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亲戚的国家”和“朋友的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2 次 更新时间:2010-12-05 19:03

何三畏  

 

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吴稼祥先生在中南海做文书,行走于最上层,服务于大人物。他爱记日记。笔者看到他整理出版的日记电子版,在“亲戚的国家”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一段话——

据说,这是匈牙利一位作家对自己祖国的称呼,是他一部著作的名字。用在匈牙利,也许不甚合适,但用在我国,就贴切得多了。我在会上谈到,我们目前的干部制度,不甚完备,封建时代的某些官制颇值得我们考虑,比如回避制度。兆国颇有同感。他说,有一个山西干部对他说,终明清两代,只有两个山西人在山西当县令,其余的县令都是外省人来做的。而如今,几乎所有县委书记都是本省人或本县人。连省委书记都惟恐是外省人,专门挑本省人当。中组部副部长曹志说有一个市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发言说,“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此类事并不罕见。我们是兄弟姊妹七姑八姨的国家,不,是一个家族的国家,全国上下的裙带,像国旗一样飘扬。

这段话,2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普及了一个名词叫“亲戚资本主义”(也称“拉美化”),算是历史给了吴先生“亲戚的国家”一个回应。而吴先生日记中提到的“回避制”也已在今天的中国全面“回归”。全国省、市(地、州)、县党政主要领导,及主要部门的领导(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部门的“一把手”),基本上实现了“异地任职”。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60年前,胜利的革命大军自北方来。从县委书记到多数局的局长来自革命大军,家乡人民永远称他们为“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意味着资格,意味着不可置疑的正确。第一茬“南下干部”过去了,接任者还是他们的血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到吴稼祥先生写下上面那一段日记的时期,我县出现了第一位本土县委书记,系因“南下干部”治理我县时,犯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投机倒把”,“倒卖”桐油。这点事,确实不算事,今天的人们只能把它作为感慨系之的谈资。但好歹这位先生是“下台”了,由此迎来了他的本土继任。

“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幽默和夸张,用来形容部分地方政权家族化的现象。当时人们纠结于此的背景,即以为社会腐败的源头在于官场“亲戚”太多。

大概吴先生日记中表达的信息,在当时代表了体制内的主流。“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过去以后,主要领导“异地任职”渐成常态。记得七八年以前,笔者看到报纸上登过新华社报道,某省省委书记表示,他治下的省,要在年内完成县以上主要领导全部异地任职。可见这是一种引领时尚的风潮。到目前为止,“异地任职”和“年龄台阶”两样,已成为中国遵守得最好的政治秩序。

但这有时也有点麻烦。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突然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官,可能出现什么景观?笔者认识某地一位副市长,他说有个新上任的外省领导,是拿着地图找来的。这至少在形式上复古了封建时代的外派官员风采。设想苏东坡到杭州去履新,不带地图也要问路呀。

总之,今天借鉴古时的官员回避制可说大功告成了,而且在异地化的基础上,还换得很快。以我的故乡为例,新世纪十年,已有过六位,现任的应该是第七位县委书记了。其中有的只是几个月,刚来得及改变前任制订的县城规划,卖县城两宗土地,就被调走了。

现在,不再是“亲戚的国家”了,也不和“二舅”一起开会了。但这样官员是不是就更廉洁了呢?我觉得这要从为什么封建时代异地任职就“有利于反腐败”说起。

封建时代,钱庄很初级,跨省“支票”肯定是不好通兑的。搜刮一点现钞吧,硬通货是金属炼制的,携带很不方便。我设想,那个时代的“纪委”只要在跨省驿站设立一些观察哨,发现官员告老返乡时箱子太沉,开箱查验一下就可以查明一些案子了。

但这道“天然反腐屏障”,在现代社会不成立了。现在的贪官,都大手笔地把钱洗来洗去,国内国外,都只看支票上的数字,没有称斤衡两的麻烦。

封建时代人口流动本来就少,在外省县城的官场遇到“二舅”的可能性很小。而封建政权到了县城已是强弩之末,皇权在县以下基本懒得管了,管的方面也只是收税。官方依靠乡村社会的宗法力量,规范社会秩序,解决日常矛盾已经足够。一个外省人来做主要领导,虽也一言九鼎,但今天的主要领导必须管的许多事情,那时可以不管。另外,一旦有什么异动,或做事太不公道,民众还可以上访。当时的皇权出于对家天下的爱护,鼓励民间举报外派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可是,以今天的信息技术、交通条件、银行制度和法律环境,“异地任职”未必能遏制“异地腐败”。今天的各级主要领导,人权、事权、财权一手包干。有人说过,跟国家元首相比,县委书记只是少了外交权和军事权。

当一位县委书记从异地降临,跟着,和他有关系的公司,就承包工程、购买土地来了。但过去的年代,县大老爷从异地带一个公司来,恐怕比较难。

当然,这么对比下去意思并不大。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要不要自下而上的本土认同?

我设想,一个本土出生的县委书记,在家乡会更顾忌自己的形象。他要在电视上讲着大话,可能多少也有点不好意思。早年的街坊邻居会说,哇,那不是狗娃子吗,怎么说的话我们现在都听不懂啦,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中了风。如果他实在做得不可理喻,令人忍无可忍,他的邻居大妈,他的中学老师,也许会找到他的妈妈说,你儿子怎么啦,是不是管教一下?如此等等,都可能是本土官员的“限制因素”。

此外,一个过去不生长在这里,以后也不打算在这里居住的人,凭什么让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民充满感情?他凭什么向这里的人民负责?这是封建时代“回避制”回避了的“人性的漏洞”。

实行了“异地任职”,看上去不再是一个“亲上加亲”的国家,但社会已不同以往,裙带关系已以现代的方式广泛渗透,距离不是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亲戚的国家”。不过,从某种层面讲,现在也不妨说是“朋友的国家”了,有时新来的领导,会以本土为基地,建立起一个“政治朋友圈”。或许更准确地说,政治利益朋党化。

事实上,在地方政治中避免亲戚化并不难,难的是切断这种“亲戚”间的联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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