术群体争论“什么样的民主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这一问题。第一个群体呼吁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并且对中国政府对民主的消极落实持批评态度。第二个群体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中国需要选择自己的道路。毫不奇怪，中国政府赞成第二个群体的观点。因此，虽然政府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它仍然强调中国应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情况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民主模式。

2005年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要求，民主的发展应该与每个国家的特点相一致，尽管它认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其理由是，根据不同情况，每个国家的人民应该追求适合自身的民主化模式。因此，该白皮书呼吁根据中国自身具体情况建立中国的民主，而不是模仿其他国家的政治模式。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将民主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但同时他也呼吁通过共产党和中国式民主实现社会的民主化。

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争论“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这一问题时，主要偏向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该理论的支持者呼吁一种基于中国自身经验的中国式民主模式，这种模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他们强调，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而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他们认为，尽管基于政治平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不存在普遍的民主模式，因此，各国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合自身的模式。在选择民主模式时，各国也有必要考虑到内部因素，如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他们呼吁建立起的政治模式应该可以使党、政府、人大以及政协在建立民主国家的过程中相互分工相互合作。

但是，其他学者指责这些观点不过是为放弃民主而给出的托词。他们声称，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绊脚石。他们还争辩说，这种“理论”是一个拒绝目前政治文明趋势的借口，它会像清朝末年的“中体西用”理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以失败而告终。朱学勤，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尽管民主是西方的产物，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尽管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民主形式有所不同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中国不应该试图以“中国特殊性”为借口压制民主或阻止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朱学勤辩称，“中国特殊性”理论是蒋介石反对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宪政民主的要求时所用到的理论，这样，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理论的反对。他认为，当前对这一理论的辩论只不过是先前讨论的复苏。

中国式民主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推行一种符合其国内情况的新型民主模式？或者，它只不过是领导层旨在阻止中国民主的一项战术？由胡温政府提出的中国式民主与更早期的中国人民民主的理论有何区别？

上述2005年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式民主有四个特点。首先，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第二，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第三，中国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第四，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

此外，白皮书还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第三，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四，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为此，中国式民主必须符合渐进有序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前所述，白皮书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这些原则是中国式民主的特征。这些原则与在胡温政府之前的中国领导人所提的民主之路没有很大不同。它们与毛理论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强调法治和民主的制度化。

在2007年举行的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首次将“基层民主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并决定全力以赴实现基层民主。就其主张的民主化基本路径而言，现在的共产党除了对基层民主的追求以外，与以往领导层领导下的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直坚持认为，民主应建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的基础之上。和过去一样，中共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但是，现今的共产党和以往的共产党在所倾向的实现民主制度的具体方式方面有很多不同。首先，现今中国政府强调，有必要完成民主化进程，通过评估各种民主制度来拓宽民主的范畴，并且在人民主权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扩大政治参与。为此，中国政府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从而体现人民民主的平等原则。其次，中国政府要求必须保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第三，中国政府正呼吁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允许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公共部门实行民主监督。第四，中国政府正呼吁加强人民对公职人员的控制和监督，从而确保权为民所用。

这表明，中国政府重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支持，重视民主权利的保障，重视基于相互制衡的公共监督，重视法治，将它们视为实现民主制度的重要过程。2007年一位西方学者与温家宝的访谈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当被问到：“民主一词会提醒你想起什么？”温家宝说，“选举，司法部门的独立以及基于相互制衡的监督。”具体地，他告诉记者，直接选举将在“村”“乡镇”“县”甚至“省”逐步得到推行。他说，中国政府将实行改革，从而保证司法机构的尊严、独立和公正，同时扩大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以减少官僚腐败和暴政，加强党内监督和互联网监督。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式民主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国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原则。第二，中国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视为实现中国式民主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三，中国呼吁：彻底改革民主制度；依法促进民主选举；加强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管理；加强人民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保证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例如知情权、表达权和参政权；监督政府官员；发展基层民主；提高公民意识。

目前胡温政府所提出的“中国式民主”与以往民主化路径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首先，中国已经开始将民主视为一种“超级的普世价值”而不是阶级统治的一种类型。其次，中国要求建立的民主制度与之前的人民民主制度——以中共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础——相同。中国政府认为建立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基础上的民主不会成为中国的选择。第三，中国通过以下方式努力贯彻更为有效、基础更为广阔的法治：在各领域扩展选举，加强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管理，加强人民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综上所述，胡温政府提出中国式民主并不是为了寻求一种可以替代西方式民主或现存人民民主模式的新型民主模式，它只不过是中共领导的治理结构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会解决改革后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

四、民主发展历程和中国式民主

对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式民主的特征提供重要帮助。这样的分析将使我们可以对共产党将会向什么方向领导中国民主化运动作出预测。

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提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一通过实现党内民主从而发展社会民主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政策目标，它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重申。

一些中国学者呼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从而实现社会的民主化，他们给出了三大理由。第一，从中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民主化都应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他们认为，在历史层面，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现实层面，中国所有政治进程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还认为，只有实现党内民主，才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所有的政治活动并且对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共在领导民主化方面有着很大优势，因为共产党的结构广布全国，组织化程度较高且根深蒂固。

