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5 次 更新时间:2010-12-14 1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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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立 (进入专栏)  

  

  在“先经济后政治”的条件下,两岸学者并没有中止有关政治难题的探讨,仍然努力为破解两岸政治定位的这一难题做出努力,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当然有利于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最终解决。但在目前条件下,双方仍然存在不少歧见与难点,本文着重讨论两岸之间已有的交集与差异,对进一步开展研讨、突破瓶颈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一、双方的共识与分歧

  两岸在政治定位方面最大的共识是双方都认同(一)两岸“非国与国关系”;(二)“不允许分裂”;(三)“九二共识”。用马英九的话说是:“两岸关系不是两个中国,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两岸的宪法都不允许分裂”。 “主权争议目前无法解决,可以暂时用‘九二共识’来处理。即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都可以接受,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

  两岸的分歧焦点集中在对“中华民国”的定位。台湾方面认定“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而大陆方面则认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已经结束。这是目前两岸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的底线,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难点。

  随着讨论的深入,两岸分别提出了一些解套方案,与过去相比,都有一定的新意,但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与问题。

  大陆方面:有些方案提出两岸之间是“政权”或“政府”的关系,或“法政系统”“政治法人”“政治实体”的关系,或“一国两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一国两府”等等,这与以往的提法相比,有明显的改变。但都反对台湾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说法。也有不少方案不愿意把台湾当局定位为“政府”,而只提“政治法人”“政治实体”以及“政权”。多数方案未能说明两岸的“政治法人”“政治实体”“政权”“政府”的名称是什么,避免涉及“中华民国”,也很少涉及两岸在国际上的定位。

  台湾方面:所有方案都要大陆承认或不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而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对等的地位。所有的方案都不仅要处理两岸关系的定位问题,而且力图同时解决在国际上“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的问题。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政府、宪法的存在,两岸在国家、政府、宪法上的平等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是主权国家,应当参与所有的国际活动。主权不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独享,“中华民国”有权共享。

  总之,台湾方面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否则政治定位不能解决;而大陆方面则认为如果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就会导致“两个中国”。

  

  

二、最受关注的两个方案

  如何面对“中华民国”这一关键问题?近来,两岸学者已经有了一些互动,做出一些善意的回应,开始提出一些可以作为协商基础的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台湾学者张亚中的“一中三宪论”与大陆学者刘国深的“球体理论”。

  张亚中提出“整个中国”,“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概念,明确表示:“两岸同属整个中国”,并互相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两岸通过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和平框架,建构“一中三宪”,实现两岸与全球华人融为一体。这个方案从两岸来看,是平等关系,并非中央与地方的归属关系,即“整个中国内部两个具有宪政秩序之政治实体的平等关系”。两岸成立“共同体”,双方“各有主体、共有主体”,互相以“北京中国”与“台北中国”相称。从国际来看,“主权共有,主权共用”,在“整个中国”之下,两岸共同以会员国身份存在于国际组织,或是以“两岸三席”的方式,两岸共组一个“两岸共同体”或“中华共同体”,再让台湾以“台北中国”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

  刘国深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这一“国家球体”的表皮目前是由红蓝双色构成的,因为中国境内存在着两个竞争国家代表权的政权,她们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和场合代表着这个球体。中国大陆在绝大多数场合代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行使着“代表中国”的政治功能。双方形成了事实上“一体两面”的关系。

  有些学者已经对上述两种看法进行过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张亚中认同“两岸同属整个中国”,并互相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与大陆方面有一定的交集。他不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是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构出“整个中国”,即“一中三宪”,也很有新意。

  但在他的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的架构。他没有使用“主权”“国家”这样的概念,而是以“最高权力”、“具有宪政秩序之政治实体”(或称“宪政秩序主体”)、“对外事务方面的权威(authority)(1)。这样的概念来取代,实际上这些概念仍然是指“主权”“国家”,而不可能有其他的含义,估计谁也无法说清其中的本质差别。

