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在这个时候，来自全国省会、大城市政府的政策咨询工作者齐聚南国名城南宁，以“共商经济结构调整大计，共创决策咨询工作新局面”为主题，深入讨论如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广泛交流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经验，对于深入理解和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正处于因时顺变、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头。一方面，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关键时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是指导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特别强调，“十二五”规划要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要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我认为，这是中央在全面分析当前形势、世情国情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咨询研究工作，推动经济社会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年前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为应对危机，我国实施了力度空前的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同时也付出了通胀预期加大、结构调整迟滞的代价。今后，应对危机，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今年以来由于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不同国家经济表现差异很大，主要矛盾各有不同，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的复杂性明显增加。美日欧等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负债率居高不下，通货依然紧缩；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经济出现某些过热迹象，物价走高、资产泡沫较为严重。这种态势使得各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去年那样协同一致地采取刺激政策。欧洲国家为治理财政风险，加大了紧缩财政支出的力度，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为治理通胀和通胀预期，采取了收紧货币信贷的政策，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采取新一轮的“量化宽松”的货币刺激政策，虽然符合他们的当前需要和本国利益，但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
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走出危机阴影，持续健康推进我国的现代化，需要我们深刻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理性反思应对危机的措施，深入探讨应对危机的根本之策，对导致危机的根源、应对危机的措施和今后的政策走向，有必要进行再认识、再思考、再选择。我认为，关于此次危机及其应对，至少有以下五点需要我们深度思考。一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对现存经济发展方式、全球经济体系深层次矛盾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强制性矫正。它的发生是坏事也是好事，它避免了全球经济在不健康的轨道上滑得更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性改革和调整的重大课题。二是每次经济危机过后都会面临经济衰退，危机带来的冲击需要时间来消化和调整，需要付出成本和痛苦的代价。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可能例外。三是为避免危机造成经济崩溃和深度衰退的灾难性后果，采取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应当充分利用刺激政策赢得的时间和喘息机会，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急迫问题和导致危机发生的突出矛盾，并使刺激政策适时稳步退出。刺激政策的运用应以避免产生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为底线，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应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不能依靠经济刺激实现复苏，更不能依靠经济刺激走向繁荣，特别是叠加性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尤其不可能企望通过经济刺激来解决。慎用经济刺激政策，是各个国家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世界货币发钞国应当负起的责任。四是每次经济危机必然伴随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新一轮的繁荣有赖于新的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走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也将从根本上取决于这方面的进展，而不可能是频繁的无节制的经济刺激。五是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必须铲除导致危机的根源，根本改革不合理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制度和秩序，重建全球经济金融秩序，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高达10%左右，人均GDP由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迅速提高到目前的4000美元左右，我国由一个低收入国家一跃而即将变成中上等收入国家。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在继续经历或长或短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进入一个增速相对较低的平稳增长阶段。从各种因素和迹象分析，这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可能在“十二五”期间到来。增长阶段转换，一方面要避免经济和社会震荡，实现平滑过渡；另一方面增速虽然放慢，但对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更高。要看到，我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在方式比较粗放、各种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不对这种方式加以改变，那么，即使“十二五”时期能够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平稳发展，“十三五”时期也肯定会有极大的可能性遇到难以想像的来自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和挑战，甚至不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努力实现经济由“三外”向“三内”的转变，即从比较多地依靠外需拉动、外延扩张、外部刺激向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内涵发展、内生增长的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之策，也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实现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需要找准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病因”，对症下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资源禀赋和全球分工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缺陷有关。对于属于发展阶段的问题，虽然不可能整体逾越，但过程应尽可能缩短，并争取局部跨越；对于属于资源禀赋和全球分工的问题，我们既要发挥比较优势，又不能甘于、安于现状，应尽力争取有所改变，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综合优势；而对于属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应当抓紧解决，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完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和资源税费及其管理体制，兴利除弊，加快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促进今明两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综合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可以看出：去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今年是最为复杂的一年，那么明年很可能成为最为关键的一年。去年投资超常规增长，今年出口大幅回升的因素，明年将不复存在，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刺激政策造成美元贬值、热钱涌入等问题更为严峻，明年我国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个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难度。摆脱危机困扰，推动科学发展，做好“两个衔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必须以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做好咨询研究工作，为各级决策者提供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咨询建议。
做好新形势下的咨询研究工作，应当改进研究方法，我认为应注意五个结合。
一是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相结合。理论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一定要重视理论研究，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中去认识规律、发现规律、掌握规律，但是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的研究工作，而是直接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的，承担着政府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任务。因此，我们应在理论指导下，更加重视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想政府之所想，想政府之将想，想政府之未想，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高质量的前瞻性服务。这也是我们既不同于一般研究机构，也不同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地方，是我们的职责所系和用武之地。
二是注重近处着手和远处着眼相结合。近期发展影响远期发展，远期发展目标规定着近期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研究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纾困解难之策，要与长远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要使当前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长期性问题的解决，不要为解一时之难而加重旧的问题、造成新的矛盾。
三是注重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相结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地方的发展都受到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谋划一个地区的发展，除了要详细解剖“当地”这只“麻雀”外，还必须有世界眼光和宏观视野，还必须把握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四是注重原创研究和再研究相结合。再研究就是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形成新的结论和判断。现在，研究分工越来越细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获取高水平研究成果越来越容易，没有必要任何研究都要从头开始。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原始创新，也需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再创新。只有站在前人、别人特别是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只有在前人和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新的理论和政策成果。
五是注重研究和调查实际相结合。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调查的升华；调查以“求实”，研究以“求是”。只有把调查与研究、“求实”与“求是”结合起来，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是”，在“求是”的思维中把握“实事”，才能拿出高水平、有科学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
做好新形势下的咨询研究工作，需要选好研究题目。“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由于区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各地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一样，甚至有较大差别。咨询研究工作应结合各地实际，提出当地推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现实紧迫课题和长远战略课题。对于服务于城市政府的咨询机构来说，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重点关注如何破解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例如，如何通过自主创新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如何通过妥善处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健康推进城市化，如何通过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建设低碳、宜居城市，如何通过加强城市管理打造和谐幸福城市等等。
科学发展需要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需要科学研究。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更好、更充分地发挥政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愿意与大家加强多层次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决策咨询工作的新局面，为完成“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此次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系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2010年11月10日在第24届全国省会、大城市政府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