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人不好绝望,但也不可乱希望

——读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6 次 更新时间:2010-12-16 1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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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他爱妻的病笃,他小孩的被歧视,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与他的陌路……,季公也有与人同悲共喜的人情之常,因此,他也欢欣于绿鸟的来临,以及它为病妻带来的快乐──凡此,都是季公和他人近似之处。但差别是,他从来不曾盲目地希望、盲目地寄托,一如陈老师所展现的状态。别忘记,是季老首先不以物喜,不乱投射希望地指出:「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牠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也要看到,是季老不以己悲地向陈老师说明,他并不期望下一代要肖己。当一切都已绝望,只依稀尚存「有后」之念的陈老师,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季氏小童,安慰或客套地对季公说他小孩像他,也像他母亲,季公则斩然地说: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母亲罢。一切的诅咒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诅咒,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2:26)

  陈老师在他的空虚的人生中,陈妻在她的面具下,季妻在她的受诅咒的婚姻之下,都是发着这个时代的病,受着这个时代的苦的人,他(她)们都因这只绿鸟的神秘出现,感受到一种希望与悸动,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莫名的追求与向往。希望是虚幻的。只有季公知道希望之瞬乎的,绿鸟是终将枯萎的。这些曾对绿鸟抱之以希望的,都将身死或是心死。唯独季老以其清醒的爱与敬,面对绿鸟福音的不可恃。季公要下一代不要走先人的老路,谁也不要像,要走出自己的路。绝望也是虚幻的。

  但季老这样子清醒地面对未来时,也还是觳觫于那象征死亡与寂静的竹花正在怒开着。酷似〈祖父和伞〉的「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1:83)结局,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也以「──季家的竹花,也真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收场。

  

  4 一个扣住历史与作者的大胆解读

  

  如果〈祖父和伞〉是一个政治寓言,而「雨」暗喻了白色恐怖的天地蒙蒙,[8]那么,〈一绿色之候鸟〉的竹花呢?仅抽象地象征死亡和寂灭吗?似乎不止。但我们的解释如果往前跨一步,如同〈祖父和伞〉,指出「竹花」暗喻了岛屿上的反动高压政治,那么困难就出现了。在〈祖父和伞〉里,霏霏淫雨对应的是一个意欲有所伸、有所为的左翼男性青年,这个对应关系说得通。那么,在〈一绿色之候鸟〉里,这个对应是什么呢?肃煞的镇压在这里似乎少了一个主体上的对应,难道只是对应一个想出国「远足」的陈老师?

  我努力看看这样说是否比较通。绿鸟,之于陈老师,不再只是关于他自己的被「国」与「家」所限制的想远足的「自由」的一个安慰讯息,而是某种超乎身家的社会集体性的「希望」现身于这个岛屿了。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著名剧作《青鸟》,将一只传说中的青鸟比喻成一种救赎的「希望」。陈映真或许也想到过这个典故。小说里,赵公有一回就直接指谓这只「绿色的候鸟」为“blue bird”(2:11)。那么,我们不妨把这只blue bird所代表的希望予以政治化,从而以一政治寓言的感觉阅读这篇小说。

  在特定的政治寓言阅读中,「一绿色之候鸟」代表了六0年代某些知识分子反传统、追求现代自由民主的外显希望,以及打倒国民党的秘密欲望。因此,「陈老师」就不只是一个老想去美国、向往个人自由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不那么只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在第三世界里,将「现代」对立于「传统」,以后者为必须全盘取消之物的「第三世界自由主义者」。「陈老师」是一个共名,其先导可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否定传统的现代启蒙者。而赵公以其五四末流、前费边自由主义者的敏感,当然不难体会年轻的陈老师的政治感觉,他在陈老师身上依稀看到自己的当年,从而不免惺惺相惜,在教师休息室里也就只有他还会降下身段招呼陈讲师。但赵公的心志旷废已久,也只把六0年代初的自由主义的言论运动看成一个聊供旁观的骚动而已,他自己早已都无所谓了,只能兀自耗费于麻将武侠。

