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之中，热点纷呈；网络意见，众说纷纭。新闻事件往往纠结着事实的真伪、价值的判断，关注之所在常常又是争议之所在。如何辨明这些事件背后的是非、善恶、得失？价值多元的时代更需要新闻的多元阐释，方能求得最大限度的客观和公正。以这样的眼光盘点2010，我们发现网络一度热议的国际话题依然包裹着集体的非理性，有待再认识。
中国周边局势很严峻吗？
今年以来，中国周边频频出现新动向，比如泰国政局、缅甸大选形势，等等。尤其是3月份韩国“天安号”舰艇沉没以来，朝韩对立形势严峻，东北亚形势一度阴云密布。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傲慢论”和“中国威胁论”轮番炮制出炉，说什么中国“后院”起火了。一时间，好像东亚“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中国因“咄咄逼人”陷入外交“孤立”，中国周边国家担心害怕，“纷纷寻求”美国保护，美国又成了它们新的“保护神”了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这种舆论攻势，国内也出现一些跟风论调，“中国后院起火”似乎成为既定事实。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国并没有什么“后院”，也从来不想搞什么“后院”。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赞成“后院说”，也绝不会像某些美国人说的那样，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将像美国一样“无情地追逐世界霸权”。至于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矛盾，包括领土主权的争议，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地缘政治关系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分歧。中国同有关国家已经并将继续探讨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
至于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究其根源，有内因，也有深刻的外因。
首先，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化”与深陷“民主困境”； 国内经济社会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泰国的“保守派”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致政争不已。吉尔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动荡，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
其次，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西亚、南亚、中亚与东南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在此具有长期肆虐的“土壤”。
此外，西方大国加大介入，是诱发乱局的重要因素。东亚并没有“起火“，所谓的中国“后院”也没有起火，而是美国方面有人企图“放火”。早在去年11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时，闹剧就拉开了序幕。奥巴马当时明确宣布，他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美国要增强并继续保持在这一极其重要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年1月，国务卿希拉里拉开了第一幕。她在夏威夷一次政策性讲话中六次强调，美国要继续在这一地区发挥“传统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或“中心作用”。之后，美国借用韩国“天安号”沉没事件，从8月开始举行美韩大规模军演，成为这出闹剧的第二幕和续篇。
事实证明，东亚形势以及中国同东亚国家的关系早已今非昔比。“亚洲北约”那套过时的冷战思维，早吃不开了。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还因为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与“和谐周边”政策，平等待人，不搞对抗，使美国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傲慢论”的观点不攻自破。
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中国对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问题，重申自己的立场，告诫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应予尊重，不要侵犯，并不是什么“反应过度”，“刺激”美国，更不是什么“咄咄逼人”。东亚上空的月亮还是原来的月亮，星星还是原来的星星，只不过现在比过去更明亮了，难道为此就要人为地用大片乌云去遮盖吗？
东亚国家也不会为美国欺骗性的战略图谋所惑，最近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就在南海问题上给美国泼了一瓢冷水。8月，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公开称，解决南海争端无需美国或第三方协助。同样，在8月份澳大利亚大选之前进行的辩论会上，针对南海问题，澳大利亚朝野在激辩外交政策之余却不约而同地“倒向中国”，希望通过双边机制来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要主导世界的老毛病同东亚国家联合自强以及中国兴起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东盟国家需要美国的合作，甚至某种大国力量的平衡，但无意在南海问题上追随美国。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应该看清闹剧的本质，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千万不要中了别人的激将法和离间计，也不要跟着美国媒体刺激性舆论转，感情用事，浮躁上当。所谓美国已形成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不过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们需要警惕，但无需过虑。
