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人不好绝望,但也不可乱希望

——读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6 次 更新时间:2010-12-16 1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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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陈老师遇见了让他投射出廉价的物喜己悲之情的绿鸟。

  这个陈老师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作者的身影──但我怀疑这是陈映真对读者所开的一个玩笑,他要故布疑阵,请粗心的「索隐」读者入瓮,以为这个陈老师的「我」是作者的自况,但其实却正是作者所要批判的外部对象。这种「假的把自己包括近来」的作法,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应是不曾出现过的,例如,翌年发表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主人公陈哲就不是「故布疑阵」,而真的是有很浓重的作者自指成分。陈映真何以如此做?我认为,是因为陈映真在这篇小说里所讨论的问题所批判的对象是高度敏感的,而他感到有必要做更多的掩护伪装。至于为何是「高度敏感」,那就和本文最后一节所作的「特殊性的」政治解读有密切关系了。

  回到此时的陈映真,他二十六、七岁,在台北的某中学教英文,因为工作和志向无关,他肯定也曾在台北的无边雨季中愁黯着……。天地之大,愁雨为笼,陈映真在四年前一篇小说〈祖父和伞〉里,也描写了一个不甘于无所作为但却近于心力皆乏的青年。在这种身心状态中,雨成为了让人动弹不得的重重黏丝。那篇小说最后,主人公虽力图振作,但仍以「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终曲。相较于〈祖父和伞〉里的主人公是一左翼青年,多少有作者的灵魂自传的况味,〈一绿色之候鸟〉的「我」(即陈老师)则和作者当时的心志状态颇相径庭。我难以想象青年陈映真的人生目标是去美国,但陈老师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去不成,他就顺势一瘫,「索性结了婚」,乏味地「活着」,但心里仍漫漫地浮想着「出去」。于是,小说一开头就描述了正在准备教案的陈老师,对他正在准备的一篇Stevenson有关远足的文章「不耐得很」,乃至后来竟「憎厌得很」。(2:1-2)。现在上网容易,我2009年陈映真课的同学很快就把这篇名为Walking Tours的文章给抓下来了,不但有英文原文还有甚佳的无名翻译(如附件一)。

  之前,我们已经知道陈老师因为对出国绝了望,才使得原先有滋、有味、有黄金屋、有颜如玉的英文,如今成了一块啃之再三的鸡肋。但唯有读了这篇散文,我们才更了解何以陈老师会特别对这篇文章从「不耐」升级到「厌憎」,因为它是个十足惹人厌的「挑衅者」,在囚犯面前大侃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这篇〈远足〉絮絮叨叨的就是「出游」,而且是「独自出游」。远足「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西或东,无所拘束」。而且不但「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而且也切忌「陷入思维之中」,因为这将使远足得不到它的最高价值:「难以言诠的安祥宁静」。

  因此,陈老师厌憎这篇英散文,并非因为内容让他反感,而是因为让他垂涎。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从人之所欲我们可以约略反窥其人。透过史蒂文森这篇文章,我们知道陈老师的欲望与人格状态:离开此地、无拘无束的自由、个体最大、他者是地狱,古今之人谁也别来烦我……。这里展现了一种在六0年代高压政治压迫下的一种非社会性的、去政治化的个人追求:生活在他乡。但这个追求对很多人而言,毕竟是个不可能的梦想,从而现实就如同附身之梦魇一般。由于嗜欲深重,凡所见所思所梦,皆是挑衅引诱。

  因此,梦想到他乡的反面,就是凡属身边皆可憎。这当然不免也包括陈老师的「亲密关系」。于活在不真实的陈老师的眼中,他太太就活生生的是个假人,伪装、做作、计谋。陈老师经常对他太太有尖锐的陌生感,觉得枕边人竟彷佛是一张白油油的面具之后的不知为谁。陈妻似乎也真是工于心计的女子,以学英文为幌子把先生搞到手,婚前假惺惺地疼小孩子爱小动物,但婚后却换了一副面具……。于陈老师,这样的一种婚姻、这样的一个家,也是一只鸟笼。「家」对陈老师而言,不就是和一个戴着面具、演着表情、工于诡计的女人,进行着谓之夫妻的绑缚关系吗?妻是画皮,家是牢笼。

  自觉好比笼中鸟的陈老师,买了一只「北欧风」(台湾所能想象的最文明最浪漫最梦境的他乡?)的鸟笼给绿鸟,但绿鸟不食不鸣。某夜,在妻的好似建议的命令下,陈老师把笼门打开,任其自由,而此时,陈老师想到「漂泊了半生」的自己,竟然「为之凄然起来了」。当夜,以己悲的陈老师辗转难眠,「不住地想着一只空了的鸟笼;想着野猫的侵害;想着妻的面具般的脸」(2:7)。