  民初五四运动的启蒙大师是左右翼都有,但1949年后随国府撤退来台的五四、五四晚期或后五四人物,则因为明显原因,都是右翼,例如胡适与殷海光,用心所在是文化的现代化,而由于他们对欧美宪政的倾心,现代化的核心又落在政治的现代化。在他们的政治现代化改革议程中,「现代」和「传统」被概念化为对立两极,前者是光明之未来,而后者则积淀了专制政治与思想的千年糟粕、黑暗,与无知。它们像是各种陈痾固疾,盘绕扭结于民族有机体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地传递下来。若要打破这个肮脏一如梅毒的遗传,必须要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态度。这应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那么地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原因,而关键或许并非在女性主义上头。而《群鬼》更是易卜生将批判矛头直接锁定于「传统」、「恶病」与「遗传」的一个作品,而恰恰《群鬼》就是陈老师在听说赵公的疯狂「与淋病有关」时,[9]所飘然入其脑际的意象。陈老师还跟着易卜生问:赵公在临死之前是否也会喊着「太阳!太阳!」呢?这些蛛丝马迹或许可能够支持我的判断:「陈老师」所代表的是六0年代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群体。当然,这个判断有其前提: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者,他用一个典,引一句诗,都是某种深思的结果,而非为了吊书袋。

  但我把「绿鸟」视为自由主义福音,把「陈老师」视为六0年代初台湾的西化自由主义者的共名,还有更为切近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1960年,由流亡到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所筹办,而为岛内唯一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自由中国》杂志,因为踩到政治红线(即,组党与反对蒋介石连任)而被停刊。其后,这个阵地移转到《文星》杂志。1961年,《文星》在李敖的主导下成为了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火炮阵,而攻击的台面目标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新)儒家,但国民党应是沛公。翌年在《文星》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当然也不是一场纯粹思想层次上的论争;在李敖这边,很清楚的是以自由主义现代化姿态批判反动国民党政权的道统与老人政治;李敖于1963年出版了一时纸贵的《传统下的独白》。稍早,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孔孟学会成立,《孔孟学刊》也创刊了。1962年之后,一直到1965年被迫停刊,四十多期的《文星》,在殷海光等人的支持下,一时成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公开的或隐藏的),所热切注目的焦点与一时之希望,其关于人权、民主、法治、教育……诸多问题的针砭讨论,也对国民党的一言堂发生了一定的挑战作用,而带来了些许新鲜空气与生命气息;在五0年代的茫茫白色恐怖后,终于看到了一点绿意(绿竹、绿鸟)在人间了。

  这个时代背景却不得不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1960年代上半叶,仅仅比李敖小两岁,但思想却又无比早熟的左翼青年陈映真,要如何理解《文星》现象,如何清理出他自己和李敖、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的差异?对青年陈映真而言,这肯定很困难。在那个年代,殷李等人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因此,陈映真无法不把他们当成反国民党这条路上的「同行者」。但,陈映真却总又孤独地发现他和他们之间却又是很不同,可以在某一段道路上暂时同行,但绝非同志。如果说,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总是有的放矢,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时代问题,以及总是这个有针对性的焦虑与求索的反映与结果,那么陈映真是否曾对六0年代初的这个自由主义现代派风云有所思考有所响应呢?有,我认为就是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以下是我的进一步说明。

  「据说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2:17)──这是季老对绿鸟的判断陈述。但这个陈述很是怪异,一种像候鸟这般的高等物种,如何可以说是在「最近一个世纪来」「繁殖起来的」?而且还「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这更让人费解,什么鸟这么厉害,每天都不停地飞的话,一天也要飞上个上万哩,才能达到这个数(就当是三百六十五万哩好了)。陈映真的写作一般来说都颇精审,为何会透过一张专业、诚恳的季公之嘴,说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实」呢?这让我不禁怀疑,陈映真这是把「反事实」明摆出来,让所谓「一绿色之候鸟」无法不成为一个象征,而且所象征的是上世纪(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来自北半球欧美的自由主义。美国全年无休地在全世界传播其「自由」(相对「共产」或「奴役」)福音,这才是「每年都要做个几百万哩的旅渡」嘛!