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周边是首要”的意识，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统筹周边外交与沿边地区的发展稳定，有效化解周边动荡风险，妥善因应大国地缘角逐。不过，“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已经遭遇挑战，中国不可能再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样具有稳步拓展的机遇期。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可能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摩擦会有所增大。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对是错？
在争议声中，我国连续4个月增持美国国债，今年10月份比9月份多增持233亿美元，同时也是2009年8月份以来单月增持美国国债最多的月份。至此，我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规模扩大至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达9068亿美元，继续维持美国国债最大的境外持有者身份。
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认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但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最大债权国。”
做美国“头号债主”，无疑存在巨大的风险。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国掌握印钞权，如此庞大的美元投资，显然会令中国的外汇储备陷入身不由己的巨大风险：不论是投资者对美国债券丧失信心，或美国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发行新债，从而导致债券价值“稀释”，都会令中国财富缩水；而一旦美国祭起其屡试不爽的“印钞大法”，人为制造美元贬值，以转嫁自身经济和金融危机，最大债主中国自然首当其冲。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一趋势仍在扩大：一方面，美国为筹集救市资金，还在不断发行新债；另一方面，中国虽抱怨不断，却仍然一再增持国债，而美国则在抱怨“借中国的钱太多”同时，又不断派出要员，游说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国债，从希拉里到佩洛西，再到盖特纳，他们此前对中国的态度、立场相去悬隔，但轮番来华，却无不用温和的口吻重复同样的话：再买些美国国债吧，这是最安全、最实惠的投资。事实上，美国国债回报率不断下跌，仅较日元稍高。
但是，中国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如继续买入美元国债，从经济角度上看，将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因为美国国债回报低；但如果停止购买，甚至沽出的话，美元就会进一步贬值，中国同样损失惨重，即所谓“买又能惨，不买又能惨“！
专家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环境下，尽管面临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增持美国国债仍然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没有办法”的“最好”选择。相比于日本政府债券或欧洲政府债券而言，虽然美国财务状况令人担忧，但美国国债依然是各种债券级别中最高的一种，是相对安全的避难所，美国国债不仅是中国，也是其他国家的优先选择。日本近几个月来也净买入大量美国国债，10月份日本仍是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者，持有规模从9月份的8646亿美元提高至8774亿美元。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的主因，就是因为其着眼点并不放在投资的利息率上，而是希望稳定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借此保护国家的出口业。
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控制好自身外汇储备规模。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需要国家对其持有的最佳外汇规模进行评估和测算，以把握好外汇储备的程度，以及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等都需要适度。
在国际上，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废除美元的一家独大；在国内，改变现有分配模式，实现“藏富于民”，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但这需要时间。从近期看，利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对资金的需求，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后，中美事实上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之中这些便利条件，充分运用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争取“大债主”应有的利益和保证，是较为现实的。
中日关系走向何方？
2010年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罕见的大起大落。总体来说，以9月份钓鱼岛撞船事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年高层交互频繁，经贸往来持续；9月之后，中日关系风云变色，改善乏力。
中国船长被释回国之后，中日之间虽然屡有示好之意，却总是难以突破外交的“僵局”。这对有着历史积怨、关系极其复杂的中日两国来说可谓旧恨未消，又添新怨。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又互为一衣带水的邻国，究竟走向何方?