  翌日清早,绿鸟竟然安然绻在敞着门的笼子里。这竟然使陈老师「感到一种隐密的大喜悦」(2:7)。且陈妻也附和着他的喜悦。昨夜才「以己悲」的陈老师,顿然「以物喜」。他当下应是这么感受的:绿鸟要是狠心飞走了,留他一个人在笼中,那就真得让人更「为之凄然」呢,而这本来注定要漂泊的绿鸟,竟然不走了,它认家了,它不再漂泊了。这不就是大自然(或神秘界)对我这个一直想要离去、想要远足、想要自由、厌嫌此「家」的可怜人儿的大安慰吗?陈老师对远足之文的厌憎,和对绿色之鸟的喜悦,应是出于同一原因。

  因此,「一绿色之候鸟」对赵公、对陈老师都无法只是「一绿色之候鸟」,而是肩负了于鸟而言过于沉重的情感意义──不论是绝望或是希望,悲哀或是喜悦。赵公的悲哀犹可说是时也命也,民族分断,故乡难归,理想荡然,终将老死他乡。但年轻的陈老师却不把故乡当故乡,不曾片刻想要安身立命于此时此地,一心只想生活在远方来日。缺少了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之上的「主体性」,那么,就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外物或神秘启示,而既然不敬其在己,徒然慕其在鸟,那当然鲜有不再度绝望者。陈老师的心死,以及季妻与陈妻的相继身死,皆可说是因那盲目的希望陡然幻灭之故。曾经,出现过那么一个瑞物,或发生过那么一件好事,给濒临绝望的男男女女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丝希望,带来了暂时的春暖花开鸟鸣,让濒死之人坐起来,使近死之心复阳,但旋即肃煞死寂之风起,将人摔回绝望之境,以终。

  

  3 绝望与希望均属荒谬:季公

  

  死,众人皆谓青年陈映真的小说于之独多。这是不错的,这篇小说就是死而不后已,乃至死死死连三死;季妻在绿鸟的相伴下,初而病情好转,稍后,死了,没多久,赵公疯了,稍后,死了,接着──「一个月后妻也忽然死了」(2:24)。赵公死得突然,陈妻的死则让读者更是如中埋伏。但陈映真故作惊人之笔,除了美学原因之外,有何意义吗?有,首先,我认为意义在于作者表达了他在六0年代中期的一种异常的愤懑与绝望;这个岛屿的一切都令他觉得无望,那么不如「一切都该自此死灭罢!」(1:15)。[4]其次,「死灭」还包括了对下一代的绝望。在这个岛屿上,赵公本就无后,如今陈妻死了,让陈老师夫妻的「后」(「未来」?)也绝了。别忘了,陈老师自己是无望了,但他一直还有一个朦胧但强烈的想头,那就是,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血胤──他当初决定结婚其实也是被未婚妻表现出好像喜欢小孩的样子给唬弄住了(2:4)。世人绝望时,总还有一个透过子孙来「存亡继绝」的「超越性」欲望,而陈映真把这条路也给封死了。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绿鸟所带来的希望破功了!陈妻本来是个自恋的画皮人,后来因为绿鸟的来临,以其为触媒,陈妻的自我有了重大改变,她「像小孩子一般」,对季妻日益的康健,「欢喜着、祝福着」。她说:「季太太好了,我们一定是好朋友。这样我在眷属区便不寂寞了」(2:19)。陈妻虽然改变了,但这个改变却是建立于一种外在奇迹、神奇象征(即绿鸟)之上,其基础也未免太单薄虚空了。因此,绿鸟一旦消失,这个环绕着它而成立的绿鸟俱乐部也就为之烟散了。这就是为何小说的结尾要来上那么一段季老与陈老师的关于「八日」的玄虚对话,季妻八天前死的,而那天正好也是绿鸟失踪之日。

  比这一串死亡还悲哀的是陈老师的「心死」,而「人谓之不死,奚益」(庄生语)!令人尤其悚然的是:人界的死亡凋蔽竟也有来自大自然界的「感应」。季妻绝命之刻,季家院子里的竹子开花了,「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竹子开花不寻常,一开就要成片的死,再也冒不出雨后春笋了。竹,别生笋了,人,也甭寄望下一代了。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一方天地。而不知与竹子开花、季妻之死有无关系,绿鸟竟也突然间芳踪杳渺了。绿鸟无端搅动一池死水让鯆鱼们生机乍现,但又无情地留下成片的死亡。难道它是瑶池的死亡特使?李商隐有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这当然是无稽之言。