  二是主张“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享有主权。他提出“双方在国际组织共同出现”;“两岸共同以会员国身份存在于国际组织”(2),中国主权“既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中华民国所能独占与独享”(3)。

  此外,他还指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台湾没有多大的争议。可是,北京还没有“接受中华民国和自信”,或者说,“对北京而言,接受台北为一个‘宪政秩序主体’,只是接受事实的现状而已”(4)。从这前后两句话可以看出,所谓“宪政秩序主体”就是“中华民国”。

  由此可见,张亚中始终就坚持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

  刘国深的看法则对台湾方面提出的“不应回避中华民国”做出回应,敢于面对“中华民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华民国”作为政权或政府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应当说是在原来不愿面对“中华民国”的底线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此外,两岸学者之间还有一些交集:

  例如,包宗和在“一中共表”中提到: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际代表中国大陆之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是实际代表中国台湾之唯一合法政府,这一说法与刘国深的“球体理论”有交集之处。但包宗和强调“要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分别存在的事实”(5)。这是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

  又如,杨开煌提出,在处理涉外议题上必须将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国家从事外交活动,而政府从事外事活动,两岸各有的“国家外交”依现行国际法行之。这与某些大陆学者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当然,杨开煌还主张:在大陆地区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而在台湾地区就存在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在中国的领土上,目前存在着两组重迭的国家与政府的关系(6)。这也就坚持了“主权国家”的底线。

  再如,戴瑞明提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看法(7)。张亚中也说:如果最后的签署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名义签署,当然最理想。这与某些大陆学者也有交集。但邵宗海加上了“对等性”原则,坦率地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如果中国大陆是国家,台湾就是国家;如果中国大陆是中央政府,台湾就是中央政府”(8)。这样就成了两个国家、两个中央政府了。

  介绍上述情况是为了说明:两岸学者都为破解难题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张亚中、刘国深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他们的说法都与以往有相当大的不同,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双方存在不同的表现:台湾学者吸收或接受大陆的某些观点,促使彼此有了某些共识,这是善意的表现,应当得到肯定,但他们始终坚持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刘国深则是在原来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的底线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当时邵宗海就表示“大陆学者论文已能公开讲述中华民国,这是一项进步”(9),因而特别引起台湾方面的兴趣。由此可见,虽然二位都提出了个人的创意,但二者之间在对待双方原有的“底线”上则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一点是不应当忽视的。

  

  

三、两个瓶颈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能不能突破原有的“底线”是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瓶颈。此外,从两岸关系的现状来看,在近期内没有进行政治协商的可能,换句话说,解决两岸政治定位的条件尚未成熟,这是第二个瓶颈。要如何面对这两个瓶颈?这是当前应当研究的问题。

  

  1,是否敢于突破底线?

  如果真要解决难题,双方就需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于对方的善意,要做出善意的回应,要鼓励对方与自己合作,这样才能推进难题的解决。“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法,使冲突各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如果一方敢于突破底线,另一方也有同样的回应,从原有的底线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对于解决难题就有可能前进一步。反之,如果一方做出让步,而另一方却坚持原有的底线,双方又陷入僵局。一方让步,一方不让步,还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妥协才有可能得到双赢。因此,要解决两岸的难题就需要互相妥协,双方都要做出让步,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东西,寻求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要做到任何一方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虽不满意,但可接受”,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张亚中们、刘国深们的创意,在两岸处在“首发”的地位,属于“个人行为”,他们都还没有得到两岸官方的认可,也未成为台湾或大陆的主流民意。他们都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如果做出让步的一方由于没有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他们自己就没有理由再做出新的让步,而别人则可能认为他们让步得太快、太多,而不给予支持。这样,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夭折,这将是十分可惜的。因此,现在的关键在于尚未做出让步的一方是否敢于突破原有的底线,“球”已经在台湾一方了。