中日关系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首相小泉公开参拜靖国神社而进入冷冻期。随着小泉时代的终结，中日双方一度积极共同努力，关系迅速回暖，并在鸠山成为首相后达到高潮。这个时期，至少中日双方还有一定的期待和幻想，认为双方仍然可以开辟一条睦邻友好、共荣、共赢的互利之路。然而，鸠山新政不过八个月就夭折了，至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钓鱼岛风波让中日关系瞬间由百花竞放的暖春跌入萧瑟肃杀的寒冬，仅仅十七天就打回到小泉时代。
过去，类似的钓鱼岛冲突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解决（2004年3月发生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事件时，日方并未将这7名中国人移送到检察厅，而是将这7人强制遣返）。这自然将中国逼入墙角，不得不强烈反制，最终令日本屈服。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是选择对日示好，还是捍卫国家利益呢？如果说过去“虚”的问题还有可能让步，事涉“实”的国家利益，则绝无妥协的可能。这一次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冲突中全力以赴，就是明证。最后，日本借口中日关系而放人，实是中方的报复打到痛处，否则真要是为了中日关系大局，何必当初？
但这次紧锣密鼓的外交角力并未由此风息浪止，相反似乎后患无穷：日本执政当局面临舆论和反对党的强大问责压力，中国政府则同样面临空前的民意压力，两国民众则似乎都颇不解气，高层更显得余怒未消。人们原本以为中日关系会随着日本方面释放渔船船长而迅速转圜，殊不知此后事态竟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两国防长之间的“电梯外交”、政府首脑之间的“走廊外交”，抑或是此后胡锦涛主席赴日出席八国峰会等多边外交活动与菅直人会面，均难掩高层交互的牵强和冷清。
此时的中日关系敏感而脆弱，原本需要良好的外部氛围来小心翼翼地呵护，以实现早日趋稳回暖。然而，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两国尚未找到打破僵局的良机，一场韩朝延坪岛炮击又将两国关系回暖的日期逼退得遥遥无期。朝鲜半岛局势的骤然紧张，导致日本一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军事安全上对华的警惕防范，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双方在半岛局势上的不合拍甚至矛盾分歧。在此氛围下，中日关系只能在冰冷的僵持中跨国2010年。日本内阁府的年末舆论调查结果进一步映证了这种冰冷的僵持：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仅占20.0%，比上年下降了18.5个百分点，创下了1978年实施该调查以来的新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者高达77.8%，增加了19.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
此次风波虽然主要源于日方严重误判形势，但瞬间使中国激发出让日本和整个西方惊诧的反制，随后近3个月里不仅余波难平，而且短期内似乎回暖无望，除了中日政治安全互信依然十分脆弱这一原因外，更因归罪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美国。钓鱼岛风波发生于日美关系修复升温之际，由日本新内阁中亲美少壮派前原诚司外相一手策划导演，又在美国因素隐隐约约地作用下得以解决，随后又在朝鲜半岛局势趋紧后美日韩系列军事演习中余波不断，无不凸显出中日关系仍未摆脱美国这一强大锚链的牵引：中日关系上升时，日美关系则趋于冷淡甚至出现裂痕；日美关系趋于修复和升温时，中日关系则裹足不前甚至风波不断、急转直下；中美日三角交互决定了中日关系走向，尤其是中美竞合关系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现状。
即便如此，观察者仍对两国关系的止跌回升抱以期待：刚刚经历一场紧张剧烈对峙之后，恢复友好热络似乎的确需要假以时日。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要真正走上全面、深入、可持续地友好合作的健康大道，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于中日关系，我们只需把握一点就好：则两利，恶则两害。
“中国模式”存在吗？
“中国模式”已成当下国内外人士谈论的一大热门话题，各方观点见仁见智。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的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那么，果真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
总体上看，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他们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概括地说，尽管他们对“中国模式”作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
与此相对，第二种观点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他们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桔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他们看来，桔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桔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桔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是过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日前接记者专访时说，“我不用‘中国模式’ ，因为‘模式’往往是固定化的；我用‘中国道路’，因为它更容易博采众长。”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走出的道路，不仅借鉴了外国经验，也吸收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是“谁有优点就学谁”。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介这所房子？
“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它来源于对中国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自己进一步的实践，并对别人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这种模式和经验，区别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又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区别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使用“中国模式”这个反映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和过程的真实概念。
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模式，例如文献资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还有诸如习惯上被称为“自由主义模式”的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被称为“苏东模式”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叫做“中国模式”呢？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错，“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为“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历过并且正经历着由不甚成熟，到比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如果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国模式”，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尚有的不足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向何处去？
