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正名”:一种高贵的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6 次 更新时间:2010-11-28 23: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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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军  

  

  内容提要:孔子面对春秋乱世而提出“正名”的政治主张,却被现代学人在平等理念的观照下,以一种对等性的衡量定格了这一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意识背景下,“正名”内容被置换为现代性的权责观念,使得这一思想在现代运用过程中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正名”思想基于一种等级人格的塑造,包含了古典精神的高贵意蕴,却又区分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

  关键词:孔子;“正名”;高贵;功能化

  

  世界上的文明,有已经死了的,没有人会费心它是否还在活着;也有仍然鲜活,而不会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但对于中国的古代文明,它的死活至少是比较成问题的。曾经一度有人希望它快些死掉,或者就以为它真的死了,不然怎么会被称为“游魂”呢。现在么,许多学人正大论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某些思想可能是要让它死掉的,另一些思想则不妨发扬光大。但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做到意见统一,这种争论表明古代中国的文明纵然还活着,也一定活得很憋屈。尽管“取得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很令人生厌,但现代学人不还是充当着这种角色么?在精华与糟粕的取舍之间,许多思想被肆意提取,妄作理解。比如孔子的一句“礼之用,和为贵”一下子变得如此时髦,而另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却丝毫也提不得。或者他所声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会儿遭痛斥,一会儿却又有人说好话。这如果不是现代人理解得离心离德,难道还是孔子在前言不搭后语么?

  

  一、“正名”的前前后后

  

  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周王室大权旁落,各诸侯国纷争不止,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第十六》)。实际上,不仅仅是诸侯国之间陷入无道的局面,诸侯国内部也由于权力的争夺,而造成君臣父子失序。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尽管并无回天之力,却于栖皇之中坚信仁义精神之不可失,礼乐制度之不可无。孔子一生致力于将天下无道变有道,不过,若就其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而言,似乎很难有能让现代人称奇的高招。如果将孔子视为是为诸侯王献计献策的谋士,那么他的主张恐怕还不如《墨子》中的守城术那样来得吸引人。因是之故,孔子的政治主张多被现代人所轻率解读,如对于孔子面对君臣父子的失序状态所提出的“正名”思想,便是鲜明的一例。尽管论及其现代意义的人特多,却分明有意无意地遗其要义。

  《论语》中在两处不同的地方,记录着孔子所论及的“正名”思想。两处地方的具体情境有异,但所面临的现实政治状态则一,即都陷入于君臣父子的失序之中。其一处为: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第十二》)

  尽管这一处没有直接言名为“正名”,但通常认为这便是“正名”思想的具体内容。另一处则径直提出“正名”之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第十三》)

  通常认为,《论语》中记录的孔子言论,很多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在这里,前一处是针对于齐景公时失政于大夫,造成“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朱熹语)的局面,孔子才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后一处的“正名”则是具体针对于“正世子之名也”(刘宝楠语),亦即为流亡于卫国之外的蒯聩正世子之名。就齐、卫两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状况而言,整个儿就是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孔子无论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说“必也正名乎”,认定其在表达着同一种政治主张大概问题不大。众所周知,在春秋时代像齐、卫两国的这种政治状况,并非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孔子面对这样一种乱世,而一心致力于恢复天下有道的礼制秩序,“正名”便是作为这样一种努力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

  如果是作为一种应对乱世政治的招数,孔子的“正名”主张提得可谓既不新颖,亦不高明。连当时的子路一听都觉得很没劲,竟然张口就说孔子迂腐。子路这人是鲁莽了一点,但作为孔子的高足,必定也是有识见的人,他说孔子迂腐,自有现实的缘由。一来想必“正名”并非是孔子一时灵感迸发的创造,可能是平时多有提起而逐渐成熟为一种政治主张;二来作为一种现实的应对,这一主张对于想成就霸业的诸侯王而言,显得不够务实。后一点也可以从孔子奔走列国却鲜有功业看出来。这么说来,孔子的“正名”主张一开始就显得不够吸引人,按理说也不应该为现代学人所关注,但没想到偏偏就经常为人所论及。这一现象值得好好琢磨。

  现代学人关注孔子的“正名”思想,缘自两个方面的兴奋点。一是自认识论的框架出发,由荀子的《正名》篇上溯至孔子的“正名”;一是自意识形态的批判出发,由董仲舒的“三纲”说上溯至孔子的“正名”。以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眼光来看,古代思想文本中除了《墨子》中的“墨经”六篇,就要数《荀子》一书中的《正名》篇最值得现代学人称道了。通过一些认识论范畴的打理之后,便有了为人所熟知的“天官”“簿类”,“心有征知”一类的“哲学命题”出现。既然荀子如此得西方认识论的要旨,孔子的“正名”就不能不作为思想的源头,进入现代学人的法眼了。但传统思想之于现代学人而言,总是批判的热情高过继承的愿望,对于董仲舒的“三纲”说,可谓自“五四”以来就一直为人所不齿。他的那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与宋人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道,成为传统文化罪恶昭彰的两句标志性用语。“三纲”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孔子的“正名”,这就是现代学人关注的另一层缘由。从两个方面的关注焦点来看,都是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外围作战,这种做法如今大概已没什么市场了。不过,自后一方面而言,由于同时纠带着现代性的平等理念,使得从这一战线又衍生出另一战场,即围绕着董仲舒的“三纲”说与孔子的“正名”论之间的渊源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有人着力强调这一渊源,无非是要表明孔子与恶名远扬的“三纲”说脱不了干系,显示出对儒家的创始人毫不留情。与此不同,另一方面是有人出于对传统儒家的同情心态,力图将这一渊源切断,本意当然是希望保持孔子的某种“清白”。不过,无论是哪一情形,都说明董子的“三纲”思想要么令现代人生厌,要么让现代人避之而犹恐不及,而他们之间实则分享着共同的精神资源,此即现代性的平等理念。双方都表现出同样地热爱平等,而仅仅只是不一样地对待传统罢了。或许,两者之间的共同处比差异处更值得深究。可以说,正是双方这种平等的现代性精神理念,塑造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在今人心目中的基本形象。

