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重读陈映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3 次 更新时间:2010-12-16 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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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这也是非历史性的姿态。而我自己真正落实了这些已知的知识态度是到2008年,在关于陈映真的写作过程中,我才真正实践了这一方法论。

  以上就是我在写作陈映真过程中的“闭门造车”,或者说“土法炼钢”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即是论述者必须要谦逊,你不能带着一把理论大刀,以刀斧入山林一般地整理资料。论述者的姿态一定要降低,使对象有充分的时间、空间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到的“正襟危坐读小说”就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这种“正襟危坐”也有可能是用理论的先置概念来“正襟危坐”的,而这种方法太“我执”了,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认为“正襟危坐”既要有认真的态度,深入文本,不放过任何细节,但除此之外,也需要一点放松,能够在对象所规定的历史情境中找到“游于艺”的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将来可以持续下去。我想起《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对文惠君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个比喻其实很有方法论的意义。人面对需要了解的对象时,“目视”体现了作者、探索者位置的支配性,而“神遇”则比较像刚才所讲的“主客不相胜”。与我的笨功夫相对的方法是“巧”,“巧”是以一种省事便易的概念繁衍。虽然我在写作陈映真时,并不是每一篇小说的札记都能有所得,但确有几篇能让我产生与陈映真“神遇”的感觉,犹如隧道凿穿之时透出的光。在写作到达状态的时候,我甚至会梦到陈映真,在梦中与他拥抱,相拥痛哭,呵呵。