2010年，俄罗斯努力推进“经济外交”战略，探讨安全合作新路，与西方主要国家互动频繁。“合作”一词，成为这一年俄与西方关系发展的主基调。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过去一年，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有所加强，但总的来说外交姿态多于实际行动。由于双方长期互不信任，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俄罗斯一方面积极与西方接触，一方面仍保持高度谨慎。双方在战略上以及现实利益上的博弈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美俄关系：有拓展 有龃龉
这一年，美俄关系在去年“重启”之后进一步改善，双边合作的主题正在从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拓展。
今年２月，俄罗斯出台了新外交构想，其核心内容是由防堵西方挤压俄地缘政治空间转向重点借助西方实现自身现代化，并对美国借重增加。在这一新构想指导下，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对美国采取了比较配合的态度。奥巴马政府今年则继续推进美俄合作，以期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不断改善的政治关系为俄美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可能。今年，美俄领导人都表示，要使两国关系超越安全主题，深化两国经贸关系。
6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首次正式访美。梅德韦杰夫决定重新向从今年年初起被禁止进口的美国家禽开放俄罗斯市场，并宣布从美国购买总值达40亿美元的50架波音客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则高调宣称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10月，美俄双方确认两国已结束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
俄总统访美后不久曝出的美俄间谍风波，是今年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插曲。不过，这场号称“冷战后美俄间最大规模的”间谍风波很快平息下来。从双方淡化处理此事的态度和做法来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对抗意图明显下降。
不过，也应当看到，俄美在安全领域的战略矛盾并未消除，在北约东扩、与独联体其他国家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依旧对立。
俄欧关系：有动力 有掣肘
这一年，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方面，俄欧关系都有新的进展，但分歧也显而易见。
在经济方面，俄欧峰会６月在俄罗斯举行。双方宣布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进一步强化俄欧合作。俄总理普京11月在访问德国前夕向欧盟提出扩大务实合作“路线图”，为俄欧发展经济合作关系制订长远规划，提议双方建立一个和谐经济共同体，以便将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１２月，欧盟与俄罗斯正式签署了支持俄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使俄终于看到“入世”的亮光。这一年被俄分析人士称为俄欧关系“最甜蜜的一年”。
俄欧经济关系迈出新的步伐，是双方共同的需要。对于俄罗斯来说，在经济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与欧盟国家结成“现代化联盟”，以吸引欧盟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对欧盟国家来说，其对俄罗斯的能源和资源依赖程度很高，要保障自身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安全，就必须同俄罗斯展开合作。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差异很大，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合作方面受到种种掣肘。特别是要实现建立俄罗斯－欧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安全方面，包含众多欧洲国家的北约和俄罗斯都表明了改善关系的新意愿。
11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里斯本召开峰会，批准了北约战略新概念，其中明确表示，北约希望与俄罗斯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北约采取主动与俄罗斯合作的姿态，表示将共建覆盖欧洲的“安全屋顶”作为建立北约－俄罗斯伙伴关系的重要一环。对此，俄方作出积极回应，同意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与北约展开合作，并将商讨在领土导弹防御系统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俄方还同意拓展北约途经俄境内通往阿富汗的运输线。
然而，由于存在战略利益分歧，彼此缺乏真正互信，俄罗斯与北约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目前还仅限于表层。俄罗斯一直希望并致力于改变目前由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梅德韦杰夫总统于2009年11月提出新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时至今日仍没有得到北约成员国的积极响应。
美国能从反恐战争中脱身吗？
今年8月31日，奥巴马正式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已经结束，伊拉克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奥巴马政府已经制定了2011年7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
一时间，美国脱出“反恐”战争的言论甚嚣尘上。那么，美国真的会从“反恐”战争中脱身吗？恐怕很难！美国结束在上述两国的军事行动绝非是全面撤出，美国势必会竭力保留影响力以获取战略利益，这必然会为两国的重建进程增添新的变数。面对日益扩散的恐怖势力，美国的反恐战争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
为何从伊拉克抽身
尽管奥巴马用了“进展”、“成功”等词汇阐述伊拉克战争，但是，在结束对伊军事行动上，美国更像一个失败者。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伊扶植亲美政权、实现稳定和繁荣、避免其成为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亡人数近4500、受伤人数过3万、战争耗资近8000亿美元，伊拉克至今仍然一片混乱，目标遥不可及。那么，美军战斗部队从伊拉克抽身而退目的何在？