  孔子自春秋时代道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现代学人给我们疏理的一个思想脉络是,至孟子而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荀子而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第九》),接下来就是董仲舒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第五十三》)。无论是力主自孔子而至董仲舒为一脉相承,还是声称董仲舒之“三纲”另有源头,双方在材料引证上并无太大差异,可见关键发生在理解上的不同。由于双方都秉持现代性的平等理念,又在董仲舒以君臣父子取法于“阳尊阴卑”的不对等性上理解相同,于是差异仅限于孔、孟、荀一系下来,他们对于君臣父子关系的论述,究竟是不是对等性的。笔者以为,就凭着上述的几句文本材料所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表达了对原始儒家是否愿意持一种同情姿态而已。正是现代学人出于这种对等性的衡量,定格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性意义。孔子所论君臣、父子关系是否具有对等性,似乎成为现代学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论及孔子“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进一步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

  

  二、功能化的误操作

  

  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通过现代学人的悉心研究,就其关涉的现代意义而言,往往被揭示出以下两方面的相关涵义:一方面是以“名”指名位,强调与名位相符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名位之间的对等性,即名位上的责任相互对等、互为条件。将“名位”的内涵置换为权利和责任,同时做出对等性的要求,这大概就是展开孔子“正名”思想现代运用的最强音。

  将某个职位赋予明确的权与责,并以此考察这一职位上的任职者,这一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操作方法,竟然方便地与孔子的“正名”思想贯通起来了。现代社会依然十分强调层级分化与功能差异,这充分体现在对不同职位的划分和规定上。它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另一方面又与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差异性相吻合。不同职位被确定不同的权与责,它意味着既要求与这一职位相称的人来承担,又要求承担这一职位的人,其所作为符合相应的权利与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循名责实”正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情形的表达,这里的“实”区别于一般的具体事物,而指某一职位上的人所需要达到的实际状态,“名”则是类似于职位的名称。在“名”与“实”之间,需要进一步分辨的其实不是“实”,而是“名”。前者主要是曾经惯于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打量,才会弄出麻烦来。就“名”而言,现代社会中的职位分途主要表达一种功能上的差异,在现代人看来,不同职位的划分主要出于一种功能意义的不同。正出于此,现代人可以颇为骄傲地宣称,在一种普遍人格的照耀下,总统与乞丐的差别,显示的不过是大厦的顶层与底层的差异而已。但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呢?因为古代社会中所运用的“名位”或“名份”,显然不仅仅对应于今天的“职位”,同时还包括“角色”。将类似于父子之间的不同角色,视为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不同,想必也不是所有现代人乐意接受的。但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赋予不同的角色以明确的权责,使得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关系越来越被功能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循名责实”无论是对职位,还是对角色,表达的都是一种类似的功能上的操作。而这一操作据说就显示出与“正名”思想所包含的观念相通,即强调履行与名位相符的责任。但恰恰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如果仅仅只是作这样一种了解,它甚至都难以与现代性的社会分工区分开来。这虽然大大方便了现代学人大谈“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却完全遮蔽了这一思想原本具备的深层义蕴。

  古代社会的“名位”可以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权与责吗?显然不行。古人的“名位”是有等级性的,而现代性的权责观念讲究的是平等。不过,现代学人会继续说,将“名位”的内涵置换为权与责的观念,不正是将古代思想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么?笔者以为,“运用”也还有一个是否得法的问题,总不能是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用。就这一具体“运用”而言,至少有买椟还珠之嫌。表达一种功能性上的分工,无需借助于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教科书上不是说“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社会分工么?其实,分工大概是所有群居动物的基本现象,只不过通常声称动物是出自本能而已,就人类而言则是社会现象。孔子所提“正名”思想显然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这一基本涵义在荀子表达的“明分”思想中更为清楚: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荀子·富国篇第十》)

  直至现代社会的权责观念,依然以这种分工现象为基础,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常识。古代的“正名”思想,或者现代的权责观念,显然都不在于表达出一种常识,而是就着社会分工来表达什么样的理念。可以说,分工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可谓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但具体赋予分工以一种什么样的意蕴,或者说如何来塑造这种分工的形象,那就是古今相别,中外有异了。常识告诉我们,社会需要分工,同时也告诉我们,分工就是一种差异。一方面是事有大小,另一方面人有智愚,不同的人胜任不同的事,而且必然形成高下不同,层级有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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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问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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