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重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1 次 更新时间:2010-12-11 22: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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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庸俗社会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针对当时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指出,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十月革命后,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20—30年代曾相当流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极“左”的思想文化派别虽然遭到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的多次批判,但它们的思想理论影响却一直留存了下来,不仅影响到了日后的苏联,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苏联时代早期,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识别。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曾对庸俗社会学进行过批判,但因受到干扰,进行得并不彻底,致使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存在到80年代。

   在上世纪20—30年代,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庸俗社会学也传到了我国。新中国开启的第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带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庸俗社会学把文艺直接从属于社会经济形态,而当时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直接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切入的,指斥它不能适应从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的转变。庸俗社会学不是从作品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考察文艺现象,而是从社会学的抽象概念、抽象要求出发苛求于作家和作品。当时对待电影《武训传》,恰恰没有具体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内容——农民没文化所受到的百般欺诈和沉重压迫,而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武训所代表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农民所迸发出来的对兴教办学的无比渴望。批判者不去具体分析这些客观的现实内容,不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是要求农民应一律揭竿造反。如果像武训那样,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行乞兴学”,救世济贫,通过启蒙识字让人民群众减轻苦难,就是“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这无疑是脱离现实要求的。[5]而正是这种主观设定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评价标准,为日后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开了先河。?

   庸俗社会学在我国最明显的一次泛滥,是1960年在反修名义下在文艺界和思想理论界发起的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判。本来,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巴人、王淑明提出人道主义、人性问题以及钱谷融提出“文学就是人学”等论题,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对文学思潮起了“推进、拓展、丰富的作用”[6],如果能吸收这些有益的论断,对我国文艺的发展无疑是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在“反修”的政治形势下,在“政治即文艺”这一公式的指导下,强行发动了这场批判运动。其后果是更加强化了艺术从属于政治、“政治即艺术”的命题,并把这一理念上升为一种方针政策;同时,对人性和人道主义具体而复杂的阶级内容,也不加分辨,一概予以否定,将一切人类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不做具体分析,统统都庸俗化、简单化地涂抹上了阶级色彩。自此,人们谈“人”色变,“人情”、“人性”、“人学”、“人道主义”、甚至“人民性”在此后的20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界一个禁忌的话题。?

   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庸俗社会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庸俗社会学由“唯阶级论”、“唯成分论”恶性发展成反动的“血统论”,一切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都被视为“毒草”,被列入扫除之列;一切剥削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残酷的批判和打击,对一切过往的思想观念,都不加分析,被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统统地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几乎所有古典文献都被封存,文化遗产和古迹遭到惨不忍睹的破坏。真理、道德和艺术失去了独立的客观价值,阶级斗争被歪曲成了庸俗的暴力论。?

   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同在中国从来没有认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直接相关。庸俗社会学观点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有时甚至还大肆泛滥,大行其道。尽管改革开放初期,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艺理论界在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上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但这种认识的提高也仅仅限于文艺理论界的狭小范围;而过去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泛滥则是存在于整个教育界、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广大范围,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留有很多没有波及的死角。正是这个缘故,虽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经过了30年,在今天的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仍然不难发见,有时甚至浮现到舆论的前台,显出一派活跃的气象来。而危险的是,人们对这种状况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仅未能识破它的错误及其理论根源,有效地对其加以抵制和批判,相反地,还任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到处肆无忌惮地横行和泛滥。?

   庸俗社会学在理论上具有广泛的危害性。它渗透的学术理论领域甚广,不仅渗透于文艺学、历史学领域,还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法学等等各方面。在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表现和危害。更严重的是,它貌似革命,冒充马克思主义,往往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不易识别,容易上当受骗。?

   在实践上,庸俗社会学的危害十分明显。它被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用无限夸大的、庸俗化的阶级性,用极端狭隘的、绝对化的阶级制约性观点,拒绝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积极价值一概当作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放弃利用人类文明的有效工具和利器,这正像给瓷器钻眼儿打孔,放着现成的金刚钻不用,却选用原始工具一样愚蠢。在全球化条件下,在科技革命竞赛和商品竞争大战中,如果继续这样,必然败下阵来。?

  

     三、民粹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融汇合流相互补充渗透,冲击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所以,它们有着交汇融合的社会条件,具有汇合成一股同质思潮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民粹主义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反映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封建专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对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非正义的反抗情绪,一方面代表着社会中下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和抗议,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奴役和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它主要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潮。?

   庸俗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同时,庸俗社会学的产生部分地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学附庸、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结果。上述两种情况的合力共同助长了庸俗社会学思潮,并长期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产生于共同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它们从不同出发点出发,殊途同归,患了一种共同的病症——革命急性病。民粹主义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本性,惧怕、厌恶资本主义,企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则是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主张清除社会主义的一切杂质,反对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追求100%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也是要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直接达到社会主义。所以,二者在罔顾现实客观可能性、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上有着共同的特征。?

   正是在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上的这种共同性,民粹主义急进派和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其源头上就有联手合流的倾向。我们知道,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俄国急进民粹派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传播到了俄国,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急进主义批判,他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他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俄国民粹主义急进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特卡乔夫,早在18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中就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把唯物史观庸俗化。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日后极“左”文化派别的极端功利主义文化观,实际上就是把上述民粹派人物抽象理解的有关好处、利益和目的适用性的思想添加上阶级词句的佐料,而成了庸俗社会学的货色。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过程中,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前进派”集团,和多少依附于该集团的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包括М.波克罗夫斯基、В.弗里奇、В.舒利亚季科夫和С.沃尔斯基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提出了一套极“左”类型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发展到20世纪头10年,急进的民粹主义与极“左”类型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已经融汇合流,难分彼此,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越左越革命”的思想政治氛围。?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和向广大范围的迅速传播,一部分旧知识分子为适应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把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明显可感觉到的、给社会主义文化到来严重危害的现象。在文化建设方面,建立在滥用阶级斗争观念基础上的蛊惑宣传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来自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有关阶级的体验和无产阶级文化观,在20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为摒弃旧文化遗产,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极“左”口号和理论,如取消学校、消灭音乐,把艺术溶入生产和生活(“列夫”的主张),等等。这种否定一切的极“左”的思想形态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性。?

   把批判和斗争绝对化,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急进派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共同思想行为特征。民粹主义强调批判对于文化的作用,原本是有进步和革命意义的,但它把批判和斗争推崇到了绝对化的地步。在民粹主义那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巴枯宁有一句名言:“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破坏对巴枯宁来说,不仅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7]。这里实际上把破坏的价值绝对化,导致了对破坏、暴力、斗争、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争代替了创造,而一旦用批判和斗争代替创造,就会带来道德的消亡。?

从实用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出发,奉行文化虚无主义,是急进派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另一特征。从俄国民粹主义急进派到无产阶级文化派,都突出表现出了这一思想行为特质。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是皮萨列夫恰发展了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容易走入极端的那些方面。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他观察事物大都是从有用和功利出发的。他认为“最有用的”是自然科学,而美学和思辨性的哲学是“无益”、“无用的”,因此他主张“美学毁灭论”,对普希金和谢德林加以否定,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也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这种思想主张在急进派民粹主义的重要文献《革命者的基本信条》中得到了某种回应:“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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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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