首先，兑现承诺，为中期选举赢得民意支持。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利用了大部分美国人反对伊战的情绪，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将尽快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为他成功当选加分不少。美国会11月即将举行中期选举，奥巴马希望通过此举为自己和民主党挽回支持率，重新唤起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其次，可以实现反恐重心东移，为打胜阿富汗战争奠定基础。奥巴马上任以来，逐步将反恐战争的重心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结束在伊战斗任务将使美对活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实施更有效的打击。
美国在阿富汗实施的是“以进谋退”的策略。2009年3月，奥巴马政府公布反恐新战略，大力向阿增兵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2月1日，奥巴马宣布阿富汗战略调整方案，在增兵同时突出了“退出”，计划2011年7月开始逐步从阿撤军。然而，反恐新战略已实施一年有余，美军伤亡人数持续攀升，阿富汗安全局势不断恶化。6月下旬，驻阿美军司令官麦克里斯特尔被免职，意味着该战略受挫，美国计划对阿反恐政策进行新一轮调整，拟通过军事压力、物资援助和政治橄榄枝三种手段结合，试图促使塔利班“归顺”。美国的这种转变是对前期政策的修正，其目的是尽快获胜以求脱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反战压力不断增强，无论美军能否取得预期目标，都会像在伊拉克一样按计划从阿“退出”。
控制亚太地区才是主要目的
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重新构筑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结束，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无休无止，美国付出了5700余名军人的生命和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费，却迟迟无法脱身。这两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无法承受之重，国内反战声音高涨，执政党内部分歧严重。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可以提高政府的威望和支持率、弥合内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此举符合美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是美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体现和结果。
主宰世界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自2000年至2009年，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两场战争的拖累下持续低迷，堪称“地狱的十年”。目前，美国债务高达13万亿美元，“已成为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的重大威胁”。奥巴马认为，经济是美国实力的源泉，经济的成功对于美国保持海外影响力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把推动经济增长和扭转财政状况作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任务。今年1月底，奥巴马在首份国情咨文中把解救经济困境作为主题，同时对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充满忧虑，这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5月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重建经济作为其最优先的任务之一。报告还放弃了反恐战争的说法和“先发制人”的基石，并将本土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首要问题之一。由此可见，美国在反恐战场上的收缩与奥巴马政府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改变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无论奥巴马政府采取何种手段，美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不会改变，仍然是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美国希望尽快从反恐战争中脱身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实现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增加在地缘竞争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力度，以进一步增强在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认为，恐怖主义的存在并不能撼动美国的霸权地位，新兴国家崛起才是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威胁。
残局无法收拾，反恐形势更趋复杂
美国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始作俑者，长达数年的战争对这两个国家造成的破坏无法估量。
在伊拉克，美国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治重建举步维艰，大选结束已5个多月，但各党派仍没有就组成新政府达成妥协；安全形势仍然严峻，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密集发生，特别是美撤军意图提前透露后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今年7月袭击和暴力事件造成535人死亡，为2008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美军撤出后，伊拉克政府无法控制政治和安全局势，混乱局面难以避免。
在阿富汗，安全形势加速恶化，情况更不容乐观。塔利班武装的势力和影响继续扩大，政府仅控制全国20%～25%的地区，离开美军的支持就无法生存；各类暴力事件有增无减，2009年阿反政府武装共实施了3170起自杀式袭击或路边炸弹袭击，比2008年增加50%以上，而今年7月美军死亡人数达到63人，创下阿富汗战争开战以来最高纪录。截至8月31日，已有323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丧生，超过去年全年的317人。阿富汗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伊拉克，美军灰头土脸离开的命运恐难改变，阿富汗混乱延续几成定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结束在上述两国的军事行动绝非是全面撤出，将会竭力保留影响力以获取战略利益，这必然会为两国的重建进程增添新的变数。
与此同时，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也将借机扩大地盘，在更广泛范围内建立新据点。今年7月底，也门境内“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军事指挥官在网络上公布一段录音，扬言要在也门南部建立军事政权。在非洲大陆，以“基地”组织为首的恐怖势力汇聚于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尼日尔等国的荒漠地带，通过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及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等活动建立新的据点。随着恐怖势力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不断与其他区域势力相结合，反恐行动的目标将趋于多元化，反恐形势将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