  当然,处在“首发”“先行”的地位,要冒相当的风险,要从原有的底线上让步,更可能要面对自己人的责难。在台湾,困难会更大些。台湾学者汤绍成指出:“对内双方都是地区,对外双方都是国家。这是已经国民党的政策”(10)。可见这就是台湾当局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方面的立场与底线。因此台湾学者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一底线,什么时候才会突破这一底线,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是否存在解决难题的意愿?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在“先经济后政治”前提下,台湾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不谈政治,10月19日马英九再次表示,两岸还有许多经济议题,因此不会将政治议题纳入讨论。实际上,即使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政治议题也很难提上日程。有一位台湾学者认为“只要马英九坚持‘不统’,政治定位问题就不想解决”,两岸不可能谈判政治定位问题。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同时,台湾主流民意主张“维持现状”,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难题。台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很大分歧,要取得共识十分困难。再加上复杂的国际因素。这一切都表明台湾当局在近期内没有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意愿。

  从大陆方面来说,目前也认同“先经济后政治”,不急于协商政治难题。而且大陆内部对于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也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可见,要真正解决这一难题为时尚早。这一个瓶颈与比前者相比,应当是更加棘手的问题。

  

  

四、学界可以有所作为

  

  由于存在以上两个瓶颈,所以目前只能“搁置争议”,换句话说,目前还处于“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期准备阶段”,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要留待条件成熟以后解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在现有条件下,两岸学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为破解政治难题做好准备。两岸政治学者可以就现有的各种方案进行讨论,首先是张亚中与刘国深的方案,坦诚地提出意见与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或在现有基础上拟出更好的方案。实际上,再好的方案也未必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首先,两岸学者提出的方案都需要有一个“说服内部,争取支持”的过程,使自己的方案分别符合大陆或台湾的主流民意。其次,在两岸之间,则需要通过交流、沟通,增进互信,增进共识,提出一个或几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为破解难题做好准备,也为将来的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提出新的方案时,首先应当考虑以下两点:大陆学者不应当回避“中华民国”,台湾学者不应当违背“非国与国关系”;要在张、刘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而不要倒退。

  2、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对两岸关系发展前景要有各自的或共同的“论述”。两岸通过各个方面的大交流,积累政治互信,为两岸政治对话创造条件,这是必要的,但有人以为只要通过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两岸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不以为然,我同意张亚中的看法,“政治问题还需要政治解决”,经济、文化只是助力罢了(11)。现在台湾方面有人提出具体建议,例如成立“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或“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也有人认为应当先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学术顾问委员会”,这都体现了“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的思考,是值得重视的。我认为建构上述“论述”应当是这些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要让大家明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怎么走,只有达成了共同的论述,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两岸学界都应当在这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10月初稿,11月修订。

  

  注释:

  (1) 张亚中:《统合方略》,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43-44页。

  (2) 同上,第47,48页。

  (3) 张亚中:《追忆汪道涵先生的共同缔造论》,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2-28

  (4) 同注1,第24,181,183页。

  (5) 包宗和:《一个超越历史局限的两岸观:迎向“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新路线》,见蔡朝明主编:《论两岸关系新路向》,台北,远景基金会,2009年,第189-200页。

  (6) 杨开煌:《“胡六点“后推动两岸和平稳定政治关系之芻议》,《中国评论》2009年第5期。

  (7) 戴瑞明:《面对“一个中国”:从互不承认到互不否认到尊重现实》,见张亚中主编:《两岸政治定位探索》,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176页。

  (8) 邵宗海:《解决两岸政治谈判中“台湾定位”的问题》,见张亚中主编:《两岸政治定位探索》,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2010年,第201页。

  (9) 《大陆学者论文首见“中华民国”》,《联合早报》2009年11月15日。

  (10) 汤绍成:《两岸关系:国民党的政策与观点》,《中央日報網路報》,2010年3月29日。

  (11) 张亚中:《从“一德各表”到“一中同表”:德国统一经验的反思》,《中国评论》201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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