  陈映真和他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同路的自由派之间的差异在哪儿?左右之分自是清楚易察。对于左翼青年陈映真,他的左翼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义平等的、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的世界,而阶级、反帝与人民,则是思想与运动所关注的核心。特就文学艺术而言,他反对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抽象表现主义,企图将文学与人间深刻联系起来,「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0]虽说这个反映不是机械的……。对这样的一个思想者,自由主义的眼界与关心,用最善意的话语说(也就是还不用揣度他们的阶级立场与利害意识),委实太局限了,胸怀中没有解放的目标,方法上没有整体的与历史的视野,只把目光近视地局限在岛屿上的「自由」、「人权」等范畴。[11]

  因此,青年陈映真和他当代的「自由派」朋友们的差异,除了有左右之分,还有大小之异。自由派的朋友们在六0年代初,就已经把「中国」切割于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打压,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共产中国本就是一个更专制更极权,其实更传统的古老亚细亚。对这些大多是外省人的自由派而言,某爱故乡,某有中夜难寐之怀思,但吾更爱真理,而真理者新兴美利坚也。反倒是对本省人、左翼青年陈映真而言,在岛屿上思考,必然意味在全中国思考,而「在中国思考」并不只有一个地理意义而已,而意味着要找出一条自尊自重,改革自己,但也不意味要变成他人的前途路径──而这应该是没有成法的。换句话说,不论是西方的现成自由主义,甚或是现成社会主义,都不是我们的现成的希望。我们不该把我们自己的复制得来的价值或期望,再复制到下一代,因为──「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中国要走出他自己的路。

  但当陈映真的思维一旦进入到这个层次──而我坚信如此,他将面临一个关卡问题:如何理解、面对中国传统?这是一个于自由主义者所不必处理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他们便宜取消了。因此,陈映真与他们的区别除了「左右之分」、「大小之异」之外,还在「今古之辨」这个问题上。当然,陈映真如果是只自安于一种教条的左翼传统中,似乎也将不免和自由主义采同一面对传统的姿态,但我们却看到左翼思考者陈映真的彷徨,以及他在彷徨中所难免显现的踌躇失语或困惑难言。而如今看来,恰是这个彷徨态度,反而是陈映真和当代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最核心差异,或可称之为「对传统的暧昧难决」。就像宗教作为传统的载体之一,于陈映真,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可取消的,陈映真对「中国传统」其实也是一样暧昧难决的。他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不孔曰孟曰,但这不代表他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大众的传统的自丑,也不代表他在「传统派」与「自由派」的战斗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缘故,一定是站在后者的,因为陈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乡生活,要成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绝望。反而,吊诡地,他有时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来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对主体的历史构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种强野之气。我想起了鲁迅的名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而我也相信,陈映真对「传统」的态度,应当可以「火中取栗」来形容。而一袭蓝长衫的动物学教授「季老」,结合了清醒的现代理性与敦厚的传统文化的复杂形象,应让我们看到陈映真企图超越中西文化论战两造的尝试。

  这个时为台北强恕中学的27岁英文老师的陈映真「陈老师」,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当然有心批判那个没有任何理想与希望,只知道压迫异己,拿传统为遮羞布,让大地生机为之萧瑟死寂的虚无主义国民党政权,但也许更有意于指出两个更深刻的道理:一、一种思想或是政治运动,如果失去了爱人的能力,那终将归于虚无,不管是人道主义、费边主义、自由主义,甚或社会主义,而爱人能不首先知道如何爱己吗?二、一个鲁迅早就指出的道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2]人必须要宝爱着敬己爱人的能力,头脑清醒地,不盲目依傍地,走出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下,季公打破同一性逻辑,把「一绿色之候鸟」就视为「一绿色之候鸟」,不多,也不少,是一个解放的态度。因此,这篇小说有了一个复杂的缠绕:出入于象征主义。小说里凡是将「绿鸟」视为希望或福音「象征」的都将死灭。而季公给我们的教训则是:第三世界改革者必须先学会敬己爱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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