  我不敢说自己的理解一定对,但某些篇章确实有读“通”的感受。但有些篇还是觉得没读懂,比如《苹果树》。所以我想请教大家,这种方法是不是只适合于读某一特定小说家?还是说这个方法在其他文类也有一定的适用性。我自己大概是不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了,因为我从没有以後也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对陈映真的兴趣应该不会延伸到其他小说家。我对陈映真的兴趣是被他小说中丰沛的思想所牵引出来的,我自觉我并不是在写文学评论,我只是希望能把陈映真小说中的思想性发掘出来,虽然我必须得过文学这一关。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以这种方式来整理陈映真的短篇小说我认为是有效的呢。根本在于,陈映真小说不能以一种抽空方式,比如“作者已死”来读,以这种抽空的方式来理解陈映真是绝对滞碍的。要理解陈映真的小说,必须要去掌握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他在那一时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生活中面临了什么?必须了解这些才能明白陈映真写作小说的目的。第二是陈映真所面对的特定的历史问题是什么,小说家存在于历史。於是,我归纳了陈映真小说创作的三个维度,文本、作者与历史。这三个维度是高度缠绕的,而绝不能以文本作为单一对象,必须把文本跟作者、历史形成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即使是陈映真看起来最现代主义的小说,例如《祖父和伞》、《猎人之死》,和今天要讨论的《一绿色之候鸟》,甚至于陈映真的处女作,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芒的温馨小品《面摊》,其实都是架构在作者所感觉到的真实的历史与社会的情境之上的写作。他企图透过这些写作来面对他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自己的困扰、痛苦、挣扎、犹豫,所以陈映真的文学严格说起来是一个 “为己之文学”,这个“己”绝不是匹夫、自了汉,或者现代主义所经营出来的在现代情境中普遍孤独苍白、高度纤细的个体。这些个体都不是陈映真的“己”,他深刻地把“己”和“人”关联起来,“人”与“己”之间的维度非常内在于作者中。“己”不是自我,也不是陈映真本人,因此“为己之学”虽然与他有关,但又不关于他。所以我们思考小说中哪些关于他,哪些又不关于他,其实是挺有趣的问题。很多小说家的创作常常会涉及自己,以自己的经验烘托出叙事,例如小说家的家庭、童年、爱情等,但陈映真几乎从不写自己的经验,但这些小说却又不是与他无关。陈映真接受访问时常常会说“自己的事情不想讲”。但陈映真小说探讨的问题真的都是关乎天下大事、人类兴亡,抽离于一己之外的吗?不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男人都要当兵,很多作家都会写到自己当兵的经验,陈映真小说中自然也会有一些他的当兵经验折射出的东西,但他绝不会把自己的当兵经验直接表达出来。但这并不表示说当兵经验与陈映真无关。比如《凄惨的无言的嘴》讲一个大学即将毕业的青年精神病患在即将出院前的遭遇。我把小说家的创作与他的传记结合来读的时候,发现这篇小说写于他退伍不久。以我个人对军中的理解,陈映真写精神病院的许多模型其实来自于军队,军队与精神病院都是“全控机构”,而且普遍以为前者为正常,后者是不正常的。但陈映真小说所表达的是:看似正常的恰恰是不正常的,正常与不正常是相互穿透的。陈映真深入到精神病院的体系进行书写,我认为并不是他真正到过精神病院,而是因为他作为小说家,能够把他才经历过的服役经历作了一种升华的转化,把“军队”这一看似理性的非理性的制度转移为小说中的精神病院。另一例子是陈映真的七年牢狱经验,如果是一般作家,多半会“贩卖囚衣”,透过写狱中的点点滴滴来满足外界对监狱强烈的偷窥欲望。但陈映真对自己的坐牢经验则是只字不提。有一次私下聊天,陈映真也告诉了我们一些监狱中的野史、轶事,听的人哭笑不得。于是我们建议他把这些写出来,但陈映真摇摇头。他对个人的直接经验有一种“洁癖”,但这些经验真的与他的创作无关吗?不是,太有关了!陈映真在1980年后写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其实都是根据他七年牢狱中的经验体悟,以及与其他左翼先行者的互动,他在多年之后把监狱中学习的东西转化,处理他认为重要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因此他的“己”与历史、社会、人的缠绕度非常高,而且他不把“己”做小,不去直接谈那些及身的自己的问题。这是陈映真能够把自己养“大”的关键,我们都知道陈映真早慧,他20多岁就写出了《面摊》,30岁之前写了很多极优秀、肯定留在历史中的小说。我们在探索他小说中的思想内容时,时常会惊讶为什么在台湾那样一个没有师承、没有思想、没有伙伴的环境里,陈映真能够一个人去独立思索。说“独立”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他的外部环境也有一些特殊,比如他的邻居被逮捕,他到牯岭街遍寻跟社会主义有关的所谓“禁书”,他家庭的基督教信仰,很早接触到鲁迅等特殊的经历。虽然那时候陈映真很年轻,但承担却很重,所以小说创作是他所思索的一系列问题的自剖,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世界的剖析。反之,他进行批判的中期创作阶段表现的对世界的剖析也包含了“自剖”。陈映真的创作从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置之于小说之外,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鲁迅。我很庆幸自己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度接触了陈映真,进入到他的小说的大世界。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得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也唯有文学,才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思考宝藏。我以门外汉的身份向文学致敬。陈映真自己的书写历程可能就是一个证言罢,当他离开文学的岗位,转向论战文章、杂文写作时,他的思想往往就被他自己划地自限了,部分失去了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丰富和矛盾性。陈映真在小说中深入性、宗教、无政府主义、中国传统等危险水域,浪花四起精彩万分,但这些问题在他的论战文章中却几乎都不见踪迹。如果和鲁迅的杂文与小说的关系进行比较,陈映真和鲁迅的确很有不同之处。也许这是我以後可以继续思考的一个线索吧。关於我做陈映真的小说研究的缘起与方法的交代,就到此为止,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一绿色之候鸟》。

  

  (*赵刚:人不好绝望,但也不可乱希望 ——读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 http://www.aisixiang.com/tecncontrol/index.php)

  2010年9月24日(李孟舜根据讲亚洲文化论坛第54讲讲座录音整理,李娜校订,赵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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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文文学·台湾六十年代》II;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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