  在一片死亡寂灭之中,唯有季公和他的孩子得救。为何?这是小说的关键。

  并不是所有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都废在赵公那样的一种绝望的生命状态中,至少季公就不是。陈老师所看到的季公,是个真诚、体贴、温文、庄重、羞怯,甚至动辄脸红的「穿着蓝长衫的瘦小的长者」(2:11-12)。季妻年纪小季公很多,是「下女收起来的」,不但他的儿子对此不能接受,且也不被这以道德伦理自矜的麻将武侠知识界所容,千夫所指下,被迫离开原教职,漂泊到而今这所大学。但季公因爱而勇,悠悠八卦之下,敬己爱人乐天。而他的夫人在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就「奇异地病倒了」,孩子交给南部的娘家养,[5]让小孩能在一个没有歧视的环境下快乐长大。季公对花草植物、动物,与人,有由衷的感情,尤其对长年卧病的夫人更是如此,多年来无怨无悔地伺候下不了床的病妻,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种得满园花木扶疏翠竹离离。

  小说里,季夫人,还有她小儿子,都不曾开口说过话,[6]凡是上场说过话的人之中,唯一活得真实的是季公。一个自然科学家,一般说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教英国文学的赵公那般的「人文素养」,也应该不像赵公,有什么人道主义、费边主义或是其它比较明晰的政治意识型态。这些虽然未必,但作者指季公为一「动物学教授」,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季公之所以为季公,与时下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毫无关连,季公的质,来自一种野的纯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野,所以他才能那样近乎原始的痛号哀哮。他有赵公所没有的超越省籍、阶级的爱人的能力──这是陈映真书写季公与季妻关系的用心所在,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诚恳、自敬、自重的人格与文化本源,他能自爱,而后爱人。但这个本源来自哪里呢?小说没有明示;他不是基督徒(如〈万商帝君〉里的Rita),或就此而言,任何意义的宗教徒,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

  那么,如何理解季公之所以为季公呢?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而我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范畴之外,别无蛛丝马迹可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某些因子对季公提出支持,使他在荒芜的、残忍的、无助的、歧视的境遇中,仍能自重爱人,穷,不及于滥。季公为自己在此时此地保养了一方救赎的心园──他不酸腐、嫉恨、犬儒、绝望,从而对人保持温润如玉的光泽善意。那么,这个「蛛丝马迹」表现在哪里呢?我的「证据」很单薄,因此我也不期望实证论者的同意。我甚至没有证据,只有提问:陈映真为何非得要这位自然科学的教授「穿着蓝长衫」(2:11)呢?更清楚地问:陈映真为什么要让这篇小说的唯一正面人物,在上场之前穿上这个象征传统的蓝长衫呢?我只能说,我不认为陈映真是瞎诌乱写的,也不认为他用这个服饰象征作为讽刺。的确在当时,「爱传统」的蒋介石也穿蓝长衫,「恶传统」的李敖也在「反串」蓝长衫,但这都不是陈映真的所指。陈映真是正面陈述季公的内心与外衣。

  对季公,陈映真描述得很细,而这些描述又都是以建立一个自爱爱人的形象为依归。好比,季公的「温文而又体贴」的「京片子」,「使这个健康显然不佳的老教授顿时显得庄重起来」(2:11)。[7]又好比季公的家居,「客厅摆设很简单,却一点儿也不粗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的」,有一种让人安静的「说不清楚的氛围」,还有一幅草书……(2:12)。这个对居家的描述,难道不和堕落的、绝望的赵公的亵乱卧室,形成强烈对比吗?难道我们还需要作者画蛇添足地强调季公不打麻将、不看武侠吗?

  回头看赵公,他的最大的不幸,因此不在于两岸分断,甚至也不在国民党对思想的打压,而在他对自己的绝望,以及和这个绝望共构同栖的对自我、对生活的完全放纵。他荒废了他的半亩心园,以致于自甘于一个完全没有真实感的人生,因此,他得不到自爱爱人的救赎。赵公是很明白他自己的无救的,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他毫无能为。因此,他特别能理解当季妻入殓时,季公的「单音阶的、绝望至极地的哀嚎」的意义。这个号泣,以及这个号泣后头的一种赤子仍存的人生状态,让赵公崇敬乃至羞愧。

  因此,季公是这篇表面近乎绝望的小说中,所密藏的救赎可能的唯一体现。季公并非没有苦痛,他被诅咒的婚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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