第二，历史和社会条件、国家目标以及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主传统十分薄弱，而且至今没有形成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方面，除了中国共产党，其他的任何实体——例如公民社会——都很难做到。因此，他们认为，完全有必要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

第三，从党的角度看，党内民主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系统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中共对人民政治生活的领导有时是以其自身经历为基础的。这与中国对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民政治生活的看法密切相关。因此，党内民主与中国会如何确立民主精神、制度和传统密切相关。

讨论至此，很显然，中国必须走中国式民主道路并发展内在资源从而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先党内，再党外；先中央政府，再地方政府；先精英，再群众。一位中国学者曾指出，在现行政治制度框架下推动民主发展、通过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是实现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稳妥而积极的道路。

具体有哪些因素会带来党内民主？第17届党代会为推进党内民主，提出了以下任务：第一，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第二，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党委的决策机制以及党代会制度；第三，加强党内监督，实行党务公开。

一位中国学者为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以下建议：（1）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2）改善各级地方党委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制，让党委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3）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4）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5）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6）贯彻审计和检查党的干部的制度。

总之，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中国式民主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渐进而稳定地实现，由党内民主逐步过渡到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对于党内民主，有必要实现党的执政制度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完善党的领导，推行各项党内民主制度，建立党内监督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完善党的执政制度有关。

党内民主化的实现——包括党内民主制度和党的执政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化——会带来社会的民主化吗？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政府为社会民主化奠定更加广泛的基础，使党派之间的竞争合法化，并在党内精英之间实行程序民主，那么，防止中国走向西式民主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有些学者对于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持怀疑态度。虽然有些学者呼吁以党内民主促进党外民主，但是学者刘军宁认为，考虑到在中国实行多党民主的阻力太大，党内民主不可能转化为广泛的政治运动，它仍然只是共产党的一项策略。因此，为实现更广泛的政治改革而将党内民主作为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此外，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是两回事。他认为，尽管一些学者呼吁将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但由于党权的集中，中国很难走向更广泛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化进程与更为广泛的民主化不同，后者的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实体。因此，关于以党内民主促进更广泛社会民主的可能性的论点显得似乎很牵强。党内民主的支持者谈论的只不过是党的执政方式的变化，他们并没有提出关于在中国发展民主的任何观点，他说。

同时，一些批评党内民主理论的中国学者呼吁，通过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而推进民主化。他们认为，全国人大应行使国家权力，共产党应通过全国人大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因此，他们提出，全国人大的民主化将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基础。为此，他们为全国人大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鉴于中国在直接选举方面缺乏经验，而且人民群众要求直接选举，有必要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第二，有必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强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监督，将预算编制、审计和监督的权力移交给人大。第三，开会时辩论应该更多一些。作为民意机关，人大应该允许多种意见存在并相互竞争。

然而，如果把民主建设的领导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那么，中国应从根本上转变共产党领导原则和人大的角色。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履行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此外，评论家认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通过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来对全国人大代表进行监督是不太现实的。如果全国人大要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础来发挥作用，那么下面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对废除中共一元化领导这一问题进行更多辩论，弱化人大作为立法和监督机构的角色，通过定期的竞争性选举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人大制度的这些缺陷意味着，除了在中共领导下促进党内民主化从而逐步实现民主以外，已经没有其他替代性选择。

五、评价与展望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因此，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2005年发布的《民主》白皮书以及高层领导人的讲话都提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对民主产生了更多兴趣。但是，中国明确表示将会追求中国式民主，同时指出，不同民主模式适合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本研究分析了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评论，基于这种分析，本研究尝试分析中国式民主是否标志着一种新型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现存的人民民主模式——的出现。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中国领导人关于民主普世价值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对民主看法的改变。这些观点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会将民主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并且摒弃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的旧式定义。但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国仍然重视现存的民主框架——基础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强调各国民主制度的具体特点和中国式民主。中国仍然对西方式民主——以分权、多党制和高层领导人的自由选举为特征——持消极态度。就政治改革议程来说，中国正在推进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党内改革和提高政府效率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来促进民主化。这意味着，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正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治理结构——基于人民民主模式，这一治理结构可通过完善制度并且使治理方法趋于合理化从而提高效率——而不是大力开展全面民主改革。在优先推行党内民主化并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治理结构的同时，中国强调有必要监督共产党的领导，督促共产党稳妥地领导民主化进程。

归根到底，中国式民主理论呼吁的是执政管理结构的有效变革，它保持了人民民主的传统模式但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民主模式。在保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中国将以渐进而稳妥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这一点很明显。因此，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似乎体现共产党为了应对当前的政治改革压力，通过完善政治结构并使其管理合理化从而寻求一种新型的执政方式，它并未描绘出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未来方向的任何清晰蓝图。

这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中共利用中国式民主理论强调，共产党和人民是民主的建设者，民主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监督下才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打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民主化进程并实现政治改革，共产党对民主化进程进行严格控制。其次，到目前为止，尽管领导人多次发言，但是中共并没有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但充分体现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民主模式。共产党正要推动政治改革，将重心放在治理而不是民主化上面。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追求政治民主化，其民主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没有根本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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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主编的《中国式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中国式民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将于2011年初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正南 文 张曙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