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人心似水,民动为烟”

——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6 次 更新时间:2010-12-08 22: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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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晚清时代,北京文士对《红楼梦》的热爱就已经到了“开口必谈”的地步。而在整个20世纪汗牛充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这样几个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订使我们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蓝、李的文章终于将《红楼梦》研究由考据学推进到文学领域,而由胡适考据派的垄断造成的《红楼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则是由于1954年毛泽东亲自介入而展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而今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重新回首当年的讨论,当然既是为了对我们的前人作出“同情的理解”,同时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之启发意义。只是今天的年青人对那场震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讨论,恐怕已是感到陌生,所以许多事情,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大人物”与“小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大教授俞平伯也正好49岁。不必言及他显赫的世家(俞先生的曾祖俞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清代杰出的经学家和诗人,《群经评议》、《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以及《七侠五艺》的改编者),作为新文学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学者,这位194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7月1日的红旗雨》讴歌建党28周年的教授,毫无疑问是当时被新社会器重的“大人物”。

  只不过,由于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之后的历史叙述,把他推向被“红”批评的“白”的一方,今天就很少有人知晓俞先生与左翼文化界以及早期中共的深刻渊源了。早在1920年代初,中共创办上海大学,宣传社会主义并培养年青党员,俞平伯就任教于该校文学系,与瞿秋白、矛盾、邓中夏等“革命党”同事,当时的俞先生起码属于颜色偏红一族,这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进步文学青年丁玲和密友王剑虹(瞿秋白的爱人)都是俞的学生,丁玲后来的回忆,勾勒出一个顽皮女生眼中的名人兼名师形象: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韫籍的词句中,给人以感染。

  将“革命倾向”与“诗和学问”凝聚在一起的独特校园氛围,自然最集中体现在俞平伯的同事瞿秋白身上。丁玲眼中日常的瞿秋白是这样的洒脱:

  他每天穿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精制的小石块上。

  这回忆使人惊讶地看到,当年身居革命要职而又忘情其于中国古典世界的瞿秋白,与他年青的“进步同事”俞平伯在气质与趣味上,其实并不乏相似之处。

  1954年《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俞平伯被树为了“胡适派”的代表,这其实是大有些冤枉的。因为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俞先生长期被视为“鲁迅派”(俞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第一篇小说《花匠》即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知识圈的“公议”里,这恰好与胡适为代表的“没有中国学问”的美国方法“搬运夫”们相对立。鲁迅的老弟周作人1932年划分新文学流派的纲领性文献《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胡适代表的美国留学生派的创作讽刺为“透明无味”的“水晶球”,而作为其对立面加以肯定的,恰是俞平伯的“深厚韫籍”的“中国现代性”。而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率先对胡适派“新红学”进行批评的,实际上倒正是俞平伯(早在1925年,俞就提出必须从“文学”而不是“考据”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余英时还考证出,把胡适的“唯心主义方法”搞到登峰造极的应该算周汝昌(及其1953年的《红楼梦新证》),而讽刺性的却是:1954年俞被树为胡适派代表时,恰是“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漫骂”。

  而在1954年的大讨论中,与俞平伯这位“大人物”对举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在写作引发大讨论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还是犀利、淳朴、气盛的山东大学高年级大学生,只不过“萝卜虽小却长对了地垄”,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在与华东大学合校后,人才荟萃,其文科之“学术水平”并不输于俞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学(其能包纳新学问、新思想或许还在其上)。山大的两任校长成仿吾和华岗,前者是30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后者作为文艺理论家,与左翼文学理论的旗手胡风关系极为密切,都算是左翼文化界的理论领军人物。何况名师出高徒,给蓝、李这班同学上古典文学课讲解《红楼梦》的教授,即是当年与俞平伯同时驰名五四文坛的女作家冯沅君(老舍、沈从文、丁西林、高亨、高兰、陆侃如均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此,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讨论自然要涉及到新文学旧纷争,更进一步牵动了左翼文学理论内部绵延不息的争论。

  实际上,1955年,胡风也正是在毛泽东鼓励“小人物”的指示感召下,才写了著名的“30万言书”,在替被文艺界的领导人长期压迫的广大“小人物”抒发愤懑与不平之余,更重新揭开了左翼内部的旧伤疤。根据聂甘弩的回忆,胡风当时猜测,“小人物”之所以被压制,乃是由于领导文艺界的周扬得到了“南北两乔木”(胡乔木和乔冠华)的支持,而被视为党内两大笔杆子的“两乔木”都是俞平伯的得意门生,这才使得主管《文艺报》的冯雪峰不敢开罪俞平伯这个“大人物”。1965年胡风被“监外执行”,迁居四川,聂甘弩送他的礼物竞是俞平伯校勘的《红楼梦》80回本(聂因为受胡案牵连,不但被免去中南文联主席之职,而且投身革命多年,竟然连党籍也搞丢了),意思是让胡风学习俞平伯,好好研究《红楼梦》,少在人事关系上捕风捉影自寻烦恼――或者说,经此一劫,能够锻炼得无知无欲,牢骚太盛防肠断,何妨也“因色见空”。

  今天看来,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中的“大人物”俞平伯,以及其批评者“小人物”蓝翎、李希凡,既然分别被树为“典型”,其实也就清楚地表明:作为“典型”,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针对文化秩序的符号化、或者比喻性的说法,也就是说并不专门针对他们这三个具体的人,1954年的讨论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正是毛泽东提议将俞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结尾,他还特别慎重地加上了对俞平伯“当然是要采取团结的态度”的关键一句。1956年科学院评职称,周总理、胡乔木等均赞成将俞评为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其中的理由就是俞“有真才实学”,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红楼梦》发行量达14万(“毛选”发行量当时只有5万),俞平伯所作的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将历史上辗转传抄的《红楼梦》各种版本比对校勘,特别是将前80回从程伟元、高鹗“混编出版”的120回本中剥离出来,基本恢复了曹雪芹创作的原貌,属于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史”。据说毛得知后很高兴。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组织北京昆曲研究社,康生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出钱出力,很是投入。倒是对写出了重量级理论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毛泽东后来说了更为严厉的话:1957年3月16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今天看来,1954年当然算是严肃的理论论争,是毫无疑问的“文斗”,而绝非触及灵魂与肉体的“武斗”,《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并非后人所简单理解的“大批判”和“整人”,历史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到在党内的“人脉”,俞先生原本也并不见得比别人浅,论萝卜也是里面红的“心里美”。当然尤其不好说蓝、李禀承“圣旨”整肃俞先生,事情全都是毛泽东事先布置下的局,事实是:毛泽东确实是偶然看到了蓝、李的文章,赞赏之余,江青推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未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给政治局的)字数很少,但立意甚高,爱才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确乎是旷世手笔,半个世纪过后再读,令人感慨系之。

  

  二,范式危机、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

  

  从现代文化历史上看,被毛泽东批评、反对过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胡适之先生。而今胡适重新成为学术“正统”、摩登圣人,势头压倒鲁迅,以至于文化界几乎重新回到了“开口必谈胡适之”的时代,我们恐怕就更加不必随波逐流,也跟着去拍马屁、当“追星族”了。

  胡适代表的“新红学”属于“浅薄而不长进”,其实早就陷入“范式危机”,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势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这一点的,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更不仅仅是蓝、李两个小人物,如今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余先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重镇,如果论意识形态色彩,他该属于偏白而非偏红的,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适学术研究的毛病其实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余英时的理由是,一切科学学科都由“范式”和“技术”两部分构成,技术失误固然贻笑大方,但如果范式或者前提错了,则技术再好也毫无用场,好比一旦开普勒假定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无论他在研究手段和技术上如何先进和精密,最终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自身范式的荒谬而已。而自《红楼梦》诞生后产生的两大“红学”流派:索引派和考据派,犯的恰恰正是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前提的错误。

  比如以蔡元培所代表的“索引派”的研究前提是:《红楼梦》乃一部“排满”的民族主义小说,是抒写汉人亡国之恨的影射之作,这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却最终不能不使“红学”成为清史之“野史”的猜谜和捕风捉影。而胡适所代表的“考据派”则更糟,它将《红楼梦》理解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使得红学沦为“曹学”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家谱研究”不可避免。索引派和考据派都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范式错误:就是忘了《红楼梦》首先是文学、是小说这个起码的事实。

  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汗牛充栋、“失事求似”,乃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的”,则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个问题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1963年终于才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适时一语中的置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就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因而才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反证”。――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上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却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毛泽东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胡适不但是个“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胡适之校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以将黄侃开掉(黄侃是俞平伯的主婚人之一),随口即可解散北大一个学科的地步,因此,搞学问混进文化圈,不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恐怕绝是不行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身处在考据派的研究范式中,就永远不会发现胡适有什么错误,身处在胡适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中,也就永远不会怀疑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荒谬。即使有人指出胡适派明显的错误,他也不会被整个文化秩序所接纳和理解,这也就是深谙学术界即名利场的余英时所说的:“明白人不是没有,只是有也没用”。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来阅